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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通論(全三冊)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2506647
- 條形碼：9787522506647 ; 978-7-5225-0664-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史通論(全三冊) 本書特色
一代漢學宗師、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代表作 對歐、美、日漢學研究有深遠影響的史學名著 研究中國歷史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
中國史通論(全三冊) 內容簡介
本書是漢學大師內藤湖南關于中國歷史的通論性著作，涵蓋了從中國上古一直到晚清的時段，比較系統地體現了內藤湖南的中國史觀。他把中國史劃分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個時期，介紹了每個歷史階段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并闡明其特點，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非常富有啟發性。
中國史通論(全三冊) 目錄
出版說明
再版前言 夏應元??
編者前言 夏應元??
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 周一良??
致中國讀者 谷川道雄??
中國上古史
緒??言
**章??三皇五帝
中國民族的歷史覺悟和傳說、記錄的編纂
傳說的形成
關于盤古的傳說
三皇五帝的傳說
三皇說
五帝說
第二章??堯??舜
對堯舜二典的批判
堯舜傳說的構成
古代的地理知識
堯舜傳說中出現的人物
洪水的傳說
第三章??夏殷時代
……
第四章??西周時代
……
第五章??春秋時代
……
第六章??戰國時代
……
第七章??秦楚時代
……
第八章??前漢時代（上）
……
第九章??前漢時代（中）
……
第十章??前漢時代（下）
……
第十一章??后漢時代
……
中國中古的文化
**章??漢武帝財政政策的影響
時代劃分
武帝的國政改革
武帝的財政政策
武帝歿后的緊縮政策與多余財富的產生
奢侈現象的增加
宣帝時期工藝的進步
昭帝時期的奢侈現象
宣帝時期的奢侈現象
兩漢奢侈的差異
后漢奢侈的狀況
貧富的差距與知識階層的煩惱
第二章??漢武帝教育政策的影響
……
第三章??禮制的完備與禮學的進步
……
第四章??學問的后果與毒害
……
第五章??后漢社會的停滯
……
第六章??文學的變遷
……
第七章??風氣的變化
……
第八章??老莊的影響
……
第九章??從尊重禮儀到尊重門閥
……
第十章??以貴族為中心的時期
……
中國近世史
**章??近世史的意義
貴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獨裁政治的興起
君主地位的變遷
君主權力的確立
人民地位的變化
官吏錄用法的變化
朋黨性質的變化
經濟上的變化
文化性質上的變化
第二章??貴族政治的崩潰
……
第三章??五代的奇局
……
第四章??契丹族的崛起
……
第五章??統一的趨勢
……
第六章??北宋的承平時代
……
第七章??文化的變遷
……
第八章??神宗朝的政治改革
……
第九章??黨派之爭的激化和新法的弊端
……
第十章??金國的崛起與宋朝南遷
……
第十一章??宋金的小康時代
……
第十二章??蒙古族的崛起和金國的滅亡
……
第十三章??南宋與蒙古
……
第十四章??世祖時代的蒙古內訌和外征
……
第十五章??大元國的制度
……
第十六章??蒙古人的統治和中國社會
……
清朝史通論
**章??帝王及內治
一??關于清朝史的著述
二??歷代帝王及攝政王、訓政太后
三??清朝帝王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
四??清朝政治的特色
五??晚清的政治
六??附論??清代的宗室
第二章??異族統一與外交、貿易
一??入關以前滿、蒙、漢的三族統一（附朝鮮）
二??綏撫西藏
三??征服準噶爾、回部
四??滿語的效果
五??苗族、臺灣、琉球及東南亞華僑
六??外交，與俄國的關系
七??貿??易
第三章??外國文化的輸入
……
第四章??經??學
……
第五章??史學及文學
……
清朝史通論綱目
……
清朝衰亡論
緒??言
**章??兵力上的變遷
侵入中國本土之前
努爾哈赤的兵制
滿兵與明兵的比較
吳三桂之亂
乾隆時代
白蓮教匪之亂
八旗及綠營的腐敗
鄉??勇
長發賊
曾國藩的湘軍
洋式兵器與戈登將軍
袁世凱的新軍
留學生士官
第二章??財政經濟上的變遷
……
第三章（上）??思想上的演變
種族思想的勃興
英使馬嘎爾尼
對外戰爭的失敗
雙重的種族觀念
尊孔思想的演變
對老子墨子的研究
