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勇氣(萬有引力書系) 相關資料

繼《當巴黎陷入黑暗》之后，羅納德·C. 羅斯伯頓再次講述了年輕人反抗納粹占領的感人故事。隨著極右勢力在歐洲和美國再次抬頭，人們只能希望不再需要這種突如其來的勇氣。——威廉·陶布曼，《戈爾巴喬夫》作者，普利策獎得主 羅斯伯頓以他對德國占領法國的研究以及數十年的大學教授生涯，生動地重塑了我們對法國抵抗運動的理解，以及讓我們看到抵抗運動如何依賴于年輕人的精力和道德勇氣。——約瑟夫·J. 埃利斯，《奠基者》作者，普利策獎得主 1940年至1944年，積極抵抗納粹占領法國的活動往往依靠年輕人。他們中的青少年為危險的行動帶來了特殊的財富，并面臨著他們這個年齡特有的壓力。羅納德-羅斯博特姆敏銳而生動地探討了這些問題。......這是一本深思熟慮、激動人心的著作。到底發生了什么？
（摘自本書第三章）

德軍出其不意，于1940年5月10日，同時向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和法國發起進攻。他們聲東擊西，將法軍和英國遠征軍引向北部的佛蘭德斯（一戰曾在此陷入僵局）。盟軍落入陷阱，德軍即將威震四方的裝甲師得以向西橫掃，直逼英吉利海峽，截斷了援軍后路。德國國防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穿過阿登茂密的森林和山谷密布的地區，直接繞過了馬其諾防線最堅固的部分。而馬其諾防線上的炮口始終朝東，等待著永遠不會到來的正面進攻。德軍強渡默茲河，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前進，在法國靠近比利時的海岸城市敦刻爾克圍困了近40萬盟軍。
疑慮使民眾如驚弓之鳥，成千上萬的法國人踏上逃難之路。他們與從北方涌入的荷蘭和比利時難民一起，試圖逃離迅速推進的德國軍隊。政府沒有下達撤離的命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宣布巴黎成為“不設防城市”，即該地放棄軍事抵抗，希求征服者不要破壞當地。盡管如此，手推車、馬車、汽車、自行車和無數人，開始向著想象中的避風港“流亡”（這個詞被用來描述這一段充斥著大規模集體恐慌的短暫時期，至今，老一輩人聽到這個詞都心有余悸）。家庭成員四散，成千上萬的孩子與自己的父母分離；老人在長途跋涉中死去；惡毒的德國飛行員向人群反復掃射，聲稱他們的進攻是為了防止盟軍撤退和重新集結。縱橫交錯的人流時常會因機械或汽車故障而陷入停滯。比起麻木涌向盧瓦爾河的非戰斗人員組成的洪流，法國平民注意到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有穿制服的法國士兵和幾百個穿便服的士兵也夾雜在人群中逃亡。步槍、頭盔和其他裝備被沿途丟棄。平民和軍隊之間關系緊張，時常發生爭吵或更加激烈的肢體沖突。
在這一風雨不測的動蕩時期，人們開始為抵抗全線潰敗而協同努力。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被隱藏起來，秘密轉移到中立國邊境；撤退士兵丟棄的武器被收集掩埋起來以備后用；偶爾有落單的德國士兵遭到襲擊，甚至被殺死。這種混亂的局面不僅給法國人帶來了問題，對德國入侵者來說亦如此——他們的成功令自己像對手一樣感到震驚。德軍中與主力部隊失散的部隊，因迷失方向被法國人俘虜，被迫與臨時抓捕他們的人一起逃往南方。

到底發生了什么？

（摘自本書第三章）

德軍出其不意，于1940年5月10日，同時向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和法國發起進攻。他們聲東擊西，將法軍和英國遠征軍引向北部的佛蘭德斯（一戰曾在此陷入僵局）。盟軍落入陷阱，德軍即將威震四方的裝甲師得以向西橫掃，直逼英吉利海峽，截斷了援軍后路。德國國防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穿過阿登茂密的森林和山谷密布的地區，直接繞過了馬其諾防線最堅固的部分。而馬其諾防線上的炮口始終朝東，等待著永遠不會到來的正面進攻。德軍強渡默茲河，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前進，在法國靠近比利時的海岸城市敦刻爾克圍困了近40萬盟軍。

