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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自然文庫:刺猬、狐貍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83505
- 條形碼：9787100183505 ; 978-7-100-18350-5
- 裝幀：70g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自然文庫:刺猬、狐貍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 本書特色
《熊貓的拇指》作者，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斯蒂芬·杰·古爾德人生中*后一本科普著作，為您厘清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復雜關系的真相。 本書的風格和內容結合了古爾德畢生工作的不同主題，是對其職業生涯的恰當致敬。在本書中，古爾德將他名副其實的文學天分與無可挑剔的科學憑據相融合，優雅地請求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們少花點時間抱怨彼此，多花點時間聯合對方的巨大資源。在任何智識王國，我們都既需要狐貍也需要刺猬——做一位持之以恒的多元主義者。 ——阿蘭·C.哈欽森 ，《環球郵報》
新書--自然文庫:刺猬、狐貍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 內容簡介
本書探討了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融合，用狐貍與刺猬形象的比較提出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關系的核心意向：和而不同、緊密聯系。本書從對比康拉德·格斯納《動物志》中的狐貍和刺猬形象開始，討論伊拉斯謨對阿爾奇洛克斯箴言的引用：“狐貍有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從而引出對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關系的看法。科學的誕生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它與人文領域*初的沖突，早期博物學家尼希米·格魯和約翰·雷也曾對以格斯納和阿爾德羅萬迪為代表的人文主義傳統提出嚴正的批評，但是，正如牛頓的名言 “如果說我看得更遠一些，是因為我站在巨人們的肩膀上”，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關系并非相互對立的，海克爾、納博科夫、塞耶、艾倫·坡的實例恰恰證明了學科融合的巨大優勢和潛力。
新書--自然文庫:刺猬、狐貍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 目錄
致讀者I
前言 主角登場1
**部分 離別之初的儀式與權利
1 牛頓的光15
2 科學的“制造世界”與緊急制動28
3 如此高貴的犧牲：人文主義的分量44
4 梅迪思博士的指令：鎮壓的威脅62
第二部分 從培根的悖論年代到斯威夫特的甜蜜與光明
5 二分法的王朝85
6 成熟狂歡中的重新整合142
7 甜蜜與光明，作為冷酷且治愈的真相181
第三部分 “多”與“一”的傳說：真融通的力量與意義
8 “一”的融合與“多”的好處193
9 錯誤的還原之路與一視同仁的融通238
結語329
索引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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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自然文庫:刺猬、狐貍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 節選
1 牛頓的光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碑文皇帝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一定抗議過，因為他為牛頓撰寫的碑文并沒有出現在那位偉人的墓碑上。不過，他的確為這位*杰出的同時代人寫過令人難忘的（嚴格來說實際上是史詩雙行體）墓志銘。或許這種戲仿《圣經》的詩文并不符合大不列顛*神圣之地（無論是就宗教而言還是就世俗而言）的要求，因為蒲柏對牛頓未被虛度的一生的概括，令人想起造物主的**道公開命令： 自然與自然律隱藏在暗夜里： 上帝說，讓牛頓出生吧！于是一切有了光明。 就簡潔押韻而言，蒲柏當然是首屈一指的，不過要評價牛頓，我們也可以引用從他*睿智的同時代人到*杰出的后世學者給出的許多論述，他們都證實，一些真正特別的東西攪動了17世紀思想家的世界，改變了對知識和因果性的定義，并開始了之前數世紀都未實現甚至大部分時候都未尋求的對自然的控制（至少是預測她的運行方式）。