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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9925654
- 條形碼：9787569925654 ; 978-7-5699-2565-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 本書特色
1、費孝通家人張榮華先生親自授權出版。
2、中國人民大學人類研究所所長、費老晚年入室弟子趙旭東教授撰寫2000千字導讀推薦。
3、從美國蓋蒂研究所館藏古籍中輯錄優質配圖，拓展知識，豐富閱讀體驗。
4、對照1948年初版校訂。
5、特別邀請專業女聲主播朗讀全文，隨書附贈，掃碼可聽。
6、封面設計時尚質感，專為年輕讀者量身制作。
7、學界公認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理論研究代表作，暢銷70余年傳統文化經典入門作品。
8、《鄉土中國》所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這個古老國家的一小部分，而是這個以農業為根基的文明古國的深層次基礎。在“鄉愁”日漸成為一種“經濟”的當下，重讀經典，或許能讓我們更清醒地面對這片古老而亟待新生的土地。
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 內容簡介
《鄉土中國》是社會學巨擘費孝通先生的一部研究中國基層傳統社會——農村的經典著作。這本書于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后期根據費先生所講授的“鄉村社會學”課程內容寫成，篇篇短小精悍，語言樸實卻深沉精確；書中作者用通俗、簡潔的語言從鄉村社區、文化傳遞、家族制度、道德觀念、權力結構、社會規范、社會變遷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構建中國社會特有的鄉土倫理體系。它對中國社會的分析鞭辟入里，發人深省，為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參考。
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 前言
趙旭東(1)
1948年前后，也就是在中國的家國命運將面臨一場可能有的新選擇面前，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各種形式參與到了這場決定一個國家未來前途和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大抉擇之中去。當年的費孝通，一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作為一個有著完整英國人類學訓練背景的社會學家，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這場討論之中去，他在云南呈貢的魁閣，作為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的一位教授，領導者一個對于中國社會和文化以及那里的真實存在的人懷有極大興趣的研究小組。他自己通過實地調查去為學生們講授“鄉村社會學”這門課程，課余所留存下來的文字得到發表，成為了《鄉土中國》
(1) 趙旭東，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100872）；Email: zhaoxudong@ruc.edu.cn
這本書的原型。這些文字是在報刊編輯的不斷催促之下而一篇篇地發表出來的，由此而引起超越學生群體的更為廣大的公共讀者的共鳴。
這可謂是田野調查研究的附屬品，是一個實地研究者借文字去描摹中國的基層社會其可能的結構或者不變的東西是怎樣的；同時，也是在那樣困苦的年代里，不得已“為稻梁謀”來換取稿費去維持一種原本不可持續的家計的附屬品；同時也是在一種內憂外患的痛苦掙扎之中所自然流淌出來的思想情感的附屬品。用費孝通后來的評價就是，這些文字根本是在探討“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的大問題，同時也是在抒發著自己對于理想中的中國應該選擇的道路將會是怎樣的，它未來究竟會有怎樣的一種變遷和轉型，而這樣的一種中國敘事的構建，又必然是以現實之中的中國究竟是怎樣一副面貌為基本前提的。
這個現實的中國，這個我們可以真正去把握的中國，便是費孝通所說的“鄉土中國”，是在基層的基本的社會結構上所體現出來的一種“鄉土本色”的鄉土中國。這種“鄉土本色”并非單單是指物理空間意義上的土地這一方面而言的，而是指人和土地之間的一種*為緊密的連接。由此，人的生老病死似乎都跟某一塊土地的存在極為密切地聯系在了一起，彼此之間不能夠有哪怕是些許的分離，人生于斯、長于斯，*后又終老于斯，這就是鄉土中國的一種生命循環，而由此種循環所構建起來的便是可以持續運轉的循環社會。很顯然這種循環的基礎就在于由人和土地之間關系而生長出來的一種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它根本上是一種差序性的關系，即被費孝通稱之為“差序格局”的一種差序性的關系，做個形象的比喻，這就像一塊石頭打進水中向外所激蕩出來的一圈圈的漣漪一樣，越是靠近水波紋中心的地方，越是會表現得力量強勁或關系緊密，而越是遠離中心的，便越是表現得力量薄弱或關系疏遠。
換言之，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之中，人和人之間往往是通過某個個人的自我，并以此自我為中心而不斷地向外延伸出去的。這是以一種自我主義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并與西方的那種由一群人所結合在一起而成為一個團體的有似一捆柴或者有似俱樂部一般的“團體格局”的形式是大為不同的。在此種差異之中，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會更為強調彼此關系的距離形態構成，跟團體格局的彼此均等性的等距離關系形態大為不同，因此在差序關系的社會之中，凡事都要去攀一個交情，去拉一下關系，以此明了彼此之間的距離，總之，這種關系距離的明晰背后實際上都離不開一個“私”字，彼此的關系也便是一種私人的關系。因此在行為上、道德上以及情感上都會以這種關系的親疏遠近來作為一種評判的標準。關系如果近，那凡事都好商量，一路便是開綠燈；而如果關系遠，則會表現得彼此冷漠，所有的事都想盡辦法設卡阻止，相互也沒什么真正利益上的往來可言，更無所謂可能有的彼此之間的一種深度的交往、信任和共事。
