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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季風(上下)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京滬兩地的百年文化巡禮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3408520
- 條形碼：9787523408520 ; 978-7-5234-0852-0
- 裝幀：平裝-鎖線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城市季風(上下)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京滬兩地的百年文化巡禮 本書特色
城市是一個自然和地理單元；城市是人類的一種聚居方式；城市是一片經濟區域；城市是一種文化空間；城市是一部用石塊和鋼筋水泥建構的歷史；城市是一部打開的書，記載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光榮和夢想、期冀和抱負；城市是一種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種群體人格；城市是一種氛圍；城市是一種特征……城市正像文化一樣，是一種很難定義是什么的現實。
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著城市文化。城市盛衰興亡的歷史命運，便構成了社會變遷和文化變遷的宏觀軌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該書探討了近百年來，以北京和上海為中心的南北文化的對峙沖突，城市地位的消長沉浮，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的逆轉嬗變，以及如何成為中國現代史上激動人心而發人深省的一頁。
城市季風(上下)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京滬兩地的百年文化巡禮 內容簡介
北京和上海擁有不同的城市性質、文化機制和生態環境，使兩地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功能和趣味。我們通常用“京派”和“京味”這兩個不同的語詞來描述北京文化的上下兩層。京派知識分子精英文化與京味民間民俗文化構成大雅大俗的強烈對比和反差。我們卻只有“海派”這樣一個詞匯指稱上海文化。不同社會階層、職業角色的上海人，生活在由高度社會化和一體化的城市社會造就的大致相仿的生活方式之中，籠罩在由市場和大眾趣味導向的市民文化的氛圍中——它造成了一種雅俗共賞的高品位的通俗文化。該書稿通過多維度地對于京滬兩地對比研究，來理解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變遷。
城市季風(上下)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京滬兩地的百年文化巡禮城市季風(上下)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京滬兩地的百年文化巡禮 前言
引 言
現代中國的雙城記
1953 年，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寫了一本關于上海近代史的專著《上
海——現代中國的鑰匙》。33 年之后，1986 年，這本書的中譯本得以在上
海出版，于是又引起一番至今未有國人寫的“上海史”的感慨。
當時，上海文化界正在大張旗鼓地進行“文化發展戰略”和“海派文
化”的討論，學者們認真地探討關于“海派”的定義、特征、正負面的影
響，寫出許多美文。商人們則不失時機地將每一種商品都貼上“海派”的
標簽。于是，在海派文化、海派小說、海派影視之外，不僅有海派家庭、
城市季風(上下)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京滬兩地的百年文化巡禮 目錄
引 言 現代中國的雙城記
1
**章 城市之風：中國的南與北
001
一、從東西到南北
003
二、中國的古城和古都
014
三、明星城市：“舊長袍的新花邊”
025
四、南北沖突的現代涵義
032
五、從上海到北京
036
六、城市的秘密：關于城市的文化理論
045
第二章 京派和海派：風格的形成
057
一、海上畫派：海派文化的濫觴
060
二、梨園風景：海派京劇
069
三、文學革命與海上文壇
077
四、京樣、京味、京派
089
五、京海之爭：1930 年代的文壇公案
099
第三章 京派和海派：雙峰對峙
111
一、大上海崛起：雄極一時的海派文化
113
二、北平：京派文化的樂土
129
三、上海人：都市新人類
144
四、文人筆下的北平：京味和老北京人
163
第四章 新北京：光榮和夢想
181
一、“舊城唯上”：1950 年代的毀城之爭
184
二、氣象非凡的全能型城市
