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輩的故事 相關資料

只有大家庭的背景，才產生這樣的故事。平靜敘述，沒有怨尤；寫傳統與革命的沖突，舉重若輕；寫母親多詩筆，寫父親多史筆。——王鼎鈞（當代華文文學大師） 作者既不凄絕，也沒有憤恨，而是冷靜、客觀、輕描淡寫地勾畫了苦難中的歡笑、絕望中的希望，還有家族和親友的大小故事、新舊歷史，錯綜交織成中華民族上世紀的一幅縮影。——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名譽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所長） 長輩的故事，有曾祖父、祖父、父母、叔伯、姑姑、姨媽等。每一個故事都生動感人。他們的故事是時代的縮影。他們的故事是歷史的記憶。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們對近百年的云南歷史、對中國的歷史有更加真切、更加深刻的認知。邊城青年
父親 1929 年考入昆明新建的工業學校，三年后畢業。這些朝氣勃勃的少年，沒有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慷慨激昂，不過以青春的熱忱、不受約束的好奇去擁抱新思維、新事物。胡適與錢穆爭論的聲音飄不到邊遠的小城，他們不去思考中國走向哪里，到底應該全盤西化還是洋為中用等嚴肅的問題。在他們看來，西方的東西新鮮而不怪異，引人入勝的西方小說中的是非觀、好人壞人的標準和傳統中國沒什么不同。對包辦婚姻等舊禮教的批評早在他們的父親一代就有共識，連祖父也無異議。兩個世界的差異在于中國落后，農村尤甚。
1930 年代，西風東漸，昆明的年輕人急不可待地脫下長衫，換上西裝，捧起翻譯小說，聽留聲機，拉小提琴。一個嶄新的世界從書本中、銀幕上跳出來，帶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將這一代人拉上駛向現代化生活的大船。
生性好奇、喜冒險的年輕人，在工業時代新發明、新玩意傳來中國的 1930 年代，可謂生逢其時。摩托車首次在昆明出現，父親即去買了一部。他問車行的人哪是油門、哪是剎車，就騎著摩托車回家了。吉普車買來，他幾天內學會，會了就開快車。他妹妹、表弟妹多年后回憶搭乘他的座駕的驚險經歷，都大笑不止。二姑姑有一次被撞得鼻青臉腫，幸而昆明那時街上沒有什么行人，未釀成車禍。幾十年后父親擔任昆明市政工程公司的副經理時，他的司機姓楊，開快車出名。父親不無驕傲地說：“他開車就像我當年，”并補上一句，“那時路上沒有什么人呀！”
電燈、電報、電話、無線電……一樁一件的現代魔術，讓老一輩目瞪口呆，年輕人心花怒放。從來一本正經的祖父穿著緞子長衫出席晚宴，鈕扣是一粒粒微型燈，電池藏在口袋里，他伸手進去，不動聲色地按動開關，鈕扣一閃一閃，出盡風頭。父親對無線電著迷到茶不思、飯不想的地步，自己動手繞變壓器，安裝過大大小小的收音機。這一愛好延續到半導體出現之前、還用電子管收音機的年代。我童年時代對父親的回憶，伴隨著家里嘰嘰嘎嘎調頻的電波聲。西洋音樂沖進來，時代青年“如聽仙樂耳暫明”。操練了一年半載，小提琴剛成曲調，父親便和幾個朋友組成“洋吹鼓手”隊，為婚禮伴奏，起碼混頓好飯吃，甚至賺點外快。1940 年代初，父親的摯友、當時和他一道參加滇緬公路的勘察的黃湛記道：
我們組成一支中西合璧的樂隊，每當風清月明之夜，就在陽臺上演奏起來，有中國的《漢宮秋月》《昭君出塞》《二泉映月》，也有西洋的《小夜曲》《安慰》《圣母頌》《圣善夜》等曲子。初初節拍不齊，經熊大哥調教一番，備覺動聽。有一天晚上，我們連奏了許多哀怨的中外曲子，半小時過去，才發現大門外樹蔭下竟然有上百男女老少，全神貫注地聽。

邊城青年

父親 1929 年考入昆明新建的工業學校，三年后畢業。這些朝氣勃勃的少年，沒有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慷慨激昂，不過以青春的熱忱、不受約束的好奇去擁抱新思維、新事物。胡適與錢穆爭論的聲音飄不到邊遠的小城，他們不去思考中國走向哪里，到底應該全盤西化還是洋為中用等嚴肅的問題。在他們看來，西方的東西新鮮而不怪異，引人入勝的西方小說中的是非觀、好人壞人的標準和傳統中國沒什么不同。對包辦婚姻等舊禮教的批評早在他們的父親一代就有共識，連祖父也無異議。兩個世界的差異在于中國落后，農村尤甚。

