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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中國三千年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615812
- 條形碼：9787547615812 ; 978-7-5476-1581-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財政中國三千年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財政中國三千年》通過三條線索來考察中國歷史。
**條線索是財政要素（收入、支出、管理）的變遷史，即探討財政收入形式、支出項目、管理制度在各個歷史時期是如何變化并呈現出成長樣態的。
第二條線索是中華國家的成長史，即探討中華國家如何從城邦走向帝國并在晚清開始走向現代國家的。
第三條線索是公共權力的成長史，即探討財政權是如何從依托于人（依靠共同體領袖的個人權威并要求共同體中不同人群親身服役），變化為依托于土地財產（在君主擁有天下土地產權的基礎上向土地耕種者征收田賦），*后依托于主權（對工商業活動中的個人財產與收益征稅），在此過程中權力越來越理性化、公共化的。
財政中國三千年 內容簡介
本書是基于財政視域下中國的成長和現代轉型的基本過程與基本邏輯的研究，作者圍繞中國財政中產權安排、收入來源、支出責任與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建構方式，以及在歷史中的變遷充分梳理了中國財政史的主要發展脈絡，解釋了中國成長的內在財政邏輯及其向現代轉型的財政路徑與財政動因，呈現了三千年財政史的思想路徑。
財政中國三千年 目錄
導論 用財政之眼回望三千年中華
一、 財政與公共性
二、 國家與財政收入
三、 本書的安排
走向帝國 從稅人到稅地
**章 城邦時代的貢助國家及其解體
一、 在國家層面上的封建制度狀況
二、 在社會層面上的人口聚居狀況
三、 城邦時代以人為支撐點的貢助型財政
四、 封建制瓦解的現實
五、 作為帝國制度雛形的“王制”
六、 轉向以“土地”為支撐點來獲取財政收入
第二章 商鞅變法與家財帝國的籌建
一、 商鞅變法為帝國立基： 價值取向
二、 商鞅變法為帝國立基： 組織基礎
三、 商鞅變法為帝國立基： 體制結構
四、 商鞅變法中的重農： 一種競爭性帝國立國方式
五、 商鞅的歷史地位： 變法者何求？
第三章 管仲學派的商貿立國構想
一、 以掌控資源作為商貿立國的條件
二、 以商貿為手段來調控國內經濟與社會
三、 以商貿為手段贏得對外戰爭的勝利
四、 商貿立國的藝術手段： 貨幣、無形之稅、侈靡之術
五、 商貿立國的原則： 國家的公共性
六、 商貿立國原則的后世發展
**帝國 舍地而稅人
第四章 秦代建制與漢初家財帝國的重構
一、 秦對帝國制度的建構
二、 漢初對帝國制度的重構
三、 社會中的德性倫理對國家的柔化
四、 重構家財型財政
第五章 漢武帝財政改革與司馬遷的異議
一、 漢武帝財政改革的背景
二、 漢武帝財政改革的內容
三、 司馬遷及其對漢武帝財政改革的評論
四、 理解《平準書》中的“物盛而衰”
五、 “網疏而民富”的現代解讀
六、 漢初減稅： 沒有想象中的美好
第六章 回響二千年的鹽鐵大辯論
一、 國家職能定位： 積極與消極
二、 經濟政策選擇： 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
三、 暴利性資源商品管理方式： 國家壟斷與民間經營
四、 帝國治理在財政上的顯基因與隱基因
五、“鹽鐵會議”上的其他重要財政問題
第七章 帝國的制度病變與無力的財政挽救
一、 在國家層面上出現的制度病變
二、 在社會層面上出現的病變
三、 財政視野下豪強勢力的興起
四、 王莽的財政努力
五、 東漢諸帝在財政上的努力
六、 **帝國的滅亡及其遺產
第八章 南北競爭中君主與士族的財富爭奪戰
一、 南北競爭的總體背景
二、 “士族”盛極而衰背景下的南方財政
三、 重建君主產權的北方財政
四、 隋王朝以北統南的國家制度與財政基礎
第二帝國 從稅地鼎定到稅商突破
第九章新的帝國鼎定新的財政基礎
一、 唐初強大的帝國與不可持久的財政
二、 兩稅法興起的契機
三、 兩稅法改革
四、 第二帝國財政制度的初步成型
五、 唐宋間稅地財政制度的進一步鞏固
第十章 特別的大宋與稅商的突破
一、 作為特別存在的大宋帝國
二、 來自稅商的財政收入擴大
三、 公共性突出的支出職能與富有創造性的管理方式
四、 稅商突破的案例研究： 王安石變法