盡管很難界定，甚至被一些人否認，但這一轉型時期 已榮獲通常很謹慎的職業史學家們的終極言辭贊美：用定冠詞來表示其獨一無二，用大寫名稱來表示其重要性。歷史學家們通常稱這一17世紀的分水嶺為科學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當時的一位重要人物德萊頓（John Dryden）按照當前的學科設置，他是詩人而非科學家，不過這種設置在當時并未獲得準許，也未以同樣的方式概念化在1668年寫道： 在過去一百年中（這期間哲學研究是基督教界所有大師的職責），一個幾乎全新的自然被展現給我們，這難道不是明顯的嗎？那個學派［也就是，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思想家們和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追隨者們，通常被稱作經院學者］更多的錯誤被發覺，哲學中更多的有用實驗被進行，光學、醫學、解剖學、天文學中更多的高貴秘密被發現，比自亞里士多德以降的所有那些糊涂輕信的時代都要多，這難道不也是明顯的嗎？當知識（science）被正確地、普遍地培育，沒有什么比它傳播得更快，這真是再確切不過了。 這讓我們想起2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懷特海（A. N. Whitehead）的話，他在《科學與現代世界》一書中宣稱：“對歐洲民族在我們之前二又四分之一世紀中的智識生活做一個簡短但足夠精確的描述就是，他們生活在17世紀的天才們為他們提供的思想累積的資本之上。” 對此，科學史家們有一系列看法，但他們很少有人會否認，在17世紀歐洲，自然秩序的概念確實發生了顯著的變革（我們今日仍熟悉地視這種變革為現代感性的基礎），帶來了我們稱之為“科學”的事業，并且隨之給我們的集體生活和社會帶來了利益、劇痛和轉型。 1939年，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這位20世紀科學革命的資深研究者，將17世紀的這一轉變描繪為“人類智識的真正‘突變’……是自希臘思想發明宇宙概念以來*重要的轉變之一，如果不是*重要的話”。按照著名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57）的看法，科學革命“令基 督教興起以來的所有事物都光芒頓失，使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降格為僅僅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體系里的插曲和內部更迭” 。此外，在1986年，科學史家韋斯特福爾（Richard S. Westfall）稱：“科學革命是西方史上*重要的‘事件’……無論是好還是壞，科學都位于現代生活每一方面的中心。它塑造了我們借以思考的大部分范疇，并且在此過程中屢次顛覆了為我們的文明提供了主要支柱的人文概念。” 在那種用漫畫手法寫就的“單線”初級讀物中，科學革命以其在17世紀早期的兩位哲學奠基者為榮英國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他四處兜售觀察和實驗方法，和法國人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后者宣傳一種機械世界觀。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則成為**位取得驚人成功的實踐者，他發現了木星的衛星，通過望遠鏡觀察為哥白尼的理論提供了許多額外的辯護，并由此重排了宇宙。他還有一句名言：自然這本“大書”也就是，宇宙“是用數學的語言寫成的，其符號是三角形、圓形和其他幾何圖形”。（伽利略是羅馬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這一情形也公正地強化了他作為理性的首要英雄的角色。他于1633年被迫宣布撤回聲明，之后他生命的*后九年都是在軟禁中度過的。）不過，無論是就成功的實踐還是就完全成形的方法論而言，科學革命的頂點是在17世紀末，那時涌現了眾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才，其中的典范便是其名字常常被用來命名這一時代的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他幸運地與其他如此多才華橫溢的思考者和實踐者共處一個時代，其中*著名的有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 1627—1691）、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 1656—1742）和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 漫畫式的敘述都基于過分簡單化的累積“進步”的歷史模型（無論是通過平穩累積的改進還是通過不連續的跳躍式的進步），以及壞的“過去”被好的“后來”取代的錯誤的二分法。正如所有這些漫畫式敘述一樣，對科學革命的這種描述經不起對這一標準故事任一主要方面的仔細審查。