疑慮使民眾如驚弓之鳥，成千上萬的法國人踏上逃難之路。他們與從北方涌入的荷蘭和比利時難民一起，試圖逃離迅速推進的德國軍隊。政府沒有下達撤離的命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宣布巴黎成為“不設防城市”，即該地放棄軍事抵抗，希求征服者不要破壞當地。盡管如此，手推車、馬車、汽車、自行車和無數人，開始向著想象中的避風港“流亡”（這個詞被用來描述這一段充斥著大規模集體恐慌的短暫時期，至今，老一輩人聽到這個詞都心有余悸）。家庭成員四散，成千上萬的孩子與自己的父母分離；老人在長途跋涉中死去；惡毒的德國飛行員向人群反復掃射，聲稱他們的進攻是為了防止盟軍撤退和重新集結。縱橫交錯的人流時常會因機械或汽車故障而陷入停滯。比起麻木涌向盧瓦爾河的非戰斗人員組成的洪流，法國平民注意到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有穿制服的法國士兵和幾百個穿便服的士兵也夾雜在人群中逃亡。步槍、頭盔和其他裝備被沿途丟棄。平民和軍隊之間關系緊張，時常發生爭吵或更加激烈的肢體沖突。

在這一風雨不測的動蕩時期，人們開始為抵抗全線潰敗而協同努力。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被隱藏起來，秘密轉移到中立國邊境；撤退士兵丟棄的武器被收集掩埋起來以備后用；偶爾有落單的德國士兵遭到襲擊，甚至被殺死。這種混亂的局面不僅給法國人帶來了問題，對德國入侵者來說亦如此——他們的成功令自己像對手一樣感到震驚。德軍中與主力部隊失散的部隊，因迷失方向被法國人俘虜，被迫與臨時抓捕他們的人一起逃往南方。

這段時間流浪和打劫的現象大大增加，年輕人以此養活自己和想保護的人。城市和鄉村里棄置的房屋被洗劫一空，甚至在商店和郵局也出現了盜竊事件。這些現象并非表明人們在對抗已發生劇變的政治氛圍，而是表明這個富庶的國家一夜間陷入了貧困。（如此大規模的青少年犯罪——很快就會升級成比打劫更嚴重的違法行動——將極大地困擾新建立的維希政府，迫使政府迅速推行嚴厲措施加以防治。）還有成千上萬的兒童失蹤，他們或是被陌生人收留了，或是被綁架、謀害、殘殺了。法國各地的報紙和張貼海報上，都登有尋找失蹤兒童的信息。那些待在家人身邊的青少年，突然發現自己比和平年代的同齡人更早地擔負起了自己的責任，成為家人的供養者、保護者和安慰者。即使在政府的幫助下，法國人也要好幾個月才能回到自己家中，同時還需要更多時間來忘卻所經歷的恐懼和窘困，忘記他們如何在一瞬間失去領袖、家園和保護。

德國人來到哪怕是最小的村莊時，都會要求鎮長陪同他們的官員去學校、藥店和警察局，向當地民眾宣示占領開始了。學校建筑經常被德軍征用，因為它們是理想的宿舍、食堂和通信中心。雖然學校時有士兵居住，但占領者會允許學校正常開課，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師生都被命令到其他地方上課。對于一些少年人而言，在谷倉、倉庫或巨大的公共會堂里上課起初是一種新奇的體驗；在天氣晴朗的日子里，他們會到室外學習歷史和數學，那是學生們最喜歡的教室。但同時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家庭生活和其他習慣已經被一支外國軍隊擾亂，這支軍隊遠比自己國家的軍隊強大，并在實施管轄時殘酷無情。

埃弗利娜·敘勒羅是一名抵抗運動成員，后來成為一名社會學家，她編撰了一系列采訪，采訪對象是在大流亡時期還是孩童的人們。一些人在說到這場入侵時，提到了一戰記憶對他們的影響。

我們家里經常提起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我不止一次聽到“德國佬”，“勇敢！我們必將勝利！”和“誓死堅守！”。我父親買了一部關于一戰的六卷本著作，我從里面的照片上看到“條頓人”造成的破壞，看到塹壕戰和刺刀戰的情形。是的，在13歲的時候，我就被告誡要提防“德國人的野蠻”。

許多年輕的抵抗運動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往往會被某種形式的離別或德國人的暴力行為，激發出突如其來的勇氣。也許是一枚落在附近的炸彈，也許是自己的家被德國人征用，也許是目擊有人被德國人毆打或射殺，也許是眼看著自己的父母在沮喪、憤怒和羞辱中崩潰——這樣的事常常令青少年目瞪口呆，繼而發誓要報仇雪恨。當然，許多人會更加謹慎地行事，試圖在這場不可預測的風暴中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那些已經忍無可忍的年輕人，會在穿制服的德國人經過時沖他們大喊大叫或者豎起中指。敘勒羅采訪的一名親歷者回憶道：

德國戰爭機器的勝利嚇壞了我；我不曉得以英國的二流力量，就算逃過了入侵，又如何能夠收復失地。美國與我們相距甚遠，也沒有太大意愿干預……我開始設想自己將長期生活在德國的占領下，不得不自謀出路。我必須頑強地工作、哄騙他們、安靜地站著、咬緊牙關順從，或許會就這樣直到死去。

