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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問·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43081
- 條形碼:9787559843081 ; 978-7-5598-4308-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學問·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 本書特色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新中國憲法史一路磕磕絆絆,終于在以“八二憲法”為開端的改革階段穩固下來,本書從時間和空間兩個范疇,探討在改革開放的風云變幻中,憲法制度如何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歷史變革和制度創新,揭示憲法在理論和實踐雙重維度上的演進。 本書裝幀設計夾帶“私貨”,重慶為西南地區“法學重鎮”,又和作者的求學、工作經歷息息相關,故封面以重慶的攝影作品為主設計。攝影師是美國國家地理、星球研究員簽約作者,其作品多次入選《中國國家地理》《這里是中國》。
大學問·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 內容簡介
一部扎根在中國大地上的憲法研究著作,探討中國憲法制度如何展開。書中討論的“憲法”,不是一個簡單的文本或某種西方的普世理論,而是站在中國憲法(尤其是“八二憲法”)的自身實踐基礎上,展現中國憲法和制度的自身邏輯與發展道路。 全書輯集了作者2010年以來的9篇作品,記錄下一位青年學者10年來的學術探索。作者有著深刻的“問題意識”,在梳理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歷史基礎之上,不僅探討了中國憲法研究中的概念、范疇、方法和理論,還通過批判性分析對比美國憲法,試圖打破西方理論的普世神話和話語霸權,進一步提出立足于中國實際的研究方法。同時,圍繞中國憲法的實際框架,具體分析和研究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合理性及其積極意義。
大學問·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 目錄
序言
方法篇
重新發現中國憲法——我們所追求的憲法理論
與其改造憲法,不如改造我們的憲法觀
文化內戰與憲法信仰
寫在“八二憲法”而立之年的思考——我們到底做對了什么?
言論自由的另一種“比較”
實踐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與未完全理論化合意
——中國憲制模式的一種敘述綱要
*壞的政體——古德諾的隱匿命題及其解讀
微山湖上靜悄悄?——論中央集權的簡約治理
“五十年不變”的三種面孔——并論香港基本法的時間觀
后記
大學問·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 節選
中國政治空間的“差序格局” 法學理論的思考與法制建設的探索不可能脫離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正因此,中國是一個復雜多元的超大型政治共同體,這一命題應當時刻規定著學者的思考。 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有著全世界*多的人口,14億的總數已經超過了歐洲、中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人口總和;就疆域而論,中國約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僅次于俄羅斯和加拿大,與美國大致持平;在民族問題上,中國有漢族與55個少數民族,各民族的分布呈現出“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就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而論,各個地區之間的發展很不平衡。以上不僅是國情教育的*基本事實,也是“八二憲法”所面對的現實格局。 法學理論的思考與法制建設的探索不可能脫離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正因此,中國是一個復雜多元的超大型政治共同體,這一命題應當時刻規定著學者的思考。但我們的現狀卻并非如此,法學者看起來在中西古今之間自由穿梭,早已忘記了此命題對中國論述所具有的無處不在的約束力。蘇力教授曾為這一病態現狀歸納出兩點原因,首先是此命題“不是法言法語”,其次是“柏拉圖或霍姆斯從來沒說過”。我在這里再加上第三點,即憲法學者還未能將這一國家學說或國情論述轉變為一種憲法學理的表述。相應的,本節希望完成三重任務,首先是用憲法的語言來闡釋本命題,將其法言法語化;其次是從經典及當代的中國論述中重新發現本命題;*后也*重要的是,借用費孝通“差序格局”的概念,概括中國政治空間所具有的復雜、多元、差異的結構性特征。 “差序格局”如要得以提出,憲法理論首先應當走出在國家結構形式上由單一制和聯邦制所設置的認識論誤區。首先,中國憲法學的通說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主張單一制乃是中國憲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但問題在于,“八二憲法”并未在文本內規定單一制的基本原則,而學者們所給出的教科書體例的論證實際上理論化程度并不高,憲法序言中出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并不能成為單一制中國的直接理據。近年來,憲法學及相關學科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的論述開始挑戰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的通說。在對單一制學說進行修正之時,學者的常見策略就是為單一制或聯邦制加上前置的修飾詞。政治學家鄭永年近年來提出了“事實聯邦制”或“行為聯邦制”的概念。而憲法學界更是有豐富多彩的創新,近年來有不少論者在單一制前加上了“中國特色”這個一勞永逸的形容詞。這些論述一方面確實豐富了我們對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認識,但另一方面,這種修正論述的策略也在表明,單一制和聯邦制只能是我們認識的起點,我們的理論探索應當突破這種在理想型概念中植入修飾詞的方法,而中國政治空間結構的“差序格局”就是在這一理論自覺之下提出的。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有對“差序格局”比較嚴格的界定,正文的引用脫離了此概念的原初語境,而用來概括中國多元復雜的、具有差異性的政治空間。嚴格說來,本節所闡釋的政治空間的“差序格局”與此概念的原初意圖并不能呈現為結構性的吻合。但在我看來,拿來主義在這里是一個論證成本較低的可行選擇。而且,我對差序格局的使用并未完全偏離費孝通先生的原意。 “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在空間上得以定義的政治概念,而在“八二憲法”的結構內,中國由34個省級行政區所構成,包括4個直轄市、23個省、5個自治區與2個特別行政區。