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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9982
- 條形碼：9787208169982 ; 978-7-208-16998-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經驗的紋理、政治的重壓、藝術的力量、歷史的轉向， 還有那間歇折返前行的路途，鋪展開來一副三聯畫： ——作為新聞工作者和文化戰士的早期，嘗試解開冷戰挫敗感的纏結 ——活力、感性、高產的變革中期，六十年代的革命力量隨后被瓦解粉碎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崛起，自我重塑為抵抗者和農民經驗的編年史家 人文主義左派的精神領航星：良心的守護者，同代人中蕞具全球意義的聲音 本書是關于約翰·伯格生平及著述的首部精神傳記
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內容簡介
本書追溯了20世紀有名思想家、作家約翰·伯格的成長：從戰后藝術生的出身，到1950年代倫敦的辯將，歷經1960年代的激情歲月，再到伯格對鄉村說書人的重新發明，以及緊隨新左派興衰的長期后遺癥。從很近方可獲得的一手的、未經發表的訪談和檔案文獻中，深挖眾多爭議時刻，展現一個極具復雜性和適應性的人物。從中浮現的人物形象是一位贊譽與誤解并存的文化革新者，以及一位越來越同時被自己所深愛與反對的事物所驅策的作家。將約翰?伯格的眾多面向一并呈現，將一個偉大的心靈重新置于他的和我們的時代的思想劇場中。
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目錄
引言 辯證法與梨樹
**章 為現實主義而戰
第二章 承擔的危機
第三章 藝術與革命
第四章 難以兩全的忠誠
第五章 為現代主義干杯
第六章 友誼之作
第七章 意識形態之外
第八章 山谷的形狀
致謝
索引
展開全部
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節選
第八章 山谷的形狀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殘 ——《以賽亞書》40：6 前往昆西村，通常需要從日內瓦或者霞慕尼出發。泥沙淤積的阿爾沃河自西邊的勃朗峰奔流涌入萊芒湖，在*后一次的冰河期，這里逐漸形成了寬闊的山谷地貌。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沖積峽谷是歐洲旅行者壯游的一個慣例停靠點。比如，當華茲華斯結束他在劍橋的第二年學業，他旅行到達的正是這個地方，當時剛剛發生了詹姆斯黨叛亂，他在一間山頂的修道院找到了“沉默的可見物和永恒的平靜”。又或者，二十五年之后，雪萊在這里也曾短暫駐留，凝視著“永無窮盡的萬物的宇宙”。如今的霞慕尼是個度假景點。它是讓登山者和極限滑雪者流連忘返的地方，在旺季，數百輛貼著黑色隔熱膜的大巴載著游客進進出出。大多數人是來觀光的。如果乘坐纜車到達山頂——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冰川如今已經大大消融——便可以看到瑞士、法國和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脈的峰頂。在能見度更清晰的日子里，朝向西邊更遠處望去，甚至可以分辨出日內瓦城里的建筑物，那些緊挨湖邊的投資銀行和高級酒店。 沿著阿爾沃河建有一條鐵路，1890年通車，但是如果想去昆西村，還是得要乘坐汽車或者騎摩托車。*近的車站位于克呂斯鎮上，這個鎮子現在是當地的一個樞紐站，有公寓街區、工廠和麥當勞。從這里沿著山谷向北，迂回地往上攀行。幾公里后，交通量顯著減少。煙霧消散，空氣變得涼爽。在冬季，你可能會經過一些掛著滑雪架子的車隊。夏季時則更安靜一些。 當你攀上山脊，眼前出現的是一個松散的更高的山谷群落，它們更加稀疏地自吉夫河往外散開。這里有古老的村莊，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教堂、小廣場、郵局、紀念品商店，通常還有座石橋。在其中一個村莊以北一公里處的米厄西市鎮，一條地方公路穿過兩個巖面之間的縫隙。沿著這條公路，有一個朝向草甸的池塘。這里就是昆西了。它是個不起眼的小鎮，大約有四五十座小木屋散布在這條公路旁的一個河灣邊上。這地方再小不過，甚至不會出現在地圖上。沒有商店，沒有餐館，甚至沒有十字路口。通常情況下，只有一輛孤零零的拖拉機在柏油路上開來開去。 昆西緊鄰的地形并不陡峭，而是綿延起伏的。夏天，這兒總是郁郁蔥蔥。即便是今天，這兒也沒有圍欄，只有石頭墻面、野草、牧場、蔬菜大棚、果林、花園。