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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巴黎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2509075
- 條形碼:9787522509075 ; 978-7-5225-0907-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周恩來在巴黎 本書特色
1.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周恩來總理作為**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外交家,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再次受到人們的關注。
2.作者小倉和夫先生一直以來對中日友好關系持積極態度,對已故周恩來總理充滿敬意和正面評價。
3.本書既是周恩來早期留法求學的個人記錄,也涉及毛澤東、朱德、鄧小平、聶榮臻、蔡和森、向警予等中國共產黨**代領導人的早期革命生涯。可以看作是一部珍貴的20世紀早期革命史 。
4.本書集中在1920—1924年旅歐時期,奠定了周恩來理性務實沉穩的政治風格外交風格的基礎。在有關周恩來的傳記中,本書獨具特色。
5.本書引用了大量資料,具有較高的學術含量,對于讀者了解周恩來的成長、學習中國革命歷史有較高的價值。
周恩來在巴黎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嚴肅的學術書,記錄了周恩來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發展。1919年以后,在黑暗與光明的重疊里,中華民族開始覺醒,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周恩來也以滿腔熱情投入到為“中華騰飛世界”而奮斗的歷程中。在這個歷史背景下,1920年,周恩來赴法留學,直到1924年才回國。作者在巴黎實地探訪周恩來的足跡,以嚴謹的態度和扎實的治學方法,基于大量資料和史料,考證了青年周恩來在法國巴黎留學期間的生活、學習經歷,詳細敘述了周恩來對中國革命和中國未來的思考,記錄了他由此走向共產主義道路的歷程。
本書將周恩來留法時期求學和革命思想的形成,置于整個20世紀20年代歐洲社會形勢和國際共運的大背景下,說明中國革命道路選擇的歷史必然性。
周恩來在巴黎 目錄
引言
**章 留學法國
光明與黑暗
理想
三個為什么
第二章 在巴黎的日子里
巴黎—倫敦—巴黎
分裂與統一,革命與反動
崩潰與新生
勤工儉學的夢想與現實
生活與勤儉
戀在歐洲
第三章 革命思想的形成
革命熱情
馬克思主義的洗禮
糾結與行動
里昂中法大學事件
斗爭之后
第四章 客居柏林
柏林—— 1922 年
在柏林初遇朱德
德國的教訓
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第五章 周恩來 :時代的驕子
邂逅鄧小平
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
“歐洲先生”
回國
尾聲
周恩來在巴黎 節選
戀在歐洲
有一種氛圍總是縈繞在周恩來身旁,讓他感受不到貧困的可悲。這種氛圍或許是他待人的溫情,或許是他堅毅的領導風范,又或許是他的人格魅力。
然而,周恩來的性情在一部分人看來卻多少有些“小資”情調。尤其是再把周恩來在歐洲的留學生活聯系在一起,有些故事里便出現了過分強調這種所謂“小資”情調的傾向。故事之一與周恩來的形象有關。據這個故事講,周恩來喜歡照相,還把照片制成明信片,分送給家鄉的父老兄弟,寄給了在日本留學時幫助過他的一位韓姓朋友。
周恩來稱得上一表人才,明信片寄出的地點又是魅力 四濺的花都巴黎,加之明信片上巴黎的良辰美景,于是, 一些人借題發揮,把這件事用作證據,來證明巴黎的繁華讓周恩來經常沉醉在小資產階級的夢幻之中。
這件事散見于各種書籍里,我尋其根源,結果在一本書里找到了。這本書就是何長工的《勤工儉學生活回憶》。何長工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后擔任過重工業部的一把手,他絕對不是那種故意抹黑周恩來的人,所以講述這件事的時候不可能有夸張或歪曲的企圖。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舊話重提,把黨員出身與思想問題聯系起來,歪曲這個故事的原意,上綱上線,到處宣揚。
周恩來把自己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寄給了家鄉的親戚朋友。這段往事如果心平氣和地分析,它所要表現的無非是周恩來的思鄉情緒。一個遠在歐洲、獨自生活的東方青年,沒有沉溺于歐洲的夢想和誘惑之中,用這么個小游戲既哄自己開心,又把自己的心和養育自己的故鄉緊緊拴在一起。
周恩來的心既沒有讓花都巴黎的生活攪起“小資”波瀾,更沒有讓“小資”情緒泛濫成災。他的心靈并沒有重蹈許多東方青年的覆轍。在巴黎,周恩來離開了親朋,離開了老師,離開了老鄉們。他主動接近勤工儉學旗幟下艱苦奮斗的學生,與那些和學生一起干活的當地工友打成一片,而且還密切關注橫在貧富差別背后的階級、政治和經濟問題。
周恩來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面對那些讓感情 豐富的青年*容易陷入的社會圈套,周恩來無動于衷。是 什么力量喚醒了周恩來的階級意識,讓他下定決心為共產 主義使命貢獻力量的呢?反過來說,答案之一就是因為他身上沒有所謂的“小資”情調。縱觀周恩來的人生道路,解讀發生在那張照片里的故事,此時此刻,不必糾結于周恩來的“小資情調”,我們難道不應該把照片里的故事作為證據,永遠記住周恩來為什么沒有掉進歐洲的大染缸里, 又是如何為祖國獻身的嗎?
