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高等數學 相關資料

導 言
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卜鍵
要略，乃概要、主旨之義。作為一種文體，當創自《淮南子·要略》，著者于《原道訓》《俶真訓》等正文后，擔心讀者離本就末，特加簡括，以表明各卷之主題。許慎注稱“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可知體例之高格。忽忽兩千余年流逝，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以下簡稱《要略》）行于世，亦以明要指，識大體，見精微為追求，在同類著述中可謂標標特出。
著者劉夢溪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早年與馮其庸、李希凡二老過從密切，應邀參加《紅樓夢》校注組。其時他在治學方法上已顯露出個人特色：先是受到這部偉大小說的吸引，論秦可卿，論晴雯，論抄本的回前回末詩，閱讀深細，闡解時見精采；接下來博覽和選錄前賢已有之作，輯成《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同時撰寫《紅學三十年》，將一項專書的研究，提升到學術史的層面。此乃治學之循序漸進，也是摒棄輕巧、竭澤而漁的笨功夫，與四庫館臣、乾嘉學人的路徑深相契合。而紅學實為王國維、胡適等前賢曾經深耕之地，由此進入現代學術的場域，應屬自然親切，略無阻隔。作者嘗述及由文入史的契機，稱“橋梁是王國維、陳寅恪與錢鍾書”，若具體論列：應是受錢鍾書先生影響較早，曾將《管錐編》《談藝錄》作為日課，食髓知味，沉浸其中；受陳氏影響較大，著有《陳寶箴和湖南新政》《陳寅恪論稿》等，搜剔抉發，也在精神上體悟會通；至于對王國維，既有專論，亦“采取王陳并治的辦法”，比照映帶，充滿理解之同情。所著《七十述學》第九章寫道：

王、陳、錢學問世界的淵深博雅，不僅可為學術立范，也可為學者為學立則。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里寫道：“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此評，他們三位都當得，而后學無法不以之為楷模也。

導 言

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卜鍵

要略，乃概要、主旨之義。作為一種文體，當創自《淮南子·要略》，著者于《原道訓》《俶真訓》等正文后，擔心讀者離本就末，特加簡括，以表明各卷之主題。許慎注稱“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可知體例之高格。忽忽兩千余年流逝，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以下簡稱《要略》）行于世，亦以明要指，識大體，見精微為追求，在同類著述中可謂標標特出。

著者劉夢溪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早年與馮其庸、李希凡二老過從密切，應邀參加《紅樓夢》校注組。其時他在治學方法上已顯露出個人特色：先是受到這部偉大小說的吸引，論秦可卿，論晴雯，論抄本的回前回末詩，閱讀深細，闡解時見精采；接下來博覽和選錄前賢已有之作，輯成《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同時撰寫《紅學三十年》，將一項專書的研究，提升到學術史的層面。此乃治學之循序漸進，也是摒棄輕巧、竭澤而漁的笨功夫，與四庫館臣、乾嘉學人的路徑深相契合。而紅學實為王國維、胡適等前賢曾經深耕之地，由此進入現代學術的場域，應屬自然親切，略無阻隔。作者嘗述及由文入史的契機，稱“橋梁是王國維、陳寅恪與錢鍾書”，若具體論列：應是受錢鍾書先生影響較早，曾將《管錐編》《談藝錄》作為日課，食髓知味，沉浸其中；受陳氏影響較大，著有《陳寶箴和湖南新政》《陳寅恪論稿》等，搜剔抉發，也在精神上體悟會通；至于對王國維，既有專論，亦“采取王陳并治的辦法”，比照映帶，充滿理解之同情。所著《七十述學》第九章寫道：

王、陳、錢學問世界的淵深博雅，不僅可為學術立范，也可為學者為學立則。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里寫道：“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此評，他們三位都當得，而后學無法不以之為楷模也。