這種基于私觀念的差序格局構建，核心或者關鍵也恰恰就是在這一個“私”字上面，社會之中充斥著種種的私人的道德，私人的行動邏輯以及私人之間的親疏關系的構建，如果不屬于是私下里的“自己人”，便什么事情都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展開以及事業上的有所作為。這無疑是基于一種土地的農業生產所特有的關系模式，并且在沒有一種共同性的或者普遍性的神學信仰的觀念下，所突出表現出來的一種家族主義以及地方性關系主義建構的文化模式。它會更為強調彼此之間的基于私的友愛和親密，相互之間需要預先有一種關系的確認，之后才有彼此之間交往規則或原則的啟動，如果對方是屬于親人關系的，那所呈現出來的可能是一套的規則；而如果不是親人的，特別的還屬于是一種“見面生”的陌生人的關系，呈現出來的則又是另外的一套規則了，所謂不分語境和彼此關系的一種普遍性適用的法則在這種關系的文化之中是無法真正有用武之地的。這一點在我看來可能便是費孝通《鄉土中國》一書*為重要的一個發現，因為它無意之中點破了一個未來新型國家構建的基礎究竟應該是怎樣的。
推算一下，《鄉土中國》一書的初版到現在已經有七十多年了，但是閱讀他的人卻不分年代和學科的與日俱增，年輕的人從此種閱讀之中可以了解到中國基層社會的結構究竟是怎樣的，由此而可以抓住事物的本質，不會為變動不居的社會現象所左右；而年長的人在此閱讀之中會感同身受地領會到中國社會自身的變與不變的辯證。在一種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社會與文化的比較之中，切實感受到鄉土中國其真正的存在價值。而不同學科的人，只要他們一觸碰中國的研究，只要他們想去探尋中國存在何以可能，還有中國的文明以及文化何以可能，那所有這些問題的詢問都會使他鍆很快地遠離自己學科的那些教條和定律，而會令他們驚訝地找尋到《鄉土中國》這本書的理解線索，從一種看似模糊實際精確，看似隨意實際微言大義，看似簡略實際卻充滿著無限復雜性和可解釋性的空間的張力之中，中國意識得到了一種突顯，而這恰是《鄉土中國》這本書所能帶給我們的真正永恒魅力之所在。
應該清楚的是，時代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但問題依舊；中國在不斷地得到書寫，但超越性的認識卻越來越難有所得。我們或許有太多的研究，但是我們缺乏哪怕是一丁點的洞見。一個人又一個人所寫書在一本本的積累起來，厚度也在不斷地增加和超越，但是可以去仔細比較一下，對于中國的理解，在我們華麗的書桌上*后能夠鋪展開來的，除了《鄉土中國》這本書，我們似乎還真的不太容易去找到另外的一本。可讀的書顯然會有很多，但是可以靜下心來讓人細細品味的，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毋庸置疑是其中*為重要的一本，只要你談論中國，這本書總也是無法真正可以繞來去的。顯然，它的價值不僅在于文字上的通俗易懂且內涵豐富，更為重要的還是它所揭示出來的中國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可以擱置許多空洞的討論，成為直觀這個世界的一把鑰匙。有誰可以否認，數千年的農業文明所構筑的中國意識能夠真正離開“鄉土”這兩個字去獲得一種額外的理解呢？當然，鄉土并不是中國的全部，但是對于核心價值的討論卻無法避開對于鄉土問題本身的追溯，這恰是《鄉土中國》這本書的又一價值所在，也是我們今天還要不斷去重讀它的真實理由的所在。
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寫于亦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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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序言|
這本小冊子的寫作經過，在《后記》里已交代清楚。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據我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應當時《世紀評論》之約，而寫成分期連載的十四篇文章。
我當時在大學里講課，不喜歡用現存的課本，而企圖利用和青年學生們的接觸機會，探索一些我自己覺得有意義的課題。那時年輕，有點初生之犢的闖勁，無所顧忌地想打開一些還沒有人闖過的知識領域。我借“鄉村社會學”這講臺來追究中國鄉村社會的特點。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講的，所講的觀點完全是討論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沒有經過琢磨，大膽樸素，因而離開所想反映的實際，常常不免有相當大的距離，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樣。我敢于在講臺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盤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認為教師的任務是在傳授已有的知識，這些學生們自己可以從書本上去學習，而主要是在引導學生敢于向未知的領域進軍。作為教師的人就得帶個頭。至于攻關的結果是否獲得了可靠的知識，那是另一個問題。實際上在新闖的領域中，這樣要求也是不切實際的。
在教室里講課和用文字傳達，公開向社會上發表，當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師是在帶領學生追求知識，把未知化為已知。在社會上發表一種見解，本身是一種社會行動，會引起廣泛的社會效果。對實際情況不正確的反映難免會引起不良的影響。我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在發表這些文章之前，猶豫過。所以該書初次出版時在《后記》中向讀者懇切說明：由于刊物的編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發表”。“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種嘗試的記錄罷了。”嘗試什么呢？嘗試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這個問題。
這書出版是在1947年，離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聯書店為什么建議我把這本小冊子送給他們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們的建議是因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經歷中留下的一個腳印，已經踏下的腳印是歷史的事實，誰也收不回去的。現在把它作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輕人在知識領域里猛闖猛攻的標本，拿出來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義。至于本書內容所提出的論點，以我現有的水平來說，還是認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沒有現實的意義。
