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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心理.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研究與應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8442089
- 條形碼：9787518442089 ; 978-7-5184-4208-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萬千心理.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研究與應用 本書特色
很多人在面對自殺患者時會不知該如何開口——顯然，自殺是一個沉重的詞匯。但當我們從治療的角度談論自殺，除了適當的共情，還需要專業的態度和技術。本書即是如此展開：首先闡述自殺的內涵并提出治療模型，然后按照臨床治療不同階段的順序逐步、詳細地描述具體操作，*后還為三類人群提供了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案。 此前并未接觸過自殺相關的選題，對此多少會有些發怵。初讀譯稿，我卻產生了一種心安的感受。從一個讀者的視角，我看到作者和譯者們用愛心和耐心來講述自殺——它不是一個不可觸及的禁區，而是一個能夠明確討論的議題。無論是治療師，還是其他想要了解自殺、幫助自殺患者的讀者，期待你們在這本書中閱見足夠溫和的力量與足夠堅定的支持。
萬千心理.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研究與應用 內容簡介
??書名：萬千心理.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研究與應用 ??定價：92.00 ??出版時間：1900-01-01 ??標準書號：ISBN 978-7-5184-4208-9 ??裝幀： ??用紙：膠版紙 ??開本：16 ??出版社：中國輕工業出版社有限公司 ??頁數：368
萬千心理.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研究與應用 目錄
**部分 認知理論和實證研究
**章 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的分類與評估
自殺學的標準命名法
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的分類
自殺維度的評估
總結與整合
第二章 自殺行為的相關和風險因素
人口統計學變量
診斷變量
精神病史變量
心理變量
近端風險因素
保護因素
總結與整合
第三章 自殺行為的認知模型
一般認知理論
自殺行為的認知理論
基于實證的自殺相關認知概念
自殺行為的認知模型
總結與整合
第四章 預防自殺行為的循證治療
預防自殺未遂的循證治療
對未來研究的啟示
總結與整合
第二部分 臨床應用
第五章 認知治療：一般原則
會談結構
認知治療的基本策略
總結與整合
第六章 治療早期
知情同意和認知治療的結構及過程
參與治療
自殺風險評估
安全計劃
傳遞希望感
總結與整合
第七章 自殺行為的認知個案概念化
進行心理評估
認知個案概念化
治療計劃
總結與整合
第八章 治療中期
中期階段的結構化會談
干預策略
總結與整合
第九章 治療后期
回顧及鞏固技能
自殺危機的復發預防
治療目標回顧
額外治療計劃
總結與整合
第十章 治療自殺患者面臨的挑戰
患者生活中的挑戰
實施認知治療方案面臨的挑戰
臨床醫生反應的挑戰
當患者嘗試或完成自殺時
與自殺患者工作的好處
總結與整合
第三部分 特定人群中的應用
第十一章 針對青少年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
青少年自殺行為
認知治療方案和案例
總結與整合
第十二章 針對老年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
老年人的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
老年自殺患者的循證治療
認知治療方案和案例
總結與整合
第十三章 針對自殺的物質依賴障礙患者的認知治療
物質依賴障礙患者的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
物質依賴障礙患者的認知治療
認知治療方案和案例
總結與整合
第十四章 總結：自殺預防的公共衛生模式
附錄 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綱要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萬千心理.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研究與應用 節選
第六章 治療早期 第六至第九章描述了對自殺患者進行認知治療的具體策略，這些策略基于我們在臨床試驗中發現的能有效降低重復自殺率的治療方案（G. K. Brown, Tenhave, et al., 2005）。其中許多策略此前在未發表的研究治療手冊（G. K. Brown, Henriques, Ratto, & Beck, 2002）及其他總結治療方法的文章和書籍章節（Berk, Henriques, Warman, Brown, & Beck, 2004; G. K. Brown, Jeglic, Henriques, & Beck, 2006; Henriques, Beck, & Brown, 2003）中有所描述。這里是我們**次完整地介紹它們。與臨床試驗中實施的治療方案一樣，我們設想在患者有強烈的自殺傾向時或剛經歷自殺危機后應用這些策略。 一些臨床醫生可能已經在與那些報告自殺意念大幅增加或在治療過程中嘗試自殺的患者工作。在這些情況下，臨床醫生可以將治療重點轉移到本書描述的策略上，以幫助這些患者發展出管理未來自殺危機的必要技能。當明確患者有能力將自殺管理的技能應用于生活時，就可以繼續進行之前的工作。因此，這種方法既可以用于自殺危機后就診的新患者，也可以用于接受治療時出現自殺危機的患者。無論哪種方式，當臨床醫生和患者開始關注與自殺危機無關的其他問題領域時，他們就已經走出了急性自殺預防階段，進入了持續階段，可以解決一些與痛苦和功能受損有關的慢性、長期診斷或心理社會問題。 