溫情絡繹，感慨興會，標舉陳氏的“文化托命”之言，自也隱含著一種接引和擔當意識。與此相牽接，劉夢溪也將目光擴展到與王、陳、錢同時代的諸位大家，進入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天地。可推想，那是一段新的瘋狂閱讀，一個豁然開朗的新境界，一份沉甸甸的獲得感。他開始廣邀學界朋友，以名家、名著、名篇為綱領，編纂一部大型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凡四十四家，三十五卷，兩千多萬字，七歷寒暑，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夢溪先生為這套叢書撰寫了長序，暢言研讀百年來名家名著的心得，曰：

中國現代學者群中，有一大批杰出的碩學巨子，為人特立獨行，論學兼通中西，著文妙解神會，真正是民族文化血脈的傳承者和現代學術傳統的奠基者。他們撰寫的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著，在知識建構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時閃現著時代的理性之光，其開辟意義，其精神價值，都分明可作為現代學術經典而當之無愧。

立論精當，說理通透，文字亦氣象闊大。那是中國人迭經亂離的百年，而學術上則出現了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胡適等杰出人物，思來是何等的幸運！此文題為《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可視為一代杰出學人的心史，頗見其理性光華，而一經刊載就引起學界的關注，那場著名的“東塾雅集”即因此而設，李澤厚、李慎之、戴逸、湯一介、龐樸、余敦康等大家相聚論爭，火花迸濺，成為當代學術的一段佳話。越十年，夢溪先生由總序擴展為同名專著，再十年又有修訂本問世。修訂本者，一以見學術生命之頑強，一以見作者治學態度之端嚴，想讀者諸君應有同感。

《要略》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教科書，設題命意偏又逸出“現代”的藩籬，循著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談玄、佛教東漸、宋朝理學之路徑，既見一代有一代之學術，又見“學術思想的多元化和多元化是一種歷史的常態”，意在彰顯中國學術的傳承流變之跡；而作者所擬之現代概念，則是以十九世紀末嚴復翻譯《天演論》為肇始，大異于史學圈通常的以“五四”為界。他說：“中國現代學術這個概念，主要指對學術本身的價值已有所認定，產生了學術獨立的自覺要求，并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流行的新觀念，中西學術開始交流對話；中國現代學術從發端到結出豐滿的果實，道路并不平坦；現代學者在‘五四’前后創造的學術實績，證實中國學術迎來了新的繁盛期和高峰期。”其所稱繁盛期和高峰期，在胡適筆下則是“凋敝零落極了”，評價的差異應出于作者回望百年的復雜感受，當也有著與時下學界情狀的比較。

……

第一章 學術與學術思想

二十一世紀將會是怎樣一個世紀呢？誰都不是預言家，未來的事情不好預測。但鑒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對往昔的回顧之中。特別是一個民族的學術思想，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時代學術精英的活動，往往蘊藏著超越時代的最大信息量。站在學術史的角度回觀二十世紀的中國，簡錯紛繁的百年世事，也許更容易獲致理性的通明。

問題是到底什么是學術？學術思想究竟指什么而言？

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剛剛過后的一九一一年，梁啟超（1873—1929）寫過一篇文章叫《學與術》，其中有一段寫道：“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則沉，投以木則浮。觀察此事實以證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研究人體之組織，辨別各器官之機能，此生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療治疾病，則醫術也。學與術之區分及其相關系，凡百皆準此。”這是迄今看到的對學術一詞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學與術連用，學的內涵在于能夠揭示出研究對象的因果聯系，形成建立在累積知識基礎上的理性認知，在學理上有所發明；術則是這種理性認知的具體運用。所以梁啟超又有“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的說法。他反對學與術相混淆或者學與術相分離。

嚴復（1854—1921）對學與術的關系也有相當明確的界說，此見于嚴譯《原富》一書的按語，其中一則寫道：“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嚴復用“知”與“行”的關系來解喻學與術兩個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釋可謂異曲同工。