五、 財政視野下第二帝國的衰亡
第十一章 王安石大戰司馬光
一、 國家治理中的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之辯
二、 對財政危機的不同態度
三、 對財政制度作為治國平衡手段的爭辯
四、 治國理財官員的選擇與使用
第十二章 為救帝國浙東學派倡言功利
一、 浙東學派及其救國方案
二、 葉適的義利合一理財思想
三、 葉適對理財的方法與原則的看法
四、 陳亮的功利思想
五、 陳亮對治國理財的具體主張
第三帝國 回歸稅地不動搖
第十三章成熟的帝國與保守的財政
一、 第三帝國財政形成的背景
二、 第三帝國財政運行的制度環境
三、 以土地為基礎的夏稅秋糧
四、 以丁身和資產為基礎的差役
五、 來自工商業的補充性財政收入
六、 量入為出原則：第三帝國財政僵化的表現
第十四章 稅人制度的終結與張居正篡權式改革
一、 王朝中期財政改革的常規路徑與張居正改革應對的問題
二、 張居正改革對“役歸于地”的完成
三、 張居正改革與王安石變法的比較
四、 張居正改革與王安石變法的差異原因及效果比較
五、 小結：張居正篡權式改革的不容易
第十五章 非正式收入與雍正帝完不成的理性化
一、 非正式收入體系與帝國財政收入的彈性
二、 第三帝國財政收入體系中的緊張狀況
三、 雍正帝的財政改革：以“火耗歸公”來消滅非正式收入
四、 雍正帝財政改革的限度
五、 帝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財政動因
第十六章 帝國的功能與支出的危機
一、 日趨成熟帝國中的軍事支出
二、 再分配特征明顯的經濟和社會支出
三、 趨于嚴格的皇室經費與沉重的經濟桎梏
四、 微薄的官俸與大規模的陋規
五、 財政支出安排與潛在的危機
第十七章 財政治國在第三帝國的現實呈現
一、 作為財政管理工具的貨幣之發展
二、 財政內部管理制度的完善
三、 國家通過財政對社會實施管理
走出帝國 現代稅商的興起
第十八章 晚清財政大危機與帝國財政的終結
一、 帝國框架內已無法解決晚清的財政大危機
二、 財政收入向新的類型轉化
三、 財政管理方面的變化
四、 對財政轉型的認識
五、 對國家轉型的要求
第十九章 度支部與國家轉型的機構體現
一、 帝國財政中的戶部
二、 晚清中央財政機構的改革過程
三、 度支部的設立
四、 從戶部到度支部的轉型意義
五、 度支部作為現代國家機構的成績：試辦全國預算
第二十章 社會基礎變化撐不起民國的稅收國家
一、 利益原則的合法化
二、 重商主義的興起
三、 民國時期財政轉型的繼續
四、 財政失敗及社會轉型的要求
第二十一章 現代家財型財政的興衰與稅收國家的再造
一、 財政重構的總體環境與思想淵源
二、 現代家財型財政的興衰
三、 稅收型財政的再建與現代財政的基本成形
四、 社會對國家的反向塑造：以推動財政進步的民眾行動為例
結束語
第二十二章 從財政再看中華國家的成長
一、 “雙軌”的帝國家財型財政
二、 通向現代國家的財政道路
三、 中國國家成長的財政動因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財政中國三千年 節選
用財政之眼回望三千年中華（節選）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古老文明的國家，自有確切文字記載的商代以來，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從晚清開始，中國一直行進在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這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所曾經歷過的*為深刻和根本的變化。在此進程中，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人的目光多數時間聚焦在西方世界或者曾經的榜樣蘇聯，試圖模仿或者超越它們顯示出來的景象，將古老的中國升級更新。時至今日，當那些景象已大多成為中國的現實之時，你有沒有想過，也許我們應該回望一下，這三千多年的路究竟是怎么走過來的？也許只有認真地回望中華，我們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走向世界。
如果要回望中華，那你有沒有想過，是不是可以用一根相對獨特的線，比如說財政，將浩如煙海的中國史料穿成一串，來形成我們對于中國國家成長系統而獨特的理解？
為什么用財政作為線索？如果看過偵破劇，你肯定熟悉偵探們的一個破案手法，那就是跟著錢的線索走，就能揭開表面復雜的謎團。對國家來說，錢就是財政，順著財政這個線索，我們就能夠對迄今為止不斷成長的中華國家，有更加透徹的把握，直達它變化的核心。