在此僅列出兩個幾乎像傳統敘事本身一樣源遠流長的反對意見：**，所謂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學術時期愚昧的亞里士多德學說與科學革命的實驗和機械論改革之間的斷裂，可以被重寫為一個連續得多的故事，許多關鍵的洞見和發現早在17世紀之前就獲得了，并被大量 傳輸過所謂的分水嶺。法國學者迪昂（Pierre Duhem）在20世紀初出版了三卷本論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及其先驅的著作，他的反駁意見幾乎眾所周知成為非連續革命的基本論據。迪昂論證，科學革命的幾個柱石早在14世紀就由巴黎的亞里士多德學者提出了，并且廣為傳播，甚至連沒受過多少正式教育但就智力而言是他那個時代或其他任何時代*杰出的達芬奇，都能獲得并利用這些工作，作為他自己的自然觀的基礎，盡管他在閱讀那些拉丁文著作時總是磕磕絆絆的。（迪昂是在一種復雜的個人信仰的先入之見〔parti pris〕下發展他的這一論點的，包括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天主教因素，不過他的傾向性偏見〔predisposing biases〕，盡管與那些提出傳統觀點的歷史學家們的先驗忠誠〔a priori commitments〕明顯不同，并不能說是更強烈或更扭曲的。） 其次，傳統觀點的確看起來非常狹隘，因為它幾乎只關注物理科學，只關注那些通過受控實驗可解決的、服從于可靠的數學公式的相對簡單的問題。這一反對意見與我自己的表面形象和所選職業的核心密切相關。關于博物學科學我們能說些什么呢，它們在17世紀同樣經歷了廣闊且極為相似的變革，但大體上并沒有明顯受益于這樣的實驗和數學重構。那些生物（以及地質）研究者們僅僅是追隨者，被動地接受勝利的物理學和天文學的反射光束嗎？還是科學革命涵蓋了更大、或許更難以捉摸的主題，17世紀物理學和天文學中如此明顯的、公認的新發現的勝利和舊信念的破壞僅僅部分地、不完美地表現了這個主題？（因為這些問題激起了我的興趣，也因為我自己的專業在這個領域，我的例子將幾乎完全選自科學革命對博物學的影響這個被忽視的研究領域。） 本書開篇這一章的框架和引文有許多都來自H. F.科恩（H. Floris Cohen）那本精彩的巨著《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這本書主要關注的不是科學革命的內容，而是歷史學家們是如何建構這個概念的。科恩認為， 定義這一事件，或觀念史上任何其他重要“事件”的困難在于，變革本身的性質是復雜而難以捉摸的。我們在試圖界定、描繪清楚的物質實體的轉變時已遇到了足夠多的麻煩，比如人類譜系的演化。在我們探究知識和因果關系的本性時又當如何處理那些重要的變革呢？科恩寫道：“自歷史學這門技藝在19世紀成熟以來，在將歷史事件理解為相對連續或相對不連續間取得恰當的平衡就成為歷史學家的任務。”科學革命因其不可否認的深遠影響而變得如此難以捉摸，以至于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他在傳統學者中算得上是一個“發奇問而無忌諱的兒童”，在他那項打破傳統觀念但廣受尊重的研究《科學革命》（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中，用一句明顯自相矛盾但飽含智慧的妙語開篇：“世上沒有科學革命這回事，這是一本關于它的書。” 對于這一范圍如此廣闊、影響如此深遠但又如此難以刻畫的事件，我們或許可以引用“渡過盧比孔河”或“打開潘多拉的魔盒”之類傳統中受青睞的箴言或比喻來概括其基本性質。在17世紀，一些無論對社會史還是文化史來說都是紛亂、永久且革命性的事件發生了。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一壯闊的“事件”，及它對技術的實際后果和對我們定義、理解“實在”本身的智識啟示，概括為我們所稱的“現代科學”的出生陣痛和充分的初始發展。一些事件發生了。這些事件的確非常重大，然而我們尚未完全且舒適地將它們整合到我們生活方方面面更廣闊的組織中去，包括人文的、美學的、倫理的和神學的，這些是科學所不能解決的，但是在其話語和存在的每個角落都緊密聯系著的。 這樣，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科學與我們完整存在的其他領域間持續混亂的關系就本書而言，即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交互那我們*好從現代科學的發端開始，嘗試著理解17世紀科學革命的發起者們如何理解他們的任務、他們的挑戰、他們的敵人和他們的成就。（我在之前的一本書《萬古磐石》中討論了另一大偽沖突，所謂的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斗爭。） 尤其是，這些現代科學的創造者是如何理解傳統的人文研究學科的？更具體的（這預示著本書的一個基本主題），將特定的人文研究模式視為要被掃到一邊的障礙而非可以培養的盟友，這樣的看法如何為兩者的交互設定了一個不幸的、如果說可理解的（很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初始情境？在科學的成長和成功摧毀了此類好斗與敵對的任何可想到的理性依據的數世紀之后，為什么這種內在沖突觀仍然甚囂塵上？