這本小冊子和我所寫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等調查報告性質不同。它不是一個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具體社會里提煉出的一些概念。這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體系同樣影響著中國的社會，那些影響同樣可以在中國的基層社會里發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謂鄉土社會這個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工具。
我這種嘗試，在具體現象中提煉出認識現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這個名詞來指稱。Ideal Type的適當翻譯可以說是觀念中的類型，屬于理性知識的范疇。它并不是虛構，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體事物中的普遍性質，是通過人們的認識過程而形成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形成既然是從具體事物里提煉出來的，那就得不斷地在具體事物里去核實，逐步減少誤差。我稱這是一項探索，又一再說是初步的嘗試，得到的還是不成熟的觀點，那就是說如果承認這樣去做確可加深我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那就還得深入下去，還需要花一番工夫。
這本書*初出版之后，一擱已有三十七年。在這一段時間里，由于客觀的條件，我沒有能在這方面繼續搞下去。當三聯書店提出想重刊此書時，我又從頭讀了一遍。我不能不為當時那股闖勁所觸動。而今老矣。回頭看，那一去不復返的年輕時代也越覺得可愛。我愿意把這不成熟的果實奉獻給新的一代年輕人。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議論，但是這種一往無前的探索的勁道，看來還是值得觀摩的。讓我在這種心情里寄出這份校訂過的稿子給書店罷。
1984年10月11日
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 目錄
閱讀《鄉土中國》的價值
重刊序言
鄉土本色 — 001
文字下鄉 — 010
再論文字下鄉 — 019
差序格局 — 027
維系著私人的道德 — 038
家 族 — 047
男女有別 — 055
禮治秩序 — 063
無 訟 — 072
無為政治 — 079
長老統治 — 086
血緣和地緣 — 094
名實的分離 — 104
從欲望到需要 — 111
后 記 — 119
重刊序言
鄉土本色 — 001
文字下鄉 — 010
再論文字下鄉 — 019
差序格局 — 027
維系著私人的道德 — 038
家 族 — 047
男女有別 — 055
禮治秩序 — 063
無 訟 — 072
無為政治 — 079
長老統治 — 086
血緣和地緣 — 094
名實的分離 — 104
從欲望到需要 — 111
后 記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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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 節選
禮治秩序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對稱，而且認為西洋是法治的社會，我們是“人治”的社會。其實這個對稱的說法并不是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沒有人的因素。
現代論法理的學者中有些極重視人的因素。他們注意到在應用法律于實際情形時，必須經過法官對于法律條文的解釋。法官的解釋對象雖則是法律條文，但是決定解釋內容的卻包含很多因素，法官個人的偏見，甚至是否有胃病，以及社會的輿論都是極重要的。于是他們認為法律不過是法官的判決。這自是片面的說法，因為法官并不能任意下判決的，他的判決至少也須被認為是根據法律的，但是這種看法也告訴我們所謂法治絕不能缺少人的因素了。
這樣說來，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區別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對面，意思應當是“不依法律的統治”了。統治如果是指社會秩序的維持，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社會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維持，人和人的關系可以不根據什么規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據法律，根據什么呢？望文生義地說來，人治好像是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之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的意思。我很懷疑這種“人治”是可能發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們，相互的行為、權利和義務，沒有一定規范可守，依著統治者好惡來決定，而好惡也無法預測的話，社會必然會混亂，人們會不知道怎樣行動，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說不上“治”了。
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
鄉土社會秩序的維持，有很多方面和現代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說鄉土社會是“無法無天”，或者說“無需規律”。的確有些人這樣想過。返樸回真的老子覺得只要把社區的范圍縮小，在雞犬相聞而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的社會里，社會秩序無需外力來維持，單憑每個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無事了。這種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就是在現代交通之下，全世界的經濟已密切相關到成為一體時，美國還有大多數人信奉著古典經濟學里的自由競爭的理想，反對用人為的“計劃”和“統制”來維持經濟秩序，而認為在自由競爭下，冥冥之中，自有一雙看不見的手，會為人們理出一個合于道德的經濟秩序來的。不論在社會、政治、經濟各個范圍中，都有認為“無政府”是*理想的狀態，當然所謂“無政府”決不是等于“混亂”，而是一種“秩序”，一種不需規律的秩序，一種自動的秩序，是“無治而治”的社會。
可是鄉土社會并不是這種社會，我們可以說這是個“無法”的社會，假如我們把法律限于以國家權力所維持的規則；但是“無法”并不影響這社會的秩序，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