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你用財政線索來重新理一遍中國的成長歷史，從錢財的角度為你解釋一些歷史現象，和你一起探討什么樣的財政制度才是恰當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恰當的標準是否有不同。通過這本書，你會洞察中華民族艱難成長的歷史，把握千百年來中國人在用財政工具治理國家方面的秘密與智慧，看明白歷史發展的方向所指與力量所在。在書中，我將告訴讀者的，不是在一般財政史著作甚至網絡資料中可以查閱到的那些片段的、“知其然”的知識，我將盡力為讀者做的是闡釋其中的因果關系，讓讀者“知其所以然”，對財政史與民族史有一種整體的把握。
法國藝術家羅丹有一句名言，那就是“生活中不是沒有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在藝術上要想擁有發現美的眼睛，需要訓練；要在財政中發現中國成長的秘密，要想對歷史現象知其所以然，就需要一些概念與理論。這一章是導論，我將交付給讀者概念和理論的眼睛，用來從財政方面透視三千多年的中國。這個被從財政視角進行考察的中國，就是本書書名所用的“財政中國”。 一、 財政與公共性
財政，有時又被稱為國家財政、公共財政，它跟私人財務相對。私人財務是對個人錢財的收支與管理問題的處理，而財政就是對國家錢財的收支與管理問題的處理。國家財政與私人財務在形式上有些相似，但在性質上卻有很大的差別。讓我來說說其中的道理。
熟悉《隋唐演義》的朋友，都知道其中有一個“秦瓊賣馬”的故事。故事說的是忠義無雙的秦二哥沒有錢住旅店，只好上街去賣自己的黃驃馬。在傳說中，錢的問題也同樣難倒過那個治水的大禹。有一個版本的傳說是這樣的，說大禹在治水過程中缺乏經費，沒有錢財支持就無法繼續治水。不過，跟秦瓊不一樣，大禹不需要賣馬，他把天下劃分為九個區域，要求每個區域內的部落根據土地出產情況繳納貢物，甚至為他們規劃好上貢的路線。有一次，他在會稽山這個地方召集各部落首領來開會，要求他們統一攜帶玉帛作為貢物。有一位部落首領叫防風氏，他不配合，有人說他遲到了也有人說他根本就沒到，總之他后來被大禹抓住殺掉，以示懲戒。
故事和傳說本身當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缺錢時私人和君主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卻肯定是真實的。為什么秦瓊沒錢時只能依靠市場交換而不能用他的金锏去搶，而大禹缺錢時卻可以依靠強制手段來征收，甚至不惜殺人呢？此處的關鍵顯然不是武力值的大小，而是大禹要錢是為了“治水”這個公共需要。就是說，滿足公共需要是財政可以運用強制手段的唯一合法理由。
在清代人選編的《古詩源》一書的開篇，有一位老農開心地敲著木頭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但他沒有想過，沒有帝王的力量，就可能會有外敵的入侵，有流氓的騷擾；而要讓帝王有力量，他就必須繳稅。所以，美國開國元勛富蘭克林說過這么一句話： 死亡與稅收，是人生中無可避免的兩件大事。無可避免是因為我們被強制給帝王或者說國家繳稅，但在根本上稅收是為了讓國家有力量為我們做事，比如防止外敵入侵、維護內部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設施等等。
所以說，財政*為重要的性質，是它兼具公共性與強制性，并且只有為了公共的需要才能運用強制的力量。
也許你會說，財政的強制性誰都能體會得到，不繳皇糧國稅要受罰甚至要掉腦袋，可怎么能看出它的公共性呢？自古以來不就是一幫“人上人”為了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靠暴力向老百姓強制性地要錢要糧嗎？
沒錯，依靠暴力可以獲得錢糧，但暴力并不能使之合法。就像秦瓊如果靠金锏去搶錢財，就會淪落為他自己都不齒的強盜。唯一能讓強制合法的途徑，就是被強制者自己也會同意這種強制；而被強制者之所以會同意，是因為強制力量的運用是為了公共的需要。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裝載強制力的國家有多種形態，掌握這種強制力的統治者也有不同的表現，越是在人類發展初期，公共性可能越不明顯，讓人只看到強制性；而越是到現代，這樣的公共性就越發地凸顯，強制性反而隱沒在背后。換言之，強制力應該受到公共性的約束，只有到人類歷史發展的后期，人們才會越來越明白這一點，國家制度中也會越來越體現這一點。具有公共性的強制力，我們稱為公共權力，人類的歷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公共權力的實現史。 二、 國家與財政收入