196
三、京味的消解
210
四、昔日王府名宅
221
五、古都風貌：仍在繼續的爭論
231
六、胡同和大院：兩種文化
244
第五章 革命文化：新的中心
255
一、革命文化和語言文字
257
二、革命文化和文化革命
267
三、風暴的中心：北京在“文革”中
276
四、聯結北京的紅線：“上海幫”集結
288
五、市民文化：抗拒和變遷
298
第六章 海派的嬗變
311
一、“大上海沉沒”
313
二、適應與變形
324
三、“上海病”
331
四、閣樓里的“中產階級”
338
第七章 上海文化：新海派
353
一、“又多又快，不好不壞”
356
二、“上影風格”
363
三、海上文壇：呼喚力作
370
四、上海美術：沒有特點的特點
376
五、上海人的新聞興趣
384
第八章 新北京和第三代人
393
一、“代”的誕生：青年文化的興起
397
二、紅衛兵的早期環境：學校和大院
401
三、復制和反叛：關于紅衛兵文化
410
四、從知青到青知：1970 年代的“地下文化” 420
五、崛起和失落：青年知識分子文化
437
第九章 上海人和北京人
449
一、南人和北人
451
二、兩地人互看
456
三、公共汽車小社會
464
四、上海人的價值系統
468
五、干大事的北京人
492
六、變化中的女性
509
第十章 三足鼎立：1990 年代新格局
537
一、廣東文化：世紀末的新北伐
540
二、新京味文化：從小說到生活
549
三、海派文化的復興
568
第十一章 十字路口的城市
579
一、城市的尖叫
581
二、打造“中國的曼哈頓”
594
三、保衛文化的北京
600
四、毀城之思
612
第十二章 上海新天地
627
一、新天地、舊天地
629
二、尋找上海
636
三“模范生”神話
640
四、失落的文化高地
650
五、大政府，小社會
657
**版后記
667
修訂版后記
668
再版后記 城市的終結？
671
再版后記 城市的終結？
展開全部
城市季風(上下)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京滬兩地的百年文化巡禮 相關資料
城市之風：中國的南與北
中國文明演進史上的“南北問題”，為上海和北京提供了宏闊深遠的歷史背景。發源于中原的北方文明，其政治經濟中心在東西軸線上長達千年的移動， 最終東進至黃河下游的北京。與此同時，先進的北方文化南下，開發了長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域特色構成城市文化基本的底色，形成城市文化最初的積淀。
近世以來的南北格局和南北沖突卻有全新的涵義。繁榮富庶的南方，不僅成為新的經濟中心，也成為西方文明率先登陸的地區。正是在這里，誕生了作為與鄉村同構的傳統城市相對立的現代都市。它們成為新的社會革命的策源地。“革命的南方”與“保守的北方”的抗衡沖突，貫穿了20 世紀的中國歷史。
城市的秘密：大城市的崛起和城市的命運，城市社區、城市文化和城市人，城市的魅力，等等，遂成為誘人的課題。
一、從東西到南北
1980年代“海派文化熱”的一個具體成果，是查清了上海的家底和身世，專家們確認上海建城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已有七百年歷史，從而把人們印象中“十里洋場”類似美國那樣膚淺的歷史忽然推前了五百年。增添上海歷史榮耀的努力并不止于此。由于在青浦縣（現為“區”）福泉山和金山縣（現為“區”）亭林墓出土了一批屬于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珍貴文物，上海具有四千年歷史的說法也出現了。重寫上海史的呼聲不絕于耳，“吳楚文化的孑遺”“上海已有6000年歷史”這樣的標題頻繁出現于上海的報章。上海人對自己城市強烈的榮譽感和歸屬感躍然紙上。然而，正如譚其驤教授正確指出的，包括青浦、金山在內的10個縣，是1958年由江蘇劃歸上海的。至于上海市區的這片土地，一千幾百年之前尚未成陸，浸泡在海水之中。
對自己家鄉的尊崇和偏愛這種鄉土感情，恐怕是人類最基本、最久遠的情愫之一。在不同的城市，我們都可以聽到“中國唯有此地可居”之類的贊譽。一位河南的朋友則鄭重地告訴我：不懂豫劇就不懂得中國文化，因為豫劇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峰。但是，北京、上海的市民對自己城市所懷的自豪和倨傲，似乎是別處難以比擬的。在上海執著地推進自己的歷史之時，北京也并不滿足于已有的悠久歷史。考古學家在對京郊房山縣（區）琉璃河商周遺址進行研究后認為，這里正是西周燕國的都城，因而宣布北京“有文字可考的建都史為3035年”。
顯然，這種對歷史的追溯，這種“城市尋根熱”并不是無意義的。在城
城市之風：中國的南與北
中國文明演進史上的“南北問題”，為上海和北京提供了宏闊深遠的歷史背景。發源于中原的北方文明，其政治經濟中心在東西軸線上長達千年的移動， 最終東進至黃河下游的北京。與此同時，先進的北方文化南下，開發了長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域特色構成城市文化基本的底色，形成城市文化最初的積淀。