在省以下,地方建制還包括15個副省級城市、333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2856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40906個鄉級行政區劃單位。但這里的討論并不是要一竿子插到底,而是選擇在中央與省級地方之間的“條塊”關系處進行縱剖橫切。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以至中國憲制的敘述中,條塊關系也應是突破單一制和聯邦制之二元對立的一個方向。應當指出,我將差序格局的適用范圍限定在北京正文所說的“北京”并不是作為直轄市的北京市,而是從政治空間的角度來指稱中國的政治中樞。與省級地方之間的空間關系,并不是要否認它在現實中并不適用于省級地方內部。事實上,我們知道,無論就規模還是內部復雜性而言,中國的大省都超出了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國家,差序格局在此意義上應當是可以繼續“下沉”的。但本章的論述視角限定在北京與省級地方的組合結構上,一方面是為了節約論述成本,另一方面則是要再次顯現出中國憲制內所蘊含的“跨省結構”,這構成了作者重新發現中國憲法的一種切入視角?缡∽鳛榉椒ǎ粌H可以適用于憲法學體系內的國家結構問題,也可適用于基本權利的論述,因此可以說是一種總體性的視角。而在這一跨省視角內,中國政治空間的“差序格局”表現為下述三個方面。 首先,在國家結構形式上,“八二憲法”設定的是“一國多制”的基本格局。根據憲法第30條,“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緊接著的第31條則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因此,第30條中的“省”是作為常規的省級地方而存在的,相比之下,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在第31條進行專項處理的特別行政區都展示出了程度大小不等的“例外性”。就此而言,北京與香港、西藏或山東不會是均質性的關系,它們之間的憲制關系必定呈現出不同的結構性邏輯。因此,“一國多制”所指向的就是這種由常規到例外或“特別”的有等差的憲制格局,由于這一判斷有著堅實的文本基礎,因此應當不具有理論上的爭議性。事實上,“一國多制”的提法現已散見在不少憲法學者的論述中。*近,香港憲法學者朱國斌就將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界定為“一國多制”的“復合制國家”,其所指向的就是在北京與不同省級地方之間多元的、有等差的憲制關系。 其次,在一國多制的基本格局內,憲法名義上的同類項實際上會展示出不同的問題,由此呈現出不同的憲制關系。假如對比中國和美國的行政區劃地圖,*顯而易見的區別在于中國省區劃分的“犬牙交錯”和美國的“橫平豎直”,這或許就是“差序格局”的一種形象化再現。例如,同為狹義的常規省,中央與云南之間的關系必定不同于其與河北之間的關系;同為民族區域自治下的自治區,廣西和西藏在北京眼里必定呈現出不同的憲制結構;同為直轄市,重慶和上海也各有自己的“差序格局”;而香港和澳門之間唯一的憲制性同構或許就在于它們都是“一國兩制”格局下的特別行政區,而未來在“一國兩制”的憲制原則下實現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那么臺灣必定也會實現對港澳模式的一種突破。因此,形式憲法上的同種類不應掩蓋在現實政治運轉中所展示出的差異性,這里面包含著一種行為上的、事實意義上的“一國多制”的內涵。美國政治學者白霖在《中國憲法的現狀》中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 中國的一般省份不是全都以相同的方式與中央政體對接。例如,黑龍江或甘肅自然比安徽和河北與石油部或國防部的關系更密切。天津和重慶都是省級“直轄市”,但天津毗鄰北京,而重慶遠離北京……就產生了差異。它也不涉及像廣州、廈門或溫州這些城市,這些城市在地理上遠離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被認為是合乎情理地與某些政策習慣上分開的。那里的人們能夠說中國北方人聽不懂的語言。為少數民族設立的省級“自治”區只有涉及并不危害它們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融合政策時才是自主的。如果中國是一個清一色的單一制國家,將會很難治理。 *后,應當也是*為復雜的在于,中國政治空間的“差序格局”并不完全體現在行政區劃的標尺上。憲法學者還應當想象超越既定行政區劃的新差序格局,而且,在前述的基于行政區劃的格局和超越區劃邏輯的復雜網絡之間產生了*接近費孝通先生原意的交迭局面。在汪暉的“區域作為方法”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多種超越既定區劃的空間想象路徑。例如,由于省內差異性所形成的地緣性的局部跨省合作,在面對中央政策時跨省合作的行為性的大區聯盟,由地區經濟中心所催生的跨省的經濟整合,全國市場形成后所產生的橫向的省際交流和互動。而在更為制度化和結構性的意義上,新中國成立以來在軍區設置上有別于地方行政建制的另一種犬牙交錯,朱镕基主政國務院時期對國家金融權力所進行的跨省區的重新配置;以及法學者經常提出的司法權區劃與行政權區劃的相互交叉,這些體制或行動上的憲制格局實際上展示出了另一種“差序格局”,它既超越既定的行政區劃邏輯,又與在既定邏輯下的憲制格局形成了復雜的新差序網絡。 美國政治學者許慧文在解釋中國的政治身體(body politic)時曾提出過“蜂巢政體”的概念。就突破中國政治鐵板一塊論而言,鄒讜先生在形容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國家時曾經提出過著名的“同心圓”結構,同心圓結構自然并不構成一種差序格局,但應指出,同心圓結構實際上指向了下文所要處理的政治整合問題,而不是中國的物質性的政治空間!胺涑舱w”這一富有空間感的概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進步。但如果中國是一個“蜂巢體”政治組織,那么這個“蜂巢”并不是模制化的,首先蜂巢內部的各個單位是各不相同的,由此也塑造了中樞與地方之間極具差異性的關系結構。本文借用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正是為了描述這種在空間上有等差,在關系上有著復雜交迭的政治組織體。
大學問·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 作者簡介
田雷,江蘇豐縣人,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于香港中文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此后曾執教于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主要研究領域為憲制理論與歷史變遷,并主理“雅理”品牌下多個出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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