在日常生活和學術文獻中，人們已經習慣性地將國家獲得的所有財政收入都稱為“稅收”，將為此而發生的財政征收行為通稱為“征稅”。但在19世紀德國財政學巨頭斯坦因看來，并不是所有的財政收入形式都可以被稱為“稅收”，因為稅收的首要特征是納稅人的同意。據此他認為，稅收是僅存于由自由公民組成的現代國家中的財政收入形式。當然，除了斯坦因強調的民眾同意外，現代稅收還有其他一些特征，比如說它在征收形式上需要符合統一、平等、直接、規范等理性的特征。
在斯坦因的概念體系中，顯然中國古代財政收入是不應該被稱為“稅收”的。但如果堅持這樣的定義，就沒有辦法寫《中國稅收史》這樣的書了。所以，學術界一般還是使用廣義的稅收概念，將古代財政收入也稱為稅，我們這本書在后面也會這樣做。只是要提醒注意的是，古代的財政收入*多只能說是現代稅收的雛形，在性質上二者并不相同。只有到了現代國家階段，財政的征收才真正稱得上是稅收。
那么，在古代財政中收入形式是什么樣子呢？要知道，國家具有不同的類型，在歷史的時空中不同類型的國家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特點；每一種類型的國家，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的財政收入形式來支持自己。因此，在不同的國家發展階段，財政的表現形式也不同，并因此體現出公共權力的不同實現程度。于是，財政的歷史發展與國家的成長階段、公共權力的實現程度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
國家要獲得財政收入總要依托某種工具，現代財政把這種依托工具叫作“稅柄”。柄就是把手，靠門把手我們可以打開沉重的大門，靠稅柄我們就能獲得財政收入。如果從廣義上將所有財政征收都稱為“稅”，那么根據稅柄而劃分的財政收入形式就有稅人、稅地、稅商三種。以人口為稅柄被稱為稅人，在財政收入上就是讓人親身服勞役或者按人頭征稅；以土地為稅柄就是稅地，在財政收入上就是按土地的面積來征收糧食或貨幣，傳統財政中稱之為“履畝而稅”；以工商業活動為稅柄就是稅商，在財政收入上就是針對商品交易額、工商業從業者的財產與收益征稅，或者采用許可、官營等形式分享商業活動的收益。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三種稅柄實際上都在使用，不過在不同的國家發展階段，以某種特定的稅柄為主體方式，由此決定了財政制度的不同類型、運行效果及其變遷動力。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需要交代一下我對國家類型和發展階段的劃分。
國家就是以公共權力為核心的共同體，構成國家有三個基本的要素，即人口、土地和主權。根據這三個要素，我們可以把不同時空中具有不同形態的國家概括為三種類型： 城邦、帝國和現代國家。這三種國家類型，分別以上述三種要素中的一種作為自己的支撐點： 城邦以人口為支撐點，帝國以土地為支撐點，現代國家以主權為支撐點。總體而言，一個國家的主體財政收入形式與國家類型是高度相關的。
城邦一般存在于人類生活的早期，相對于近乎無限的土地資源來說人口特別稀缺，于是組成以人口為支撐點的城邦。在城邦中，必然要有公共權力才能維持秩序、保障發展。只不過此時的公共權力主要由宗族、宗教或軍隊的首領的人格來承載，于是公共權力表現為結合了統治權與個人魅力的權威。或者說，一個群體中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行使著公共權力，此時公共權力表現為高度的私人性。像前面提到的大禹，他因為治水的功績和多年管理的能力，而成為共同體的領袖。我國商代和西周時期的諸侯國，就屬于這種意義上的城邦。在城邦國家中，人們聚居在一起；聚居地之間相對孤立，呈點狀分布，國與國之間尚沒有明確的疆土范圍。在這種以人口為支撐點的城邦時代，主要依靠稅人來獲取財政收入，比如說征收人頭稅或者讓民眾親身服役。以西周時的周天子為例，他的主要財政收入來自千里王畿內民眾的親身服役，比如軍事服務、耕種公田(古人稱之為“借民力以助公田”)、為公共工程提供勞役等。除了稅人之外，周天子還能獲得他分封的諸侯國以及臣服于他的一些部落上繳的貢物。在周天子之下，各諸侯的財政收入大體相同。在后面我會將城邦時代的財政類型稱為“貢助型”，以強調來自力役的“助”和來自臣服者的“貢”兩種主體收入形式。