近世以來的南北格局和南北沖突卻有全新的涵義。繁榮富庶的南方，不僅成為新的經濟中心，也成為西方文明率先登陸的地區。正是在這里，誕生了作為與鄉村同構的傳統城市相對立的現代都市。它們成為新的社會革命的策源地。“革命的南方”與“保守的北方”的抗衡沖突，貫穿了20 世紀的中國歷史。
城市的秘密：大城市的崛起和城市的命運，城市社區、城市文化和城市人，城市的魅力，等等，遂成為誘人的課題。
一、從東西到南北
1980年代“海派文化熱”的一個具體成果，是查清了上海的家底和身世，專家們確認上海建城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已有七百年歷史，從而把人們印象中“十里洋場”類似美國那樣膚淺的歷史忽然推前了五百年。增添上海歷史榮耀的努力并不止于此。由于在青浦縣（現為“區”）福泉山和金山縣（現為“區”）亭林墓出土了一批屬于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珍貴文物，上海具有四千年歷史的說法也出現了。重寫上海史的呼聲不絕于耳，“吳楚文化的孑遺”“上海已有6000年歷史”這樣的標題頻繁出現于上海的報章。上海人對自己城市強烈的榮譽感和歸屬感躍然紙上。然而，正如譚其驤教授正確指出的，包括青浦、金山在內的10個縣，是1958年由江蘇劃歸上海的。至于上海市區的這片土地，一千幾百年之前尚未成陸，浸泡在海水之中。
對自己家鄉的尊崇和偏愛這種鄉土感情，恐怕是人類最基本、最久遠的情愫之一。在不同的城市，我們都可以聽到“中國唯有此地可居”之類的贊譽。一位河南的朋友則鄭重地告訴我：不懂豫劇就不懂得中國文化，因為豫劇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峰。但是，北京、上海的市民對自己城市所懷的自豪和倨傲，似乎是別處難以比擬的。在上海執著地推進自己的歷史之時，北京也并不滿足于已有的悠久歷史。考古學家在對京郊房山縣（區）琉璃河商周遺址進行研究后認為，這里正是西周燕國的都城，因而宣布北京“有文字可考的建都史為3035年”。
顯然，這種對歷史的追溯，這種“城市尋根熱”并不是無意義的。在城
市人的優越感和虛榮心之中，不是可以辨析出對自身獨特的城市文化的認同， 以及對它們分別源自華北文化和吳越文化的地域屬性的重視和強調嗎？
城市作為人類生活聚落的形態，伴隨著文明的演進而發展。正是地域賦予了城市文化基本的底色，形成城市文化最初的積淀。地理，從不單是方位和地區的概念，它的氣候、物產、土壤、植被、資源等自然環境條件， 深刻地影響和塑造了人類的生存方式，以及按最寬泛和最狹窄的定義的所謂文化。由于南北方截然不同的自然環境所構成的不同國家和民族顯著的南北差異和南北問題，遠遠大于東西之間的差異和沖突。北方，往往意味著干旱、寒冷、貧瘠、強悍和壯闊；南方則成為溫暖、濕潤、富庶、發達、柔婉和清麗的同義詞。即便在朝鮮、越南、日本這樣疆域狹小的國家，也造成南北方在經濟、政治、文化和人格氣質上明顯的差異。與南北差異相伴的，還有南北沖突、侵犯和占領、革命和戰爭、人口遷移和文化融合等， 則構成許多國家基本的歷史線索。這正是人文地理學、地緣政治學、地域文化理論以及人類生態學、城市生態學等多種生態學理論存在的根由。
然而，在文明之初，干旱的北方卻是首先開發和開化之地。“古代文明恰如事先約定一般，都以這一干旱地帶的正中或者其邊緣的熱帶干旱草原作為建立的基地。不用說尼羅河、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等河谷，黃河流域以至地中海地區，實質上也是如此。”a 原因之一可能是原始森林覆蓋、虎豹出沒、瘴癘流布的南方，無先進的技術手段，更不利于生存。
近幾十年來我國考古研究的成果，似乎越來越趨于否定黃河流域的中原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單一源頭，已經在24 個省、市、自治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展示了華夏遠古文化“滿天星斗”般的起源圖式。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千百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又密集地聚居在有限的幾個地域，這就是華北大平原、四川盆地、長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源自黃河
流域的華北文化，奠定了漢文化的基本面貌并覆蓋整個北部中國。相互毗鄰的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和源自古百越文化的吳越文化，則由長江連接貫通，成為長江流域三朵瑰麗的文化之花。自周代以后以楚文化而聞名的長江流域文化的形成和勃興，使華夏文化出現了南北分流的兩支：“北支為中原文化，雄渾如觸砥柱而下的黃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波而出的長江。這北南兩支華夏文化是上古中國燦爛文化的表率，而與時代大致相當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化遙相輝映。”a