說到這里,歐洲的另一種誘惑又理所當然地冒了出來。這就是女性問題。
說起周恩來在法國留學期間與女性的關系,不免讓一些好事者掃興了。首先必須提到一位女性,她既不是法國人,也不是德國人,而是周恩來的老鄉——鄧穎超。
周恩來和鄧穎超經常通信,而且似乎是半公開的。因為上文提到的何長工,還有周恩來在柏林逗留期間來旅館看他的那位同事,似乎都知道他們兩人互相寫信的事。
但是,我之所以說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書信往來是半公開的,反過來說,至少可以說明他們倆當初還沒有墜入情網。書信往來、時光流逝、遙遠的距離,反而讓他們倆的關系越來越深。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剛到法國的時候,鄧穎超才十六歲,剛從師范學校畢業走上學校的講臺。與此同時,周恩來也正在努力讓自己適應巴黎的生活。換句話說,周 恩來在歐洲步入了新的征途,此時此刻的鄧穎超也在中國 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自強不息的青年志向,共產主義思想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履行自己使命的思想覺悟,把天各一方的兩個人緊緊聯系在一起。
看過當時周恩來寫給鄧穎超的信,給人印象*深的是他們對革命思想的認識。例如,周恩來在寫給鄧穎超的名為《德法問題與革命》報告中說:“資本主義一天不打倒……帝國主義的混戰永不會消滅,歐亂方興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國。”讀這份報告,足以讓人感受到周恩來特有的那份熾熱情感,他將自己的經驗教訓毫無保留地告訴給摯友鄧穎超,從而覓得自己的知音。還是在這一時期,同樣是寫給鄧穎超的信,周恩來講述了投身長沙大罷工后壯烈犧牲的黃愛。這封信還表現了周恩來微妙的心態 ,他一方面對意志堅定、寧肯放棄生命也不辱使命的朋友表示惋惜,一方面請遠在家鄉的朋友鄧穎超為他分憂解愁,想以這封信來麻醉自己,同時又激勵自己奮發圖強。戀愛離不開孤獨,更需要共識。周恩來在巴黎開始了新的生活,伴之而來的孤獨,還有對革命思想的共識,為他們兩人埋下了愛情的種子。
對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此期間的戀愛經過一知半解的人,往往聽風就是雨,從而造成的誤解十分荒唐可笑,甚至還冒出過這么一種說法。周恩來之所以在歐洲期間沒有打過其他女人的主意,是因為戀人鄧穎超愛吃醋,周恩來怕她嫉妒。這種說法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誤解。周恩來離開中國到法國留學的時候,他和鄧穎超的關系還沒有發展到海誓山盟的地步。另外,當時鄧穎超所在的黨組織非常活躍,她根本沒有時間沉湎于戀愛。
……然而,這些流言蜚語畢竟不值得一提。
周恩來之所以沒有在歐洲留下任何浪漫的痕跡,只能緣于他把青春的熱情與浪漫都獻給了政治運動和革命事業。青年周恩來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革命事業,而且是毫無保留的。革命需要這些充滿浪漫激情的青年。
……
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歌和文學把夢的面紗披在了現實 的身上,讓現實變得更加可悲或者更加美麗。周恩來的用 心是通過政治的力量讓現實更加逼真。如果說毛澤東的革命思想富有一定的詩意,那么,周恩來的為人則非常務實。周恩來沒有把自己的浪漫之夢留在歐洲,反而把革命理想 從歐洲帶回到中國。周恩來的使命也是周恩來的夢想。 邂逅鄧小平
距巴黎百余公里的南部地區,有一座風景秀美的小城——蒙達爾紀。運河環繞小城靜靜地流向羅瓦爾河。除了普拉斯林這個品牌的酒心巧克力,這里幾乎沒有值得一買的土特產。小城的正中央是一座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教堂,墻上五光十色的彩繪玻璃非常惹眼。在人們早已熟悉的描繪基督生平的許多畫作中,只有一幅常讓造訪者突然停下腳步:一位來自南蠻的傳教士,面對一群身裹簡陋和服的村民漁夫,正在耐心說教。作品上畫的顯然是耶穌會傳教士在日本傳教的場面。