或許一個新來者必定是好斗的、警惕的，并且偏好我們對陣他們這樣的分類。但是一個正值壯年、志得意滿的成年人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實際中都應樂于接受寬宏大量這一義務。 我寫這本書的動機主要源于一種個人的困惑感。從*早的記憶開始（當我度過幾乎所有男孩都有的警察和消防隊員階段，并且向現實低頭，承認我永遠不會作為職業棒球運動員占據洋基體育場的中外場后），我就想“在長大后”成為一名科學家尤其是，當我知道那些全職研究化石的人的專有名稱是古生物學家后。我并沒有親密的家庭成員可做導師或榜樣，因為他們雖然都很聰明，但并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并走上職業道路。我一直喜愛幾個被傳統分類稱為藝術和人文學科的領域，這完全是因為個人從中獲得的是愉悅感，而非課堂或文化“責任”：從閱讀帶來的大體上被動的喜悅，到更具活動性的品鑒建筑的快樂（對那些有分類愛好的人來說這遠勝過觀鳥，如果你問我的話，因為建筑物靜止不動，而且不需要在清晨六點鐘或其他本可以更好地用在別處的零星時間觀賞），再到嚴肅積極地參與合唱，這項愛好我仍在堅持。 我從未感到這些愛好之間存在沖突；畢竟，我看上去是相當完整協調的，至少在我自己的頭腦和身心中是這樣的（這是我刺猬式的一面）。實際上，在天真自戀的童年時期，我想象自己是所有這些活動的一個完全合理的公分母（我的狐貍式的興趣）。此外，由于缺乏直接的或家傳的經驗，我甚至不知道科學應當與藝術和人文學科沖突，甚至在實質上不同。 我后來的確知道了傳統的學科分類，但它們對我而言沒有任何意義。當然，我承認，沖突是有歷史原因的而本書的大部分，包括這些開篇部分，都在探索造成兩者懷疑和分離但目前已不合理的基礎。我也理解，科學與人文學科各自的基本追求常常在本質上和邏輯上如此不同，以至于一方的技藝常常從原則上無法解答對方的問題。*明顯的一個例子是，科學試圖確定自然世界的事實結構，而藝術中的評判標準則要求考慮無法被翻譯為科學語言中的“真”或“假”的美學關切真理并不等于美，無論我們如何珍視兩者，無論濟慈先生（Mr. Keats）在他的希臘古甕中發現了什么。相似地，甚至更廣義地說，沒有任何科學事實結論（即關于自然“是”什么的陳述）可以在邏輯上決定倫理原則（即關于我們的責任“應當”怎樣的陳述）從而為當任何一方誤解了自身的局限之處并要求統治對方的領域時的錯誤爭辯提供了一個更加成熟的爭議點。 但撇開所有這些明顯的、被反復分析過的區分不說，我一直覺得，兩者相似的目標和智力風格壓倒了它們在研究材料和驗證模式上的合理不同。創造性思考的共性，精神激勵與興奮的相似心理狀態，似乎超越了問題或方法上的邏輯差異。（我不會試圖區分演唱巴赫《受難曲》中特別感人的一段時所感受到的歡愉，與解決花生蝸牛屬［我研究的一類陸生蝸牛］系統分類中的一個小難題后心里想著“哦，原來是這樣的！”時的興奮。我曾在紐約地鐵竟然在這個熙熙攘攘的地方！偶遇了一位比我年長的著名同事，此時他已至暮年，他告訴我，他仍然全身心地熱愛并從事著研究，因為從中獲得的愉悅只能用“持續高潮”來形容。） 此外，無論在邏輯上如何合理，也無論悠久的歷史如何支持，我們對人類學科的分類起源于過去的社會規范和大學實踐中的一些基本上隨意且偶然的原因，由此制造了阻礙當下理解的錯誤障礙。我說這些并不是為了表達這個顯而易見的觀點：人類天生傾向于使用專業術語且眼界狹小，而學科的邊界和專業化助長了這樣的天性。我說這些有著令人信服得多也有用得多的原因：解決某個領域的關鍵問題所需要的概念工具常常遷移到我們的掌控之外，因為它們變成了另外一個遙遠領域的財產，那些需要它們的領域實際上無法獲得。比如，我感到自己在古生物學領域取得的一些突破，都是在我清楚地認識到記得狐貍的 策略吧理解生命演化模式的必要工具貯存在我們人文領域的歷史學家們所建立的方法論中，而非在常規科學的那些標準實驗和量化程序中時，后者僅非常適合于不受時間影響且可重復的簡單事件。 所謂的科學與宗教的沖突在過去幾個世紀已得到了更多的評論，并且引起了多得多的實際混亂，而科學與藝術和人文學科之間的交互亦已被明確爭論了同樣長的時間，并且也伴隨著同樣多的見解。事實上，這一設想的沖突在一開始就得到了權威的表述，并且在此后經歷了幾次再生，其間同樣的參與者被賦予了不同的名字，他們在每一個“新”篇章中做出了同樣的基本動作（包括為對方發明同樣的假想敵漫畫）這也是我以一個傳統開端，即現代科學在17世紀科學革命中的“官方”開端來開始本書的根本原因。 *初的版本隨著古今之爭在17世紀末的知識分子之間迅速傳播（所謂古今之爭，即在亞里士多德和文藝復興一代與培根和笛卡爾之間挑起的較量，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他極盡諷刺之能的《書的戰爭》中對此做了十分有趣的描繪，他站在崇古派一邊反對新生的科學。第七章將對此進行討論）。我這一代主要是從斯諾（C. P. Snow）那廣被引用但很少被閱讀的關于“兩種文化”的探討中得知這一爭論的。（斯諾，科學家出身，后來還是小說家和大學管理者。他于1959年5月在劍橋大學的里德講座〔Rede Lecture〕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他講到文人知識分子與職業科學家之間越來越大的隔閡，并舉例指出，“人們會發現，格林威治村講的語言與切爾西市的一模一樣，兩者與麻省理工的交流少得就好像科學家只講藏語一樣”。） 