1930 年代，西風東漸，昆明的年輕人急不可待地脫下長衫，換上西裝，捧起翻譯小說，聽留聲機，拉小提琴。一個嶄新的世界從書本中、銀幕上跳出來，帶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將這一代人拉上駛向現代化生活的大船。

生性好奇、喜冒險的年輕人，在工業時代新發明、新玩意傳來中國的 1930 年代，可謂生逢其時。摩托車首次在昆明出現，父親即去買了一部。他問車行的人哪是油門、哪是剎車，就騎著摩托車回家了。吉普車買來，他幾天內學會，會了就開快車。他妹妹、表弟妹多年后回憶搭乘他的座駕的驚險經歷，都大笑不止。二姑姑有一次被撞得鼻青臉腫，幸而昆明那時街上沒有什么行人，未釀成車禍。幾十年后父親擔任昆明市政工程公司的副經理時，他的司機姓楊，開快車出名。父親不無驕傲地說：“他開車就像我當年，”并補上一句，“那時路上沒有什么人呀！”

電燈、電報、電話、無線電……一樁一件的現代魔術，讓老一輩目瞪口呆，年輕人心花怒放。從來一本正經的祖父穿著緞子長衫出席晚宴，鈕扣是一粒粒微型燈，電池藏在口袋里，他伸手進去，不動聲色地按動開關，鈕扣一閃一閃，出盡風頭。父親對無線電著迷到茶不思、飯不想的地步，自己動手繞變壓器，安裝過大大小小的收音機。這一愛好延續到半導體出現之前、還用電子管收音機的年代。我童年時代對父親的回憶，伴隨著家里嘰嘰嘎嘎調頻的電波聲。西洋音樂沖進來，時代青年“如聽仙樂耳暫明”。操練了一年半載，小提琴剛成曲調，父親便和幾個朋友組成“洋吹鼓手”隊，為婚禮伴奏，起碼混頓好飯吃，甚至賺點外快。1940 年代初，父親的摯友、當時和他一道參加滇緬公路的勘察的黃湛記道：

我們組成一支中西合璧的樂隊，每當風清月明之夜，就在陽臺上演奏起來，有中國的《漢宮秋月》《昭君出塞》《二泉映月》，也有西洋的《小夜曲》《安慰》《圣母頌》《圣善夜》等曲子。初初節拍不齊，經熊大哥調教一番，備覺動聽。有一天晚上，我們連奏了許多哀怨的中外曲子，半小時過去，才發現大門外樹蔭下竟然有上百男女老少，全神貫注地聽。

父親這輩子最美好的回憶之一，便是和幾個愛好西洋音樂的朋友，帶著剛面世的留聲機，月夜泛舟翠湖。他的敘述中，翠湖門口一溜賣蓮藕的小販，多是妙齡少女，竹籃里新鮮雪白的蓮藕，小小的菜油燈風中搖曳……如詩如畫。1930 年，這群伙伴中的一位，大家稱他“聶三哥”的，到上海加入左派歌劇社，后來譜寫的一支電影插曲被選定為國歌，他就是后來被封為“人民音樂家”的聶耳。聶耳在昆明西山的墓搬遷之前，有一段碑文寫道，聶耳和年輕的朋友們常常在滇池游泳，在湖邊談托爾斯泰。每次和父親到西山，他都帶我們去聶耳墓，緬懷他的朋友和青春歲月。

攝影是父親的另一愛好，他為我們留下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家庭中各人的真容笑貌和那時的生活場景。記得小時候父親書桌的玻璃板下，壓著一張老年農婦的照片，衣著襤褸，背負著高過頭的柴禾，靠在路邊休息，一臉悲戚。父親有一整套暗房設備，放大機是自己制作的。他常有許多異想天開的主意，例如自己制造汽水，或者改裝引擎之類。除了至愛的無線電、音樂，還有網球、騎馬、打獵、象棋、圍棋，有的愛一陣，有的迷一世，都不算精通。母親最津津樂道的故事是爸爸帶大哥去打獵，瞄準樹上一只“斑鳩”，一槍打中，歡歡喜喜跑過去取獵物，發現應聲而下的原來是一只破草鞋。父親說他曾經一發子彈打下三只鳥，我們都認為是他吹牛，他去世后，我讀到黃湛的記載：

他精于射擊，天亮起床后常一人出獵，只帶一粒子彈，總是彈無虛發，不管斑鳩、野雞，總會帶回一只供午餐用。我也有支同樣的德國造七九步槍，那是父親挑選的，偏差極少。我不服氣，也只帶一發子彈出去，利用鳥類談情說愛的機會接近目標，在準星中出現目標重合的瞬間開槍，常可以一石二鳥。這個竅門被他發現，他耐心等待，恰好碰到第三者來插足，讓他創下一彈三中的紀錄。我弗如也。