城邦之后的國家類型或者說發展階段叫帝國。這是由于在城邦后期，隨著人口繁衍，土地資源相對于人口來說開始稀缺，為了滿足人對土地的欲求，此時必須要有新的國家類型，要么對外奪取土地，要么對內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于是以土地為支撐點形成了帝國。在帝國內，公共權力與土地財產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君權，或者說公共權力借由君權來表現自己，君主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并因此獲得統治權。在中國，從戰國至晚清，都屬于中國的帝國時代，此時占有土地的人擁有統治該土地上人口的公共權力，中國的古人把它叫作“打天下者坐天下”。在帝國時期，依托于君權形成的官僚組織實現對內的和平秩序和對外的擴張或防衛，此時的公共權力已表現出一定的公共性，但仍與統治者人身或者其家族聯系在一起。在這樣的以土地為支撐點的帝國時代，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稅地，比如說依照土地面積并在區分土地等級的基礎上，以實物或貨幣形式繳納田畝稅。在后面，我會將中國帝國時代的財政類型稱為“家財型”，意思是帝國君主獲得財政收入主要來自自己在法理上對天下土地的擁有或支配，收入來自自家財產，治國也如治家，由此名稱也可突出家國一體的帝國財政制度特征。
到了帝國晚期，經過長年累月爭奪土地的戰爭，在戰爭的鐵砧板上打造出各國間領土的邊界。在逐步固定的領土上，人口也相對固定，國家難以依靠向外擴張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只能更多地依靠制度創新來協調內部關系。特別地，此時工商業經濟發展使得整個共同體超越了農耕經濟的層次，而工商業經濟活動又高度依賴于個人的努力，需要國家為其確立私人產權關系與自愿交換制度。與此同時，由君主個人行使公共權力這一制度的弊病也日益突出。日益集權的君主，其作為個體的能力與欲望，對共同體的生存發展造成的可能危害越來越大。此時共同體的要求是，由基于個人權利并經公眾同意而形成的組織來行使公共權力。此時，公共權力由制度化的各級組織來承載，而各級組織(其核心是代議制組織)又是經民眾同意而設立的，公共權力表現為主權，它脫離了個人的人身而由組織來行使，因而*具有公共性。自晚清開始，中國逐漸走出帝國，不斷轉型成為以主權為支撐點的現代國家。作為現代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稅商，圍繞工商業活動而對私人財產與收益征稅。后面我會把這樣的財政類型稱為“稅收型”。
當然，上面說的三種稅柄與國家發展階段之間的聯系是大致對應的，但并非唯一的。后面將會說到，在中華帝國時期雖以稅地為主，但有時也會嚴重地依賴稅人或者稅商，或者采用某種混合的形式。只不過，稅地在理念上始終是中華帝國的正統財政收入形式，家財型財政也是中華帝國的核心制度。正因如此，可以將帝制時期的中國稱為“家財帝國”。
上述從有機體視角把握的國家，更多地用于研究歷史(或者國際法)，政治學者對國家也有自己的理解與使用方法。比如在我們比較熟悉的政治學者所用的國家/社會這一分析框架中，“國家”的含義大致指的是一套行使公共權力的政權體系(尤其是中央政權體系)，或者說是一種組織機構，而社會則是由公共權力支配的穩定人群共同體。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可以描述為： 國家運用權力去管理、塑造和提升社會；而社會在利益和價值兩方面，對國家的功能發揮與組織設置提出要求，在極端的時候干脆加以再造(即革命)。注意在國家/社會分析框架中的國家與我們從有機體視角所理解的國家，含義是有區別的。不過，由于國家轉型、國家/社會這樣的術語早已成為常用概念，因此在后面的敘述中，我不再刻意地強調二者的區分。
財政中國三千年 作者簡介
劉守剛，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財政史、西方財政思想史、財政政治學。代表著作有《中國古代治國理財經典闡釋》《西方財政思想史十六講》《中國財政史十六講》《家財帝國及其現代轉型》《國家成長的財政邏輯》等，主編“財政政治學譯叢”和“財政政治學文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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