正像作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臘文化，幾乎包含了爾后西方文化各種發展的胚芽，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南北文化的差異和對峙、沖突和融合也初露端倪。
收集了黃河流域詩作的《詩經》，尚收集不到長江流域楚和吳越之地的歌謠。在《詩經》產生的周初至春秋中期，南人尚為“斷發文身”“南蠻舌之人”。南蠻、北狄、東夷、西戎，都還是“化外”之人。及至楚文化的興起，一種風格姿態、精神氣質、人文理想與北方迥異的新的文化形態從它的文化母體中脫胎而出。楚辭的出現，開辟了文學的新風，從而形成了兩種基本的風格：北方的厚重、嚴謹、豪放，南方的浪漫、活潑、細膩。金克木教授更認為，楚辭的興起，定下了詩的三種形態：風（風、謠）、雅（雅、頌）、騷分別對應民間、廟堂和個人三個系統，形成三分天下的模式。b儒家成為北方文化的主流和哲學代表，而道家則反映了南方文化的精神氣質。追求逍遙、自由、超拔飄逸的老莊和屈子，與崇尚禮樂教化、仁和中庸的孔孟確實形成鮮明的對照。孔子也曾論及南北差異，所謂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袵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中庸》）
梁啟超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將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
鳴和眾多學派簡化為“南老北孔”的斗爭，認為：“北學務實際，南學探玄理；北學切人事，南學出世界；北學貴力行，南學齊物我；北學重家族，系親愛，南學輕私愛，平階級；北學重禮文，南學厭繁文；北學守法律，南學明自然；北學畏天命，南學順本性；北學敬老年、重經驗、尊先祖、守古之念重、保守之情厚、排外之力強，南學不崇先王、不拘于經驗、不屑于實際、達觀于世界之外，乃至輕世、玩世既而厭世。”梁啟超還披露南學“對于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
也有人認為，“楚雖三戶能亡秦”，崇尚“血親復仇”、兼有“白云黃鶴”和“九頭鳥”兩種品性的楚人和楚文化，包藏了儒家正統所乏的尊崇自我、個人本位的萌芽。我們以后將會看到，地廣兩湖的湘楚地區及其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獨特地位。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稱“吳、楚、浙、閩，漢以前夷也，而今為文教之藪”，并指明了由北而南的文化發展和演化：
三代以上，淑氣聚于北，而南為蠻夷。漢高祖起于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于南。郡縣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幾也。大氣南徙，而匈奴始強，漸與幽、并、冀、雍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a
但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內，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始終在北方。中國的政治、經濟軸心基本在今隴海線的中原一帶，古代都城分布在長安、洛陽、開封的政治軸線上。“秦中自古帝王州”，從西周的鎬京至唐末（包括秦代的咸陽），長安為國都長達954 年；從東漢到后唐的900 年間，共有五個朝代建都開封，合計達206 年。這一政治、文化中心并非固
定不變，而呈現由西向東移動的明顯趨勢。東周時，將首都由西周的鎬京（西安）東遷至洛陽；東漢時，首都再次從西漢的長安（西安）東遷至洛陽，有國防和經濟的雙重原因。由于黃河下游流域的自然條件較中游為佳，農耕區漸次向東擴充，首都東移，既更為安全，且能較近便地接受東部糧食的接濟。而當時的南方，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言“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
從西晉末年起，漢文化開始了具有宏觀規模的由北至南的遷移。這是由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和晉室南遷、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亂”、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和宋室南渡這三次大的歷史變局所造就并為人所識的。三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南北格局。北方異族的侵擾、北部中國長期處于戰亂紛爭之中固然是這種遷移的直接動因，而南方地廣人稀，且有淮河、長江天塹的防護，社會比較安定，以及具有優越的發展經濟的自然資源條件，不能不說是吸引北人南下的重要因素。