二十世紀的大儒馬一浮（1883—1967）則又云：“大凡學術有個根原，得其根原才可以得其條理；得其條理才可以得其統類。然后原始要終，舉本該末，以一御萬，觀其會通，明其宗極，昭然不惑，秩然不亂，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備。”馬先生強調的是學術的根源、條理、統類，因此研究學術必須“原始要終，舉本該末，以一御萬，觀其會通，明其宗極”。而且馬一浮先生對學術有一基本假設，即認為《詩》《書》《禮》《易》《樂》《春秋》“六藝”，可以統攝一切學術。而“六藝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義理”。如果學者只是向外“求事物上之知識，不知向內求自心之義理”，就是不能明體。所謂“體”，就是自心本具之義理。換言之，須先行“立身”，爾后才能“立國”。這是馬一浮的學術主張，屬于中國學術的向內體究的一派，對啟解中國學術的思想流變來說，不愧是明體達用的典要之見。

中國古代還經常講道術，如《莊子·天下篇》：“道術將為天下裂。”賈誼（前 200—前 168）《新書·道術篇》：“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也視“道”和“術”為體和用的關系。“道”標志著學問的方向。學各有別，學中之道是相通的。章學誠（1738—1801）嘗言：“學者，學于道也。道混沌而難分，故須義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難憑，故須名數以質之；道隱晦而難宣，故須文辭以達之。”他由此抽繹出治中國學問的三要素，即義理、考據、詞章。此三者，最重要的是義理，即學者必須有思想。戴東原對三者的態度，前后有變。早年視考據第一，義理第二，詞章第三。晚年則改為義理第一，考據第二，詞章第三。戴氏的態度，足使后世學者為學而思過半矣。

但對一個學人來說，比這三者更重要的是為學的目的。嚴復在為《涵芬樓古今文鈔》作序時寫道：

蓋學之事萬途，而大異存乎術鵠。鵠者何？以得之為至娛，而無暇外慕，是為己者也，相欣無窮者也。術者何？假其途以有求，求得則輒棄，是為人者也，本非所貴者也。為帖括，為院體書，浸假而為漢人學，為詩歌，為韓歐蘇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聲稱，網利祿也一。凡皆吾所謂術，而非所謂鵠者。茍術而非鵠，適皆亡吾學。

嚴復所要求的是一種純學術的立場，做學問的目的就在學術本身，學術以外沒有也不應該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稱作“為己”之學。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是為對春秋士風的批評。蓋春秋時期之為士者，惶惶而為天下謀，所致力不在學問本身。嚴復之論議，是想返回孔子所倡導的為學古道，即重建“為己之學”。因此他認為詩詞書法一類傳統文士人皆能詳的技能，不過是一種工具，也就是“術”。如果一個人為學的目的是獵取功名利祿，所掌握的“術”再精良，也只能是“為人”之學，真正的學者必不取此種為學的態度。

“為人”之學自降學術為工具，是不自由的，所以不能達之于道。中國傳統學術，既講學，又講術，又講道。道這個概念，講起來很麻煩。“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話，一言九鼎。《莊子·人間世》也說：“唯道集虛。”現代一點的說法，倘若撇開歷史上各家各派賦予道的特殊意涵，不妨可以看作天地、宇宙、自然、社會、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規律性，以及人類對它的超利害的理性認知，甚至也可以包括未經理性分疏的個體精神的穿透性感悟。學中之道，兼有這兩個方面的特征。因此做學問貴在打通，無道則隔，有道則通。

學術思想則是人類理性認知的系統化，是理性認知的思想結晶。馬一浮說：“國家生命所系，實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從聞見得來的是知識，由自己體究，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成立一個體系，名為思想。”可以視馬先生之論是給學術思想下的一個極為精要的定義。主要是建構系統的思想，同時還須有創辟勝解，具備獨創性的品格。既系統又獨到，屬于思維的精華，并具有形上之學的特點，這才是學術思想。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原道》引《易·系辭》為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之影不離形。”學術思想的特征，應該是“即器以明道”。據說元朝時，羅馬教皇曾把歐西之“七術”介紹給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辭、名學、音樂、算數、幾何、天文；但介紹之書后來已不傳，直至明末方有隨耶教而來的數學和歷學為中土所采用。王國維（1877—1927）由此得一結論：“此等學術，皆形下之學，與我國思想上無絲毫之關系。”可見形下之學與我們所說的學術思想亦尚有別。