讓我先說明，禮治社會并不是指文質彬彬，像《鏡花緣》里所描寫的君子國一般的社會。禮并不帶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見了人點個頭”、不窮兇極惡的意思。禮也可以殺人，可以很“野蠻”。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禮里被別人用火燒死，這是禮。又好像在緬甸有些地方，一個人成年時，一定要去殺幾個人頭回來，才能完成為成年禮而舉行的儀式。我們在舊小說里也常讀到殺了人來祭旗，那是軍禮。.，可能是很殘酷的。殘酷與否并非合禮與否的問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惻隱之心并沒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當殘忍的行為。
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合于禮的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做得對的，對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單從行為規范一點說，本和法律無異，法律也是一種行為規范。禮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國家”是指政治的權力，在現代國家沒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權力。而禮卻不需要這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
傳統是社會所累積的經驗。行為規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們的行為以完成社會的任務，社會的任務是在滿足社會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們要滿足需要必須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術，向環境獲取資源。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個人自行設計，或臨時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規劃的。人們有學習的能力，上一代所試驗出來有效的結果，可以教給下一代。這樣一代一代地累積出一套幫助人們生活的方法。從每個人說，在他出生之前，已經有人替他準備下怎樣去應付人生道上所可能發生的問題了。他只要“學而時習之”就可以享受滿足需要的愉快了。
文化本來就是傳統，不論哪一個社會，絕不會沒有傳統的。衣食住行種種*基本的事務，我們并不要事事費心思，那是因為我們托祖宗之福，一一有著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鄉土社會中，傳統的重要性比現代社會更甚。那是因為在鄉土社會里傳統的效力更大。
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不但是人口流動很小，而且人們所取給資源的土地也很少變動。在這種不分秦漢，代代如是的環境里，個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經驗，而且同樣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經驗。一個在鄉土社會里種田的老農所遇著的只是四季的轉換，而不是時代變更。一年一度，周而復始。前人所用來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案，盡可抄襲來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經過前代生活中證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堯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戰時，疏散在昆明鄉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醫生，只有請教房東老太太。她一聽哭聲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種寄生菌，吃奶時就會發痛，不吃奶又餓。她不慌不忙地要我們用咸菜和藍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兩天果然好了。這地方有這種病，每個孩子都發生，也因之每個母親都知道怎樣治，那是有效的經驗。只要環境不變，沒有新的細菌侵入，這套不必講學理的應付方法，總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問理由了。
像這一類的傳統，不必知之，只要照辦，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辦法，自然會隨之發生一套價值。我們說“靈驗”，就是說含有一種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著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會出毛病。于是人們對于傳統也就漸漸有了敬畏之感了。
如果我們對行為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不加推究，只按著規定的方法做，而且對于規定的方法帶著不這樣做就會有不幸的信念時，這套行為也就成了我們普通所謂“儀式”了。禮是按著儀式做的意思。禮字本是從豊從示。豊是一種祭器，示是指一種儀式。
禮并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禮是主動的。禮是可以為人所好的，所謂“富而好禮”。孔子很重視服禮的主動性，在下面一段話里說得很清楚：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這顯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于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這是個人習慣所維持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沒有人的地方也會不能自已。曾子易簀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禮是合式的路子，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于傳統的習慣。
禮治從表面看去好像是人們行為不受規律拘束而自動形成的秩序。其實自動的說法是不確，只是主動地服于成規罷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約”字來形容禮的養成，可見禮治并不是離開社會，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構成的秩序了。