從公元221年三國時的蜀和東吳分別在南方建立政權起，打破了自夏以來二十來個世紀政權中心獨處北方的傳統態勢。然而，直到317年東晉建都建康（南京），繼而出現170余年大分裂的南北朝，才初次造成南北割裂抗衡的局面。大量北方知識分子和勞動力南遷，使南方得以迅速開發。到東晉末年，如《晉書·食貨志》記載，東南地區已達“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轂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然而在文化水平上，北方仍居傳統的優勢。
隋唐之際，重要的政治軍事活動，仍限于北方，但在經濟，尤其是糧食供應上，已開始靠東南接濟。唐中葉的“安史之亂”掀起了漢文化向東南轉移的第二個高潮。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飽經浩劫，田園荒廢，藩鎮割據。幾年的動亂，使盛唐人口由755年的5291.9萬銳減至760年的1699萬。a南方州郡人口驟增，此后，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已超過北方，北方對
南方的經濟依賴日益殷切，有所謂“輦越而衣，漕吳而食”之言。至唐憲宗時期，“軍國費用，取資江淮”，“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韓愈）；杜牧則指出“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商業和交通的發達，使揚州和成都成為空前繁榮的城市。唐末和五代的大部分時間，北部中國仍在戰亂之中，民生日趨凋敝蕭條。偏安江南的小國，則興水利，獎農業，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繁榮。
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和國防軍事、情勢的變化，致使作為“帝王之州” 的關中一帶失去了傳統的優勢，五代以后，中國的首都歷史性地東移至開封、洛陽一帶，再無逆轉，譚其驤教授論道：
五代以后，黃河流域益形衰落，江南的經濟地位和河朔的軍事地位逐步上升，中原王朝內部便不再是東西對峙的問題，變成了南北爭勝之局；主要外患也不再來自西北，改為來自東北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從而長安喪失了它在軍事上的制內御外的作用，所以首都一經撤離，就再也不可能搬回來了。a
至北宋一朝，全國的經濟重心雖已偏在東南，政治和文化中心仍在黃河下游開封、洛陽的東西軸線上。京師由唐代的長安東移至開封，以靠近漕運的運河干道。北宋的統治者采取“竭三吳以奉西北”的政策，并竭力排斥南人參政，維持著傳統的南北格局。北宋的重臣幾乎全是北人。真宗的重臣寇準力阻南人參政，稱“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司馬光則奏神宗： “閩人狹險，楚人輕易。……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然而，經濟與文化自有一種相生相長的復雜關系。到北宋末年，文化中心事實上已趨于“蘇湖熟，天下足”的東南。柳永在《望海潮》詞中盡
情摹寫了有“東南第一州”之稱的杭州的富麗繁華：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鳳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山獻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
由于金人的入侵，“靖康之難”致使統一的北宋王朝崩潰，建都北京的金王朝與建都臨安（杭州）的南宋政權相對立，被公認為是中國文化中心南遷的真正分野。文化中心從中原的開封、洛陽東西向軸心，跳越至江南的杭州、蘇州南北向軸心。至此，中國的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重合，“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而淮河和秦嶺一線，成為當時劃分南北的天然界限。中國人口分布的南北消長，至此為一大轉折。1085年，全國總戶數1485萬戶，江南包括四川共985萬戶，占三分之二；北宋后期人口超過20萬的州郡，北方11處，南方44處（其中江浙占23處）。a其時，學校教育雖見衰退，但私家講學之風日盛，書院林立。有宋一代，共有書院203所，北宋占24%，南宋占75％；其中長江流域占74％，珠江流域占21％，黃河流域僅占3.5％。江西書院最多，為80所；浙江34所，湖南24所b，足見北方文化之遭摧殘、長江文化之占優勢和嶺南文化的發展。
科舉取士、為官入相的統計，是地域文化和政治發展的測度之一。據陳正祥調查，唐代宰相369人，屬98族，十分之九為北人。北宋中葉以后，南人為相漸多，但南人參政困難。至宋室南渡后，南人在政治權力上終于