在我們的千禧年之交，學者們將同樣的爭論重塑為“實在論者”與“相對論者”之間的“科學戰爭”。前者幾乎包括了所有的科學家，他們支持科學知識的客觀性與進步性質；后者則幾乎囊括了我們大學中所有棲身于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人員，他們認識到所有宣稱是宇宙事實的其實都是文化嵌入的，并且認為科學僅僅是諸多信仰體系中的一個選擇，而所有這些體系都同樣有分 量，因為“科學真理”這一概念僅能代表一種由科學家發明的社會建構，以確立他們對自然研究之“霸權”（所謂的后現代教徒的暗語）的正當性，無論他們是否有意識這樣做。 對所假定的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沖突，本書采取了一種特異的但基本上屬于歷史學的研究路徑：先承認在現代科學的降生陣痛中斗爭的恰當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接著論證我們在數世紀之前陷入了這一過時的內在斗爭的設想中，盡管彼時已無合理的論據支持這一設想繼續，無論這論據是邏輯的、歷史的還是實際的。相反，在我們這個越來越復雜、越來越混亂的世界，我們需要能從我們的各個情感和智力領域（又是狐貍的多樣性）獲得的幫助。將許多不同的獨立的碎片“縫成”一件美麗完整的多彩衣裳，一件名叫智慧的衣裳（甚至比刺猬多刺的外套更好），以此來比喻兩者間的恰當互動當然要比“打敗”或者“吞沒”這樣的比喻好。我的論證共有四步： 1. 17世紀科學革命中科學的誕生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它與人文領域*初的沖突（即這部分標題中的“離別之初的儀式與權利”）。已站穩腳跟的大塊頭絕不會主動放棄地盤，新來者必須準備好作戰，即便只是作為開始的一種儀式。 2.我將在接下來三章給出相關的特殊例子，通過探問科學革命的締造者們認為他們需要克服什么，來記錄科學與人文領域之間*初的不可避免的失和（第二章涉及科學與人文、宗教傳統相沖突的一個具體例子；第三章論與人文領域之間的問題；第四章論與宗教勢力和正統觀念的緊張關系）。接著，在第二部分，我將展示這些作為創建者的科學家們為何未能完成他們的使命，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獲得人文領域的一些重要洞見。 3.這一沖突，起初是可理解的，但在很久以前就變得愚蠢且有害。科學在那些恰當地屬于其技藝和專業知識的廣闊領域中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科學沒有權利爭奪超出其極為成功的方法邊界之外的智識領域。因此，握手言和的時機很久以前就到來了而和平本將帶給雙方如此多的福利，因為每一方都可以從對方的成功中學到很多（我將在第八章用詳細例子證明這一點）。就《傳道書》第三章所列舉的那些著名對比而言，我們已處在了每一組對比的后期：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拋擲石頭有時，積聚石頭有時；撕裂有時，縫合有時；戰有時，和有時。 4.盡管在這個崇奉多元主義、拒絕確定解決方法的時代，這樣的宣言可能被認為是過時的，但我將在第九章論證，要恰當地愈合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久遠沖突，我們可以識別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和一條錯誤的道路。正確的道路強調尊重內在于不同學科的寶貴的不同洞見，拒絕兩者價值等級不同或一方應歸入另一方這樣的語言（和實踐）。融通（consilience），按照該詞發明者的定義，是從形形色色聚合在一起的獨立主張中產生的，而非在一個強加的錯誤聯合的旗幟下通過歸入產生。
新書--自然文庫:刺猬、狐貍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 作者簡介
斯蒂芬·杰·古爾德（1941—2002年），美國古生物學家、演化生物學家，科學史學家與科普作家，職業生涯中大多在哈佛大學擔任教職，并曾在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工作。1972年，他與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尼爾斯·埃爾德里奇（Niles Eldredge）共同提出“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進化理論，由此享譽全球。作品有《生命的壯闊》《熊貓的拇指》《自達爾文以來》等。 譯者：楊莎，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為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博物學史、植物學史和意識哲學。譯有《探尋自然的秩序》（商務印書館，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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