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禮來維持。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不管一種生活的方法在過去是怎樣有效，如果環境一改變，誰也不能再依著法子去應付新的問題了。所應付的問題如果要由團體合作的時候，就得大家接受個同意的辦法，要保證大家在規定的辦法下合作應付共同問題，就得有個力量來控制各個人了。這其實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謂“法治”。
法治和禮治是發生在兩種不同的社會情態中。這里所謂禮治也許就是普通所謂人治，但是禮治一詞不會像人治一詞那樣容易引起誤解，以致有人覺得社會秩序是可以由個人好惡來維持的了。禮治和這種個人好惡的統治相差很遠，因為禮是傳統，是整個社會歷史在維持這種秩序。禮治社會是并不能在變遷很快的時代中出現的，這是鄉土社會的特色。
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 相關資料
這部書是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理論研究的代表作。它對中國社會的分析鞭辟入里，發人深省，為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參考。
——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 陳雨露
他站得高，看得更遠，考慮得更周全。他提出“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長江流域為腹地”。“大上海就是Greater shanghai”。他滿懷希望地說：“當上海這個龍頭高高昂起的時候，即‘大上海’實現之時，以江浙為脊梁的東方巨龍就會騰空而起。”
—— 經濟學家 厲以寧
孝通兄提出過許多有益于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良策，尤其蘇南鄉鎮企業模式之研究為世人敬仰。孝通兄辛勤耕耘一甲子，著作等身、獎掖后學，滋蘭樹惠，終就社會學教育和研究之一代宗師。 ——上海大學原校長 錢偉長
他生命的zui后20年，不只奪回失去的20年，而且愈加發光發熱。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固然重展新貌，他個人更是寫作不停，寫出一篇又一篇與時代共呼吸的大文章，從社會學、人類學的知識視野，為中國的社會發展，為中國的現代化，為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的自立提供了理性和方向性的思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何幸而有費孝通，中國人民何幸而有費先生。
——原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 金耀基
費孝通這個人樣樣通，近年來深入農村、工礦，使他更通了。……費孝通是走江南談江南，走江北談江北，希望現在的青年人也能如此。
—— 國學大師、zui后的儒家 梁漱溟
他們（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等）都是這些學科在中國歷經滄桑的見證人，正是由于他們的共同努力才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民族學和人類學在當今社會得以發展和壯大。
—— 作家、世紀老人 冰心
費孝通的這種觀察超出了同時代的所有人，不獨在中國，即便在全球學界也是獨步一時，它完全不同于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大工業設想，而是一種來自于中國的經濟思想靈光。事實上，開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大改革，由鄉鎮企業為“預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從這里發芽的。
—— 財經作家 吳曉波
中國人類學跟社會學的奠基人費孝通先生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用來表述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這個特征是什么呢？他就說我們的社會，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個差序格局的社會
—— 作家、媒體人 梁文道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高校社會學研究生入門考卷中常見的名詞解釋是“差序格局”。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學教授和學者們認為，《鄉土中國》中的這一術語是中國社會學對世界社會學理論的巨大貢獻。
—— 北京大學教授 鄭也夫
它們和建筑無關，但對我來說都是非常有用的書。比如我對農村問題感興趣，我就讀費孝通先生的《鄉村調查》，真正地讀到書里面去。
—— 普利茲克獎獲得者 建筑師 王澍
費先生的一生著述，是一筆特殊遺產。對鄉土中國的觀察和描述，不是隔靴搔癢，而是深入骨髓；對美好社會的探尋，不是紙上談兵，而是躬身實踐。每個期待身處好社會、過上好日子的讀者，都不妨讀讀費先生明白曉暢的文字。多聽費先生說話，能更多讀懂吾國吾民，自己的尋常日子也會更有意味。
—— 學者 費孝通原助手 張冠生
鄉土中國-彩色插圖版 作者簡介
費孝通（1910-2005）
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曾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中國民主同盟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80 年獲國際應用人類學會該年度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榮譽獎，并成為該會會員。1981 年接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頒發的該年度的赫胥黎（Huxley）獎章。1988 年在美國紐約獲不列顛百科全書獎。1993 年在日本福岡獲該年度亞洲文化大獎。
主要作品有《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中國》《民族與社會》《從事社會學五十年》《邊區開發與社會調査》《行行重行行》等, 著作等身，影響深遠。
商品評論(24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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