這個少年的世界被顛覆了，他的人生節奏也被打亂。“這一切何時才能結束”這個問題，將成為青少年參與抵抗運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正如另一名受訪者憶起的：“歷史粗暴地闖入我們的家，開始顛覆我們的整個價值體系。”

德國國防軍勢如破竹的推進讓許多人瞠目結舌，他們多年來都相信政府宣傳，以為法國面對東邊的入侵萬無一失。突然間，法國政府未加宣示就從巴黎向南遷至盧瓦爾河畔的圖爾——盧瓦爾河是法國歷史上的地理分界線，隨后再次南遷到波爾多。如此倉促的行動令英國人大吃一驚。溫斯頓·丘吉爾于1940年5月10日剛剛就任英國首相，當他接到法國領導人保羅·雷諾的電話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們最關鍵的盟友竟然正在撤退。在5月中旬到6月中旬期間，他曾5次飛往法國親自察看情況——這可不算小事，但每次都發現情況變得比他想象的還糟。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成功很可能讓丘吉爾坐穩了首相位置，也為戴高樂提供了一位重要的政治盟友和未來自由法國軍隊的基地。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正在土崩瓦解。1940年5月17日，在德國入侵一周后，抱著奇跡出現的希望，法國總理保羅·雷諾任命菲利普·貝當為他的政府成員，當時貝當正在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擔任大使。（同時，他還任命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準將為國防部次長，這個人就是戴高樂。）報紙和廣播都在努力跟蹤快速發展的重大事件，這一消息被公開后，人民得到極大的寬慰。能夠從災難中解脫的希望極大。畢竟，貝當是凡爾登戰役中的英雄，他當然知道如何遏制和擊敗德國人。強硬派的理由很簡單：我們只要戰斗，就是在警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最好不要試圖用武力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法國會堅決地反對他們。但貝當早在加入政府之前，就認定戰爭已經失敗了，因為他認為法國的政客們缺乏集中準備的意識，而這已經像白蟻一樣蛀空了法國軍隊，只留下一個空殼。貝當在數周時間里不斷懇請雷諾的內閣暫停與德國的敵對行動，但無濟于事。

6月14日，已是“不設防城市”的巴黎被占領，沒有發出一聲保衛的槍響。最終，雷諾辭去政府職務，貝當取代他，被推舉為法國總理。翌日，即6月17日，這位84歲的元帥通過廣播向全國宣布，戰斗必須停止，并下令法國武裝部隊停火：

今天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對你們說，我們必須停止戰斗。今晚我與敵人對話，詢問他是否已準備好與我一起，像戰士與戰士之間那樣，在這場戰斗之后，尋找光榮地結束戰事的方法。愿所有的法國公民，在這種困難的時局中，團結在我所領導的政府周圍，平息痛苦，只遵從對國家命運的信念。

各路評論員都注意到，他說話時聲音顫抖，像一個年邁的祖父安慰自己的孫輩：一切都會好起來，現在他會肩負起一切的。公眾的反應也不盡相同，有些人如釋重負般松了口氣（“謝天謝地，我們終于可以回家了，轟炸和掃射也將停止”），有些人半信半疑（“他實在有些上年紀了，但他確實懂軍事”），而有些人則深感憤怒（“我們的軍隊還在抵擋德國人，他怎么能說停戰呢？”）。

但一切皆成泡影。1940年春末，當德軍涌入離西班牙邊境不遠的比亞里茨時，年輕的共產黨員立即采取行動，試圖動搖新建立的維希政府的根基。讓·拉茹爾納德在他未發表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決定印發傳單……反對貝當和他的政府，他們愚弄百姓，讓民眾配合。我們找到一臺舊油印機，破破爛爛的，但足以印出一些字跡清晰的傳單。我們將它藏在圣公會教堂的圣器室里，那里已經無人使用了……我們想方設法分發這些傳單。我們騎自行車到布科鑄造廠（theBoucaufoundry，該地區雇員最多的工廠）的出口，趁工人下班時混在他們中間，在跑路之前向空中拋撒傳單。

就這樣，法國的抵抗運動幾乎在戰敗的同時開始了。

突如其來的勇氣(萬有引力書系) 作者簡介

作者：[美]羅納德·C.羅斯伯頓（Ronald C. Rosbottom），美國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法國與歐洲研究榮休教授，專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法國研究。曾出版《當巴黎黑暗時》（When Paris Went Dark），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

譯者：焦靜姝，社科學術類圖書譯者，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翻譯出版《小說鑒史》一書，收入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名著”叢書，榮獲2018年傅雷翻譯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