對佛教的研究
第三章（下）??結??論
關于調停與講和的主張
袁世凱
南北分立論
形勢的不利
中國的未來
展開全部
中國史通論(全三冊) 節選
中古貴族與中國文化的根本 九品中正法實施以后，晉初的社會如劉毅所說，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這種狀況逐漸促成了貴族的產生。衣冠之族皆為豪門望族，此外皆為庶人。這種貴族當時稱作士人，士人究竟有多少，還不清楚。不過，沈約的《上疏》中稱：“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這也許不是正確的數字，但可以想象數量是相當多的，這是南朝梁代的情況。自漢末開始，由于生活貴族化和門第傳承的結果，延續下來的家族，其生活已帶有向貴族轉變的傾向。仲長統寫過一篇《樂志論》，其中提到漢末受教育人的理想生活：家居有良田廣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圍有溝池環繞，并且種滿竹林樹木。房前有果園，有舟車，無需枉費徒步跋涉的辛勞。有使役，可以替代自己的勞動。供養雙親時有美味膳食。妻子兒女都不用勞動。朋友來聚會，有酒肴招待。逢良辰吉日祭先祖，就奉上豬羊犧牲。在屬于自己的田園樹林中悠閑地漫步游玩，戲清水，追涼風，釣游鯉，獵飛鳥，在自己的宅第中過著安閑的生活，生活在與得道的仙人一樣的境遇中。與得道的賢哲達者們論道講書，觀察天地，評論古往今來的人物。悠閑風雅地彈著琴，逍遙自在地暢想人間的事。不受當時之責（即不出去擔任工作），并且健康長壽。如果過上這樣的生活，其心境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又何必羨慕出入帝王之門的人呢！以上就是普通有識階層的標準的貴族生活，普通百姓是不可能達到的，然而當時的貴族卻實現了這樣的理想生活。 六朝時期對氏族的重視，在趙翼的《陔余叢考》中有詳細的記述。貴族從一開始，其出世的方式就與眾不同。在晉代，許多貴族在年輕時就成為散騎侍郎，還有的當上了秘書郎和著作郎，這已是常例。后兩種官職是由會寫作的人擔任的。貴族*初就被任命為這種官職，證明他們是受過教育的。士人被任命的官職大致有九品，除此之外，小人擔任的、可以稱之為等外的官職，有七等。像上述那樣的望族當然是與望族通婚，而不與卑賤者通婚。但是，即便是在當時，貴族的傲慢自負也未被認為是件好事。其中有些人雖身為貴族，但不依仗門閥，他們善待那些身份低的官吏，并親身擔任小官吏，以此為盛德。不過，大部分人因品位不同而官職也不同，特別是下品的家族，不敢爭門第，即便有好的官職，也堅決辭而不受。劉宋時期，王儉出身名門，有學問，是當時的名人。王敬則的出身門第不高。兩人同時就開府儀同之職時，有個人祝賀王儉說，今日可謂連璧。可是王儉卻說，此意非也。王敬則聽說此事后說，我過去是一名小官吏，現在僥幸與王儉一起被拜為三公，復有何憾乎。該書中還提到，有一個不是貴族的人，娶了一位由于犯了罪或是觸犯了天子而家族敗落的貴族的女兒，并把這門婚事視為很大的榮譽。要成為士人，并不取決于天子的命令或朝廷的制度，而是在無所限制的狀態下，貴族各自尊崇自己的門第并決定哪個家族是貴族。所以，并不是什么人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要成為貴族，必須得到貴族的許可。前面已提到過紀僧真到江敩家求情的例子。據說更為過分的是，有人去了貴族家，但主人既不搭話，也不招待，待來訪者離去后，把他坐過的坐榻也拿去燒掉了。梁武帝時，侯景從北齊降梁，他是個很粗暴的人，卻想當貴族。當他提出要同南朝的名門貴族王、謝兩家聯姻時，梁武帝回答說，王、謝家的門第太高了，你還是同再低一些的人家結親吧。貴族家都編造了譜牒，以此來確定門第等級的高下。唐太宗做天子之時，曾對譜牒做過調查。博陵的崔氏是**流的（崔氏有很多，但博陵的崔氏地位*高），太宗的門第是第三流的，這時候，所有門閥被分為九等，凡293姓，1654家。這些門**直延續到了唐代。到了唐代，官吏的等級也有從平民中選拔的，但婚姻是按門閥的等級施行。太宗那樣的一代英王，也曾設想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門閥勢力，不過實行起來并非那么容易。 要言之，在六朝時期，貴族成為中心，這是中國中世紀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發生變化和解體之前，就是中國的中世紀社會。這一貴族社會在唐代末期至五代之間，完全解體了。以上大致記述了到中國中世紀形成為止的歷史，在這一貴族時代發生的各種文化現象，如經學、文學、藝術等等，都具備了這一時代的特征。這時期的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國文化也是在這一基礎之上建筑起來的。 貴族政治的崩潰 唐朝的滅亡即是貴族政治的崩潰。這樣的結果，原因在于軍隊制度。不過，這不是出自太宗制定的府兵制度，而是另有其他原因。府兵制度衰敗了，節度使即藩鎮，在其領地建立自己的勢力，不如數向朝廷納稅。造成武人的跋扈，是貴族政治崩潰的原因。