占了優勢。宋代宰相共134 人（北宋72 人，南宋62 人），其中24 名浙江籍宰相中，在北宋為相的僅4 人，在南宋為相的達20 人。到明代，189 名宰相中，南方人占三分之二以上。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至萬歷四十四年（1616）的245 年間，各科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共計244 人，其中南方215 人，占88％ ；北方29 人，僅占12％。有清一代114 名狀元中，南方各省99 人，占87％ ；江浙二省69 人，占全國的69％。清乾隆元年招舉博學鴻詞，先后選舉者267 人，其中江、浙、贛、皖四省共201 人，占75％ ； 而江浙二省146 人，超過全國的半數。a
至明清時，南北的天然分界線已由淮河移為長江，大致已形成了如今日的南北經濟文化的面貌和格局。在數百年間大規模的文化遷移和交融中， 形成了南北二宗不同的文化風格、民俗風情、物產品類等。南宋之后，珠江三角洲的嶺南文化在諸多方面與長江三角洲的江南文化迥異，別具優勢、特色。在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江河所孕育的中原文化（北方文化）、江南文化、嶺南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千姿百態的地域文化成熟而絢麗。它的主要的類型包括：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關東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吳越文化、青藏文化、西域文化、荊楚文化、草原文化、桂文化、臺灣文化，等等。盡管如此，這并不妨礙我們大致以長江為界，區別、感受和討論南北文化。
事實上，南北之別幾乎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戲曲、詩詞、小說、園林、棋藝、書法、繪畫、盆景等文化藝術的各個領域。所謂“南柔北剛”“南甜北咸”“南船北馬”“南拳北腿”之類，連豆腐亦分“南豆腐” 和“北豆腐”，剪刀亦有張小泉和王麻子，以及“古道西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這樣區分壯烈的陽剛之美和婉約的陰柔之美的審美情趣。既有荊軻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烈士情懷，繼有陳子昂幽州登臨，“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千古絕唱，燕趙之地遂成為慷慨悲歌、壯士輩出的淵藪。陳子昂在另一首“感遇詩”中進一步描繪燕人的行徑：“自言幽燕客，結發事遠游。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仇。”儼然梁山好漢的先驅。清末則有人稱“北人之敢死喜亂，不啻活演一《水滸傳》；南人之醉生夢死，不啻實做一《石頭記》”。清人魏善伯比較南曲與北曲，稱“南曲如抽絲，北曲如掄槍；……南曲柳顫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玉落盤，北曲如金戈鐵馬”。南北文化和人格氣質的差異一直引起人探究的興趣。
早在《漢書·地理志》中，便已提出“域分”的概念，并寫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好惡取舍，動靜之常，隨君上之情欲。”將地域文化和民俗民風的差異歸因于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王侯的引導教化。古人早已注意到了水土氣候對文化民俗的影響，并多有論述。如“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劉禹錫《送周魯儒序》）；“鄒人東近沂泗，多質實；南近滕魚，多豪俠；西近濟寧，多浮華；北近滋曲，多儉嗇”（《鄒縣志》）。“浙東多山，故剛勁而鄰于亢；浙西近澤，故文秀而失之靡”（《舊浙江通志》）。清末民初的劉師培，著《南北文學不同論》認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是典型的“環境決定論”。
近代“南北論”的首提者被認為是梁啟超。他在1902年的《中國地理大勢論》中提出，中國大河流域皆東西向，造成南北的劃分，各異其俗，并造成不同的文化、藝術傳統。他首倡“多元文明”說，將中國文化劃分為黃河、長江、珠江三個主要的地區文明。對地理環境的重視，并導致他提出關于中國文化的“地理決定論”。他在《地理與文明之關系》等一系列
文章中，認為西方屬海洋國，人富進取心，加之內地山嶺交錯華離，便于分治，故趨民主立國；中國為平原陸居國，人多懷土重遷，自易趨于專制 立國。