一個民族或一定歷史時代的文化氛圍和精神氣象，第一表現在社會習俗方面，第二表現在學術思想方面。社會習俗固然影響學術思想，同時有賴于學術思想對社會習俗加以提升。學術思想是否發達，是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文化發達與否的標志。當我們習慣地稱某些國家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的時候，其實就是說這個國家的學術思想發達。世界上四大文化圈，古希臘羅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都有悠久豐富的學術傳統為之奠基。就中尤以中國的學術思想，最具雅量通懷的包容性和邁越天人的超越精神。早在周秦時代，自覺的學術思想就產生了。后來經過歷朝歷代的沿革，學術思想越來越走向成熟，就中經過了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清代的樸學和晚清的新學等不同的學術發展時期。可以說，中國歷史上不同的階段都有作為階段性標志的學術思想。

當中國社會由晚周進入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之間的征伐與變亂固然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更引起我們注意的卻是諸子百家爭鳴競放的學術思想。于是我們知道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孫子、管子、公孫龍子，這些閃光的名字成了我們民族智慧的象征，成了中華文化傳統的象征。他們創造的學說，影響到后代，影響到世界。他們給一個民族帶來的驕傲以及其學說所具有的永久魅力是不可替代的。秦漢帝國的建立與繁盛，又出現一批新的大師巨子。董仲舒、司馬遷、劉向、班固、王充、馬融、鄭玄這些名字，稍涉歷史文化者，無不翹首以觀。而魏晉南北朝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時代，更造就了一批格調全新的精神領袖和思想先鋒。陶淵明、王弼、何晏、嵇康、向秀、郭象、范縝等是此一時代的弄潮兒。而當歷史的掛歷翻到唐宋和明朝這一頁的時候，又一批思想巨子的名字映入我們的眼簾：孔穎達、韓愈、劉知幾、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適、司馬光、鄭樵、沈括、李卓吾、王陽明、王廷相、方以智、王船山，他們繼先哲之遺緒，發潛德之幽光，使中國的學術思想進入了更加輝煌的時期。宋朝的軍事和社會的狀況，或有不能令人滿意處，但學術思想多支并秀，堪稱吾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峰。試想，如果沒有了宋明理學和宋代的史學，中國的學術史和思想史，甚或整個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將呈現怎樣的缺憾呢？

這說明學術思想自有其獨立性。既順世而生又異世而立，是學術思想的另一個特征。順世而生，自不待言。沒有哪一種學術思想不是特定時代和世代的產物，連虛幻的不結果實的花朵也可以振葉尋根，找到她賴以開放的或直接或間接的社會環境的根源。但我們需要注意，是順世而生，可不是順勢而生。學術思想與權柄和勢力天然地缺少緣分。不僅如此，她順世卻不隨俗，就其發生來說有順世的一面，而就其存在來說又有異世甚或逆世的特點。正如章學誠所說：“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相反，學術思想是引導風尚的，轉移風氣、改變習俗，學者之理趣覃思與有不滅之功焉。

……

應用高等數學 作者簡介

劉夢溪，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1941年生于遼寧。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61級中國文學專業畢業。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創所所長、《中國文化》雜志創辦人兼主編、文化史和學術史方向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著有《學術思想與人物》、《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陳寅恪的學說》、《陳寶箴與湖南新政》、《王國維與陳寅恪》、《馬一浮與國學》、《大師與傳統》（上中下三卷）、《八十夢憶》等。主持編纂《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45卷，2500萬字），主編《三十年精要選編》（12卷，800萬字）等。

陳越光，現任中國文化書院院長。曾任20世紀80年代有廣泛影響的“走向未來”叢書和雜志副主編；歷任《中國殘疾人》雜志、《中國農民》雜志、《中國市場經濟報》、《科技中國》雜志創刊總編輯（主編）。著有《一個有思想的行動者》、《謙卑》、《以公益為志業》、《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中文版、法文版、韓文版）、《見證真誠：公益思想與實踐的跨文化建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