看來,能夠把這座偏僻的法國小城與東洋聯系到一起的,也只有這座鑲有彩繪玻璃窗的教堂了。城北的山丘上有一所學校,從學校右側穿過,驅車不到十分鐘,便可以看到右邊的河床和稀稀落落的工廠。其中有一家較新的是橡膠廠,廠房上寫著 HUTCHINSON(哈金森橡膠廠)幾個大大的字母。這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工廠,正是日后推動世界歷史向前發展的幾位偉人曾經勞動過的地方,鄧小平便是其中的一位。而在山丘上的那所職業學校,也同樣是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輝煌足跡的幾位偉人曾經學習過的地方,蔡和森便是其中的一位。
鄧小平于 1920 年 10 月赴法勤工儉學,而周恩來晚他兩個月來到歐洲。當時年僅十六歲的鄧小平,在到達巴黎后的**年里,一邊在鐵工廠做工,一邊在高中學習法語。從 1922 年 2 月開始,鄧小平又到蒙達爾紀的工廠斷斷續續工作了一年半。 鄧小平直到晚年也沒有忘記年輕時學過的一些手藝,這位父親的幾個嫻熟動作,讓女兒贊不絕口。于是,幾乎在同期留學法國的周恩來和鄧小平,邂逅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從此,共同的命運讓他們并肩出現在中國現代史上。
……
如此說來,促使周恩來和鄧小平密切往來的直接機會,應該是共產黨青年團機關報《赤光》的編輯工作。《赤光》是在周恩來和任卓宣領導下發行的雜志,任卓宣來自四川, 與四川省的學生們聯系密切,因為有了這層關系,請同為 四川老鄉的鄧小平協助編輯印刷等工作也很正常。
說到四川籍學生,這里還有個傳說——鄧小平從中國 乘船抵達馬賽港的時候,他把同船的九十名四川籍同學按 十人一組,編成了九組,行李也按組分開。在他的組織下,大家順利通關。(有人認為,這件事源于李璜的回憶錄, 但其中的相關陳述并不準確,比如抵達馬賽港的具體日期、中國學生具體人數,以至于鄧小平組織大家通關的真實性 也值得懷疑。)
蒙達爾紀,讓中國革命的兩位偉大領袖——周恩來與鄧小平走到了一起,盡管它所發揮的作用是非常間接的。這座小城也和毛澤東間接有關,因為蔡和森寫給毛澤東的那封歷史上有名的信,就是從蒙達爾紀寄出去的。蔡和森的這封信讓毛澤東強烈意識到成立共產黨的必要性。在那封信里,蔡和森向毛澤東提出了如下建議:
“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而“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為“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起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
當時在湖南省立**師范學校附屬小學任教的毛澤東,在蔡和森這封信的激勵下決意著手建黨,*先采取的具體行動是在湖南省的幾座城市里開辦書店,出售馬克思主義讀物,發動和組織群眾。
蒙達爾紀小城對中國現代史產生的影響盡管是間接的,卻是如此這般的巨大! “歐洲先生” 一個人如果只是超越了個人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 國家主義,還不足以說明他已經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家 既是領袖,又是身體力行的政治家,還必須具備強烈的使 命感與燃燒的激情。周恩來當初決定留學歐洲時就已經懷 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滿腔的熱情,甚至可以說,周恩來正是 在這種使命感與熱情的驅使下來到法國的。而周恩來原本 不過是天津的學生運動領袖,當他踏上歐洲大地,開始領 導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中國人——包括工人以及其他各種出 身的勤工儉學學生時,作為“領導人”的自覺性有了進一 步的提高。“尋常戰爭,不能無先鋒;階級戰爭又怎能缺了先鋒?”在周恩來主編的《少年》雜志上發表了這樣的言論,這意味著他內心的那種身為領袖的使命感也在增強。
周恩來的使命感隨著他在旅法中國留學生中的聲望的提高而不斷增強,而戰友們的相繼犧牲更加激發了他的強烈使命感。一位名叫“念強”的勤工儉學留學生與周恩來同為南開學校的學生,1921 年6月在巴黎的宿舍里做飯時被酒精燒死了,覺悟社的社友黃愛在長沙領導罷工時慘遭軍閥殺害,這都給他內心帶來不小的打擊。耳聞目睹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流血犧牲,更加堅定了周恩來走向革命道路的決心。特別是在身處異鄉獨自生活的心理壓力下,他的心總是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邊,
飛向光明,
盡由著你!