另一些人則比較重視社會變動和文化傳統對南北差異的作用。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稱：“江南士大夫多失之于輕薄奢淫，這是梁、陳諸帝之‘遺風’；河北之人大致失之于斗狠劫殺，這是安史之亂的‘余化’。”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論及：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熱而入世；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實行。故前者創作了富于幻想色彩的莊子散文，后者則導致了“詩三百”的抒情短制。他更重視人文背景的不同：“前者貴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近古派，后者遠古派也；前者國家派，后者個人派也。”
這一思路在近代的發揚，是強調歷史動亂和人口遷移所造成的南強北弱和南北人品性的變異，其代表人物是潘光旦和張君俊。潘光旦在《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書中認為，華北干旱缺水的荒年及異族入侵使之成為一個天災人禍不斷的大災區，每一次災難都是對人口的一次“自然淘汰”，無能者先被消滅，生存下的適者雖然耐勞吃苦，卻也積累了保守短視的品性。而淘汰過程的最大受害者是身心兩方面最為健全的女性：在荒年她們率先被賣掉，賣入城市或妓院，使農村乃至民族損失這些“做母親的最好原料”。各種原因相加，導致“中國北方人一天比一天蠢；中國北方很少好看的女人”。另一方面，具有積極品性的人或南遷或北上出關，能抵達目的地的皆強健機智者，因而，南方和北方的東三省成為較先進的地區。歷經數次“民族大遷移”的客家人，被認為特別具備這種優良 品性。
張君俊根據1930 年代初對1.3 萬名大學生的體格調查，認為華北人的身高、體格、壽命、嬰兒死亡率均優于華南人。他認為北方人有體格、缺智力，南方人則相反。兩者無法結合，降低了民族的總體素質。他又回到
了“地理決定論”：北方異族的侵略和黃河的災害摧殘了民族的體力與智力；而北緯33度以南的次熱帶氣候，則不利于民族之生機和健康，久居必流為“饒具女性的民族”。
林語堂則在他著名的《吾國與吾民》一書中，對北人和南人作了文學化的描寫：
……北方的中國人，習慣于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吃大蔥，愛開玩笑。他們是自然之子。從各方面來講更像蒙古人，與上海及江浙一帶人相比則更為保守，他們沒有失掉自己的種族活力。他們致使中國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據王國。他們也為描寫中國戰爭與冒險的小說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東南邊疆，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習慣于安逸，勤于修養，老于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歡舒適。他們是圓滑但發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湯，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伸出的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他們是晉代末年帶著自己的書籍和繪畫渡江南下的有教養的中國大家族的后代。那時，中國北方被野蠻部落所侵犯。a
中國的南北差異、南北對峙和南北沖突構成近千年文明演進的基本主題之一，它同樣埋伏于中國城市和城市文化演進變化的命運之中。
城市季風(上下)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京滬兩地的百年文化巡禮 作者簡介
楊東平 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導，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自然之友理事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現代化理論、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曾任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總策劃。關注中國教育改革、生態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傳統文化繼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問題并參與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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