起初，太宗采取府兵制，實行兵農一體的政策，有戰事時招民為軍。但是，要讓這樣的府兵有效地戰斗，不是非凡的軍事天才很難做到。 太宗本人是軍事天才，還有很多其他人也是軍事天才，所以，每有戰事，就從百姓中征兵，甚至曾對高句麗進行了征伐。一旦戰亂較為復雜，并由于防御夷狄入侵的需要，不能沒有一支習慣軍隊生活的常備軍。為此，從盛唐時期開始就建立了節度使制度。 這*初是由于防御夷狄入侵，后來為了平定內亂，使其擁有地方兵馬的全權。從安祿山叛亂時開始，節度使制度漸漸固定下來。安祿山本來也是夷狄出身，由于在平定夷狄中有功當上節度使。安祿山叛亂，也非節度使不能平定。這次戰亂持續很長時間，節度使率領的士兵長期處于戰斗狀態，變成了職業士兵，府兵制度被廢除了。假如完成平叛任務后，立即罷免節度使，可能不會出現大問題，可事實并沒有如此，這就使節度使在其領地統攬了兵權和財權。節度使一掌握財權，地方向朝廷納稅減少了。并且，在注重軍事上的隨機應變的機制下，任免所屬部下文武官員的權力全都一任節度使處理，致使地方官吏和士兵幾乎都成了節度使的家臣。所以，如節度使死亡，其部下不愿聽從新來的官吏的指揮。如前任節度使的兒子有能力，就上奏朝廷允許其子繼任；如無子，或有子卻無能，常常上奏朝廷準許從其部下中挑選。在任命尚未下來這段時間里，暫時代理者叫作“留后”，朝廷有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認可這個“留后”。這樣一來，朝廷姑息政策越來越多，嚴重時，出現了地方官吏占有大片領地拒絕向朝廷納稅，以至于叛離朝廷，自封為帝的情況。 以上就是*后導致地方官僚獨攬兵權以至財權的過程。頻繁的戰亂使權力漸漸下移，即下移到實際干事的人手里。軍隊跋扈至極，成為節度使后繼人者，不是由于其實際能力強于他人，而是由于他能維護軍隊的利益，受到軍隊的擁戴，所以，用威力壓服軍隊是做不到的。后任節度使如果與軍隊發生矛盾，輕者被趕走，重者遭殺害。唐朝末年，軍隊十分傲慢，甚至可以把文官出身的節度使視同玩物。曾有節度使與士兵同席喝酒，喝醉時拍著士兵的背給他唱歌的事。如果掌管軍隊的人沒有全權，難以保障對軍隊的控制；即使有全權，如果能力不強，下屬的勢力也會不斷膨脹。士兵不是來自貴族之家，貴族子弟不當兵，當兵的都是平民百姓家的人，造成平民得勢。也就是說，節度使制度使唐代貴族政治從內部開始瓦解，實權*終轉到士兵即平民出身的軍人手里。 這樣，節度使中也有從低階層升上來的人了。這些節度使，不僅平民出身的人，即使朝廷任命的人，也在地方逐漸失去了以往的統治力。唐朝末期，節度使的人數增加了，而非常有勢力的卻變少了，加劇了地方上的分裂。有統一能力的人，自然就能統治廣闊地域。由于這種統一力已經衰落，自然使地方分裂更為盛行。地方分裂的局勢增強，割據的地方越來越多。地方上的費用比統一時需要量更大，士兵的餉額支出也大了，因而向朝廷納的稅漸漸減少，由三分之一變成四分之一。藩鎮幾乎成了獨立的地方割據勢力。士兵變得傲慢，而傲慢的士兵在實戰中就成了沒有戰斗力的弱兵。這種渙散的狀態即是造成唐末動亂的原因。 晚清的政治 由于地方官的無責任心，對政治上的事務從不盡心盡力，結果導致乾隆末年到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這是一種宗教迷信的民間暴亂，前后持續了九年不能平定。雖然這只是一個農民起義，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但由于地方官的無責任心，他們不是派兵去征討起義軍，而只想糾集、驅使地方上的人民去與起義軍作戰。從乾隆末年到嘉慶初年，騷亂持續了很長時間。地方上的人民期盼朝廷的軍隊，卻遲遲不見平定叛亂，就自己起來保衛自己的土地，*后以自己的力量平定了這場大騷亂。由此，漢人產生了靠自己的力量維持地方秩序的想法。其次，有咸豐到同治的長發賊之亂，這時朝廷派來的軍隊也幾乎不起作用，而平定他們的是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等人。因為這些人率領了民間的義勇兵作戰，所以平定了長期的騷亂。地方上的人民組織義勇兵，一開始只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家鄉，曾國藩用它平定了太平天國之亂，證明了地方義勇兵作為民間力量，不僅可維護地方，還有平定其他地方騷亂的余力。 本來*初是義勇兵，后來任命了特別的官吏專門管理，于是派往全國，守衛各個要地，而外交則由李鴻章承擔，這樣，清朝政府就把國家大事中的軍事和外交權全部交給了漢人掌管，自己不加過問。當然也不能說完全不問，如西太后就是相當英明的人，保持著充分的約束力，但李鴻章的意見對中央政府非常具有影響力，當然李鴻章也有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左右中央政府的時候。但總之，在影響中央政府方面，滿洲朝廷下的漢人是呈現出自己的實力來了。 到后來，先是對法國戰敗，接著敗給日本，又有北清事變的大騷亂，終于顯出土崩瓦解的態勢。這時，清朝也先后出現改革的論凋，日清戰爭以后更盛。李鴻章在與外國人打交道中發現，外國人是不可信任的，就設法防御他們，但實際效果是失敗了。