周恩來在題為“生死離別”的詩中抒發了自己對超越生死的感悟。
這種感悟也可以說成是身為領袖的覺悟,即便是周恩來這樣的偉人,也不是僅憑自學就可以培養出來的。李富春、聶榮臻曾在法共機關報主辦的夜校里學習,并在那里與法國共產黨黨員及法國工人交流知識與經驗,這些活動都有助于培養并提高他們的思想意識和階級覺悟 ,周恩來也是如此。他與許多法國人士相互交流,一起參加運 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對于他自覺發揮共產黨 員的先鋒作用以及思想覺悟的提高都是不可或缺的。從這個意義來看,歐洲對于周恩來來說的確是一位非常難得的“先生”。
這里有一個與這位“歐洲先生”相關的問題必須提出 來。通常,人們對于為師者都懷有尊敬或仰慕之情,但也 會產生抵觸情緒和逆反心理。周恩來等一大批心懷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青年,他們越是學習西歐先進的革命思想,對侵略中國的西方殖民主義及其背后的無知與自私就越發抵觸。那么,他們對“歐洲先生”的抵觸情緒究竟是以什么形式發泄出來的呢?如果沒有明顯的發泄,那又是因為 什么呢?
例如明治時期留學德國的森鷗外,他對“歐洲先生”的抵觸情緒經常表現為他對基督教傳教士的說教敢怒不敢言。游學法國的永井荷風卻有另一種發泄方式,一次,他在巴黎地鐵售票處要買一張去蒙馬爾特的車票,售票員告 訴他沒有蒙馬爾特這一站,要他在克里西站下車,這讓他大為惱火:“這點常識我還是知道的,不要小瞧人!”
……
類似的抵觸針對的是這位“歐洲先生”道貌岸然的說教。說是抵觸,其實也只不過是程度*輕的那種,但是,如果反過來說,這些來自東方的游子平時總是把自己對西方的抵觸憋在心里,就終歸會在某個瞬間突然爆發。
不可思議的是,周恩來、鄧小平、李立三、趙世炎等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干部的這些人,從他們的回憶錄或者事跡里,卻幾乎看不出他們對西歐國家懷有抵觸情緒。這是為什么呢?
答案之一是,當時還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際共產主義思潮、口蜜腹劍的帝國主義論調,正在歐洲廣泛傳播。把對中國的侵略行為和西歐國家的殖民主義視為帝國主義的毒害,單純憑借民族主義的富國強兵政策,則不足以對 抗帝國主義,只能依靠國際合作開展階級斗爭,這些主張 越是深入人心,源自民族大義或者國家主義觀點的反西方 思想越是站不住腳,抵觸情緒勢必煙消云散。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于當時年輕的共產主義者來說,西方是局限于某種意義上的“先生”和“同志”,也是認清帝國主義的反面教員。于是,他們在心理上對西方這位 老師的抵觸已經被這位反面教員的作用抵消了。
事實上,周恩來所在的那個年代的歐洲,從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到國家主義,諸多的思想潮流在這里匯聚成一個旋渦,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也是共產主義不可缺席的反面教員。
周恩來在巴黎 作者簡介
著者小倉和夫,日本學者,外交官,1938年生。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學系及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系。1962年進入外務省。歷任日本文化交流部部長、經濟局局長、外務審議官、駐越南大使、駐韓國大使、駐法國大使等。2003年10月至2011年9月任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現任青山學院大學特聘教授。著作有《對全球主義的叛逆》(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等。
譯者王冬,供職于中國外文局《人民中國》雜志社,從事編輯與翻譯工作。日語專業畢業,曾留學日本,翻譯、出版有著作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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