再遠一點，則是更陡峭一些的斜坡，但是山勢大都太過嶙峋，并不適合安置滑雪纜車，于是它們形成了一個露天開闊的盆地。在這樣的環境里，存在一種平衡。每一個朝向昆西的彎道，都拐向了更窄小的路。村莊極其安靜，但不會感到與世隔絕。這個景觀之中，蘊含著一股強烈的感覺，人們既被固定在一小塊土地之上，又從未被限制住：這些場所既封閉又開放。 正是在這里，伯格度過了他生命的*后四十年。 西蒙娜·薇依曾寫過：“扎根，也許是人類靈魂當中*重要的也是*被忽視的一項需求。”她寫下這句話，是在1943年的倫敦。她當然知道民族主義的危害：當時她正為“自由法國”政府寫作，德國向她居住的這座城市投下了炸彈。但她也知道，如果缺乏對一個地區源源不斷的滋養的聯結，那么生命的精神內核將面臨崩潰的風險。貫通著一年又一年、身體與土地的那些脈絡，將開始產生磨損。 伯格搬到昆西時，他尋求一個新的開始。他想要提高自己，也可能想要變得簡單，還想要學習。他是一名背井離鄉者。他并不知道自己會待多久，不知道將來有一天他會被埋葬在這個村莊的墓地里，也不知道他的葬禮將在村莊附近的圣杰維圣波蝶教堂舉行。但我想，無論他是否憑借直覺，他確實知道全球歷史正在轉向何方，他也知道他所追求的是堅定長久的事物。到了1970年代中期，全球的左翼浪潮都在退去。冷戰膠著；金融資本的長征才剛剛開始。在這樣的氣氛中——他后來把它比作一個新的黑暗時代——伯格對于很快就有轉變的想法感到不耐煩。他為持久戰做好了準備，他尋找生存和抵抗的鮮活例子，他尋找孤立的群體，在那里，人們鍥而不舍地堅持著集體公社式的生活方式。 我們從他在1970和1980年代所寫的農民故事中看到的景象是，一個族群無論是否受到威脅或者退化到社會邊緣，其頑固的生活習慣所形成的，都不僅只是博物館里的一件展品：它們實際上可能都是黑暗中的燈塔。在其中的一個故事里，一位農民說：“我的兒子正在忘記一些知識，勞作是保全它們的方式”。——這種說法有點像華茲華斯的“邁克爾”。伯格自己的工作方式與此類似。土地就像身體或書頁一樣，是一個承載記憶的場所。他的小說里面那些正在老去的農民——采食者、牧羊人、樵夫、寡婦和祖父們——都固執地留在了當地。他們的生命各自記錄了一段共同的歷史，就像格拉斯米爾湖上方的那些小山峰一樣——順帶勾勒出密密麻麻分布的山谷群落。 至少在一開始，勞作是事實上的核心主題。伯格所描述的農民的生活，是被辛勤勞作所定義的。農民們會長時間待在田地里，待在羊圈里，或者跟他們的牲口在一起。但是，他們既非英雄，也非犧牲者。他們是淘氣的，而非勇敢的；他們是喜愛音樂的，而非陰郁的；他們過日子的方式，就像在呼應庫斯圖里察電影里銅管樂隊的節奏。這里存在一些典型形象：強勢的有心機的老頭、頑固的老處女、慷慨激昂的瘋女人。他描寫了手風琴手、干酪加工者、孤兒、跛子，所有人都帶著點狡猾的聰明，有時候則帶有野性的粗魯或者狂歡式的喜悅。（巴勒斯坦詩人塔哈·穆罕默德·阿里寫道：“我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在我的體內／有著一位母親的真誠／和一位魚販子的狡猾。”）*重要的是，他們的生命里*顯著的一點，就是頑固地拒絕接受政府規劃者所聲稱的對他們有利的或者無法拒絕的事情。他們對于法國人所說的“生意”也并不感興趣。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們難以被約束管制。伯格自己的行為中，也有矛盾的抵抗，他與這些人并沒有區別。在他的心里，他就是其中之一。 1976年，他告訴一位朋友：“我總是感到，我的思維處在高度活躍的狀態”。這時候他在上薩瓦省已經居住兩年了，在新的作品上忙忙碌碌。3 *初，他在散文和故事書之間難以抉擇，但是*后，他說：“我想……敘事作品所能承載的要更加深遠。” 后來敘事性承載了他超過二十年的作品。做任何工作，如果想要持久做下去，都需要嚴格的紀律。這個三部曲起筆于1974年，**部《豬的土地》出版于1979年，第二部《歐羅巴往事》出版于1987年，第三部《丁香花與旗幟》出版于1990年。但是，《他們的勞作》三部曲遠遠不止需要頑強與勤奮。（雖然確實極其頑強和勤奮：伯格說他重寫了其中的一些故事，手動修改它們二十多次。）對于要寫的書，作者需要從頭開始重塑自己的生活。它不僅需要意志，而且需要開放的主動意愿。每一首詩或每一個故事，每一段描述或每一個對話，都證明了一位作家與一個他漸漸愛上的地方的長時間接觸——那是一個完全改變了他的群體。 伯格變成一位講故事的人。小說家和評論家的名稱都已不再適用于他。在首版《豬的土地》的書衣上，甚至刊了一張他戴著鄉下人帽子的照片，就好像在宣告一種新面貌 。但他還是有老脾氣，各種論戰還是會激怒他。在《新社會》的一篇文章中，他猛烈地抨擊，把虛構小說稱作屬于中產階級的文學形式：他稱之為“北約文學”。他說，虛構小說這門生意，是充滿了野心的競賽，也是暢銷書的托詞，它們的業務屬于倫敦和紐約那類物資過剩的世界。