修建滇緬公路

這些組樂隊、打獵的年輕人并非紈绔子弟，他們離北京、南京很遠很遠，對政治沒多少興趣，居彩云之南，一方面努力謀生求存，另一方面找尋和追求生活中的樂趣。云南大學于 1923 年成立，常有人誤認云大 1938 年改為國立后第一任校長熊慶來和我們是本家，其實不同祖宗。父親也與云南大學無緣，雖然家境頗寬裕，祖父卻拒絕供他升讀大學。1933 年工校畢業后，父親實際上的唯一親人、哺育他長大的曾祖母去世，父親在感情上從此離開了家庭。二十歲他開始做第一份工作，在云南省公路經費委員會滇東馬過河橋工程處任監工員。父親天生對技術興趣濃厚，做事極為賣力，上司對他很賞識，每次調職，都讓這位年輕的技術員跟隨。父親成家后，為了較高的俸祿曾到石屏縣和建水縣任過幾年中學老師，但命運總是將他再拉回風餐露宿的公路勘探和修建上。1936 年，這位二十三歲的技術員被委派為開遠至個舊段的段長，因工作表現出色，很快就升任股長。上司越是表揚器重，他越是賣命，雖然兼差不兼薪，卻廢寢忘食地工作，從此得了嚴重的胃病。母親常說父親是受褒不受貶，愛聽好話，喜歡人家“順毛撫摸”。也許小時候在學校常被先生罵的壞孩子，更容易為好言打動。

1940 年初，日本入侵越南、菲律賓，滇緬公路、滇緬鐵路的搶修迫切如軍令。父親負責施工的滇緬鐵路 24 分段位于嵐煙瘴氣之地，人煙罕見，氣候炎熱。多年野外作業，下雨令周身濕透，打雷讓人擔驚受怕，許多經歷都伴隨著好玩的故事，而非什么豐功偉績。多年后，風雨交加的夜晚常令他想到當年大雨瓢潑、在泥濘中步行、天黑下來扎帳篷的日子，現在風雨無憂地安坐家中，幸福感油然而生。

為了準確無誤地知道昆明到開遠縣的里程，黃湛和父親組了一隊民工，手持竹竿，從昆明東站一竿竿量到數百公里外的開遠。如此大膽而艱辛的壯舉，在黃湛的回憶中輕描淡寫地帶過。他們記憶最深的反而是趣事一樁：吉普車的電瓶被石頭碰碎，只好搭便車到開遠，向美軍求援，借來蓄電池，回程中被美國憲兵當成偷車賊，不由分說戴上手銬，關押起來。這些二十多歲、樂觀開朗、富于冒險精神的技術人員，面臨工作的挑戰如同游戲，全情投入，不服輸。

如今網上可看到有關滇緬公路如何在抗日戰爭中擔負著中國抗日戰場全部戰備物資，以及大后方的經濟供應，是“中華民族的生存的一條不折不扣的生命線”，等等。據當年滇緬公路管理局局長譚伯英回憶：當時僅有的測量工具是普通的酒精水準儀。由于時間緊迫，勘測人員白天工作完后晚上加班，常常在老百姓的茅舍里、在菜油燈微弱的光線下完成勘測南中國兩條交通干線的測繪圖。我們不曾從父親口中聽到這類豪言壯語。父親的公路踏勘生涯，無非是各種驚險遭遇，包括土匪、豺狼、奇風異俗等。崇山峻嶺中的探險故事曾經伴隨我們度過許多精彩的晚間，講完一個我們還纏著要他再講。到 1990 年代，黃湛撰文回憶當年，值得一提的都是有趣的故事。談到 1942 年搶修元謀縣至龍街的公路，只帶了一句“因軍運需要”。直到他倆已經年邁，追憶往事，仍然只是津津樂道各種巧遇、奇事。例如他們征集各縣民工時，某縣以大煙抵數，讓父親和黃湛發了意外之財三千大洋。后來縣長邀約他們去參觀外國傳教士辦的麻風病院，這些離鄉背井、拋棄舒適安逸的日子、冒生命危險來窮鄉僻壤救助病人的傳教士，令父親大為感動，于是全數捐出了他的“不義之財”。

1956 年，共產黨有意吸收一批有貢獻的專業技術人員加入。父親工作表現突出，在單位里頗有威望，但舊官僚的出身，令他先天不足。黨組織也曾對他有意，至今他留下的一份自傳，是應昆明市委組織部要求而寫的。即便在為入黨申請而寫的自傳中，他也沒有將自己年輕時冒著各種各樣危險、歷盡艱難的公路修建工作和偉大的抗日戰爭聯系起來。反而，他帶著反省和批判，揭露了當時公路局的弊端，例如承包工程、驗收公路得請吃飯、走后門；賣力而有功的技術人員不得重用，有社會背景的人則可以青云直上。

長輩的故事 作者簡介

熊景明 著

熊景明，1943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工作，其間參與多項中國農村扶貧項目，并編撰數本中國研究論文集，2007年之后主持該中心“民間歷史檔案庫”項目，從事民間歷史寫作、推廣、資料收集。著有《家在云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