因此，就不得不進行根本上的改革，康有為成為這種改革的先鋒，隨著改革的漸漸推進，發現改革是需要強大的經濟后盾的。特別是像清朝這樣一開始就有滿漢二重機構的，現在又加上與外國的事務，這就必須在原來的政治機構之外又加上處理外國事務的機構，原來的政治機構并不廢棄，又不得不多一個新的機構，這樣就有了雙重、三重的政治機構，這是非常需要錢的。據光緒十九年、二十年間的統計，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約在七八千萬兩，而到光緒末年、宣統時，沒有三億兩無論如何不能進行正常的政治運作。這樣龐大的財政開支，即使是在日本這樣工業發達，又與外國有很多貿易往來的國家也會承受不了。不僅如此，還無節制地增長行政費，其他的事務就更無法進展，負擔不了。 西太后死了，光緒帝死了，到了醇親王時代，那些重要的大臣，即使是重用他們，也不能取得自己所期盼的成績。大家都在時機好時就做點事，在有危難時就逃避，這樣怎么行呢？所以，晚清的政治就漸漸成了一家一族的東西。這樣，又促使它走向滅亡。清朝政治也可說是親族政治，到處都是親族擔任。這樣就只有一家一族承擔責任。一旦出現大騷亂，這家族就像“平家”的沒落一樣，延續了二百數十年的清朝就不得不退位了。
中國史通論(全三冊) 作者簡介
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內藤史學”的創始人，京都學派締造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在中國學方面，研究范圍十分廣泛：從對中國稀見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證、編輯、出版，到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劃分，對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論證，對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評論，以及在中國史學史、美術史、目錄學史、敦煌學、滿蒙史地等領域，也都卓有建樹。在日本漢學界，內藤湖南享有“東洋史的巨擘”之美譽，他的思想和學術遺產還被列入“日本經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他的主要著作被收入《內藤湖南全集》，共十四卷。 譯者簡介： 夏應元，1929年10月生，遼寧沈陽人。195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在周一良先生指導下從事亞洲史的教學與研究。1980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8年評為研究員，曾任歷史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室主任、學術委員，擔任過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會長。1994-2012年，在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講學。著有《亞洲各國現代史講義》上下冊（合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友好使者·東洋篇》、《策彥周良入明史跡考察記及研究》、《漢文化論綱——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合著）（獲獎）等，編有《中日關系史資料匯編》、《中國的中日關系史研究》等，譯著有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合譯）。 錢婉約，江蘇蘇州人，北京大學博士畢業，現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先后在武漢大學歷史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文學部、澳門理工學院從事一年以上或多年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代表作有專著《內藤湖南的中國學》《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等。譯著有內藤湖南等《中國訪書記》、桑原隲藏《東洋史說苑》、石田干之助《長安之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主編有《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臺港學者論中國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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