他轉而將目光投向別處：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俄羅斯和意大利的民間故事集、納吉布·馬哈福茲和塔依卜·薩利赫的作品。在那些地方，生活里的艱辛依然可以將人們聚集在一起，那里還完好無損地存在共通的整體、共同的渴望，如此一來，敘事的共謀關系就依舊是可行的。他說過：“講故事的人的任務，是去了解這些共同的渴望，并將它們寫進他的故事的步伐之中……然后在故事的沉默空間里……過去和未來都會聯合起來控訴當下。” 伯格同樣非常重視瓦爾特·本雅明的晚期作品，其中，散文《講故事的人》成為伯格的信條。對于在1930年代寫作的本雅明來說，民間故事是一種行將消失的藝術形式。它屬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生活方式，那時候經驗還是口口相傳的，敘事不僅意味著帶來娛樂，也意味著傳授經驗。本雅明說，每一個真正的故事的核心，都暗藏著實用的知識——與其說是“某一問題的答案”，不如說是“對一個剛剛展開的故事將如何繼續演繹的建議”。在伯格的晚期虛構作品中，對本雅明這個觀點的演繹方式有時候出人意料地直接：故事里，一位農婦對她的女兒說，“我會告訴你哪些男人值得我們尊重。是那些投身辛勤勞作的男人……是那些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很慷慨的男人。是那些一生都追尋著上帝的男人。其余的男人都是爛人。”其他時候，伯格的故事蘊含的道理則更加神秘，甚至是超自然的：是一個讓人驚奇的怪誕不經的事物。無論是在破曉前的屠宰場，還是在肖維洞穴中，伯格總是使自己習慣于黑暗，他曾經說過：“黑暗先于視野、地點和名字”。 本雅明自己對于故事講述的地位有著矛盾的心態。就像他的大多數晚期作品一樣，他看待時間的角度是非線性的。他似乎一方面想把民間故事安放在理想化的過去，另一方面又拒絕承認民間故事的衰落僅僅是現代性的一個象征。反之，他說，“歷史的世俗生產力”正在從共同的或活躍的語言沃土當中，抽取和根除掉那些敘事的習慣。但這只是一種更大的消亡現象的一部分。他說：“講故事的藝術行將消亡，因為，真理的史詩性正在衰亡。” 對于本雅明和許多早期的浪漫主義作家來說，消亡之中存在著一種美麗。伯格雖然對本雅明的話深信不疑，并將這位評論家視作一位知識分子先驅和原初性源泉，但實際上，無論是否承認流行思潮的存在，都有一些融會進了本雅明的思想，這些思潮也融會進了伯格的思想里。其中之一就是海德堡激進分子的“浪漫的反資本主義”（romantic anti-capitalism），以及德國的社會哲學家斐迪南·滕尼斯的前瞻性思想。滕尼斯是弗里斯蘭的農民之子。他活躍在19世紀末和20 世紀初期，和伯格一樣，他也對傳統農村的消失感到不安（對他來說，農村指的是他的家鄉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1887 年，他出版了《共同體與社會》，在其中對這一現象作出回應，這本書的思想后來滲透到下一代的德語作家的想象力中，也就是從馬克斯·韋伯和他的海德堡圈子，一直到年輕的盧卡奇、恩斯特·布洛赫，以及間接的本雅明。 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英譯大致為Community and Society）中提出一個我們憑直覺就能理解的抽象二元論：選擇一個村莊（或街區）的更純凈的、扎根的、更有機的生活；還是選擇新興市場城鎮的機械化的、支離破碎的、以金錢為導向的生活。對于滕尼斯來說，這當中的差異是無疑的。村莊建立在一個物質和能源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之上，由信任的社會黏合劑聚集在一起，并且，通過親屬關系的紐帶、宗教、傳統和互助，帶來了儀式化的生活。相反地，城市的構建基礎是中心化、虛偽的關系、自我中心、投機和利益。滕尼斯曾作為研究霍布斯的學者受訓，他所觀察到的*大的諷刺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洪流涌入，實際上卻把人們送回了自然狀態。當社會與一臺機器沒有什么不同，其后果就是社會變成了一個荒野，里面所有人都勢不兩立，也就是所謂的叢林法則。
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作者簡介
喬舒亞??斯珀林 Joshua Sperling 生于紐約，成長于加利福尼亞，于耶魯大學獲得比較文學、電影與媒體博士學位，現任教于歐伯林大學，文章見于Brooklyn Rail, Guernica, Film Quarterly, Jump Cut and Bullett Magazine及眾多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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