針對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是根據本書到目前為止介紹的大部分材料發展而來的，包括自殺行為分類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精神失調的一般認知模型、與自殺行為有關的特定心理概念以及一般認知治療策略。這種治療的前提是，自殺患者：（1）缺乏重要的認知、行為和情感應對技能；（2）在自殺危機中未能使用此前學到的應對技能；或（3）在自殺危機中未能利用可獲得的資源。在后兩種情況中，往往是非適應性的自動思維和核心信念阻礙了自殺患者使用技能和資源。該治療的主要目標是降低未來自殺行為出現的可能，其方法是：（1）獲得適應性的應對策略；（2）開發認知工具，確定生存的理由并灌輸希望；（3）增強解決問題的技能；（4）增加患者與社會支持網絡的聯系；以及（5）提高患者對輔助性醫療、精神病、成癮和社會服務干預的依從性。專門用于預防自殺的治療急性階段通常有次數限制（如，在我們的臨床試驗中大約是十次會談）。 圖6.1展示了在對自殺患者進行認知治療時各階段的進展概述。治療分為四個主要階段——治療早期、認知個案概念化和治療計劃、治療中期和治療后期。本章和第七、八、九章分別對應這四個主要治療階段（每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概要見附錄）。本章將特別關注在治療早期完成的任務，即流程圖中**個圓圈所代表的內容。 治療的早期目標包括：（1）獲得知情同意并使患者融入認知治療的結構和過程；（2）使患者投入治療；（3）進行自殺風險評估；（4）制訂安全計劃；（5）傳達希望感；以及（6）讓患者敘述*近一次自殺危機中發生的事件。我們將依序介紹（1）—（5）的內容，以表明在治療早期處理這些主題的典型時間順序。然而，臨床醫生可以根據患者的特殊情況和臨床表現，選擇不同的順序來處理這些主題，或者在幾次會談中涉及其中一個或多個。我們將把議題（6）的討論留到第七章，因為它貫穿治療早期的幾次會談，并被用來制訂認知個案概念化。 讀者可能會覺得，多數主題是所有患者在認知治療早期都要實現的重要目標。我們在本章中強調它們，因為我們認為它們對于成功治療自殺患者特別重要。這些患者往往對治療的期望值很低，認為自己的情況很絕望，并且沒有什么辦法可以改變它。因此，臨床醫生必須認真發展強有力的治療關系，示范系統的問題解決方法，并傳達對未來的希望感。 知情同意和認知治療的結構及過程 任何治療方法的**步，都需要臨床醫生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以參與心理社會評估和后續治療（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根據這一倫理原則，在向患者提供信息時要用他們能理解的語言。這一原則還假定，患者能夠參與知情同意的過程，并且能夠在不受他人的任何不當影響的前提下自由表達同意。對于正在經歷極度痛苦的患者或因自殺未遂（如過量服藥）而出現認知障礙的患者，其同意治療的能力可能會受到質疑。在這種情況下，*好在兼顧患者個人傾向和*大利益的前提下尋求他們對干預措施的知情同意。例如，如果一個喝醉的患者報告有自殺想法，臨床醫生可能決定進行自殺風險評估以保護她不傷害自己，并且等到她有能力時再獲得知情同意，這是符合患者*大利益的做法。知情同意過程有幾個組成部分，包括向患者提供以下信息：（1）隱私和保密限制；（2）治療的結構和過程；（3）治療的潛在風險和收益；（4）替代治療。隨后我們將對每個問題進行綜述。需要強調的是，知情同意并不只是向患者提供與這些主題有關的信息。知情同意過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臨床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交流，這樣患者可以提出有關治療的問題，而臨床醫生可以進行必要的澄清，以確保患者理解信息。 在**次會談中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保密性，因為這些患者的特征會增加未來自殺行為的風險。醫生應該告訴患者，他們的信息是保密的，除了國家法律規定的特定情況，比如他們讓自己或他人處于迫切的危險中［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 2003］。在這些情況下，只有當臨床醫生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來確保患者或他人的安全時，才可以突破保密。關于保密限制的討論可能不像沒有自殺傾向的患者那樣順利，因為臨床醫生不能承諾保密與導致他們接受治療的問題有關的信息，而這將是治療的重點。許多患者認為，如果提到自己有自殺的想法，那么他們肯定會被送進醫院。在與自殺患者的工作中，當我們確定患者有迫在眉睫的自傷風險，并且在門診無法得到安全的治療時，我們會將患者轉介到醫院。我們鼓勵臨床醫生清楚解釋這些保密限制的理由，并根據患者的自殺意念和意愿的嚴重程度提供一系列干預措施的例子（如，增加會談頻率、安排簡短的電話“檢查”、與家庭成員協商），以便患者了解住院治療只是眾多治療選擇之一。如果住院治療是必要的，我們鼓勵臨床醫生盡可能地與患者合作（如，選擇一家特定的醫院）。 作為知情同意過程的一部分，臨床醫生應使用明確和可理解的語言描述治療重點和結構。因此，我們鼓勵臨床醫生明確告訴患者，這種治療的主要目標是預防未來的自殺行為。然后，讓患者了解為實現這一目標可能采用的特定策略，以及在未來的自殺危機中應用這些策略的方式。有時，患者表示希望關注與自殺行為無關的其他問題。盡管目標方案并不排除將其他問題作為治療的重點，我們仍然建議優先解決其中與患者*近及未來的自殺危機風險有關的問題。正如本章開頭所討論的，可以在患者證明他們有能力將自殺管理技能推廣到生活中后，再把與自殺傾向無關的問題確定為治療的重點。 臨床醫生還發現，除了討論治療的原理和目標外，介紹認知治療獨有的特點也很有幫助，因為許多患者曾接受過不同類型的心理治療，可能對治療的結構和形式有類似的期望。例如，可以告知患者：每次會談大約持續50分鐘；會談是積極和目標導向的；可能需要在會談開始前完成問卷（如，貝克抑郁量表）；以及，安排家庭作業是為了幫助他們將認知和行為技能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此外，還應該告訴患者，這個階段的治療很簡短，因為它的重點是自殺。然而，正如第九章將說明的，這一階段的終止時間是靈活的，取決于患者能夠應用認知和行為策略管理未來危機的程度。因此，應當告知患者，在整個治療過程中，醫生將評估進展情況，并據此調整治療階段的長度。臨床醫生應該意識到，他們介紹的內容有很多細節，而患者不可能記住所有細節，尤其是處于危機中的患者。編制一份清晰的講義來補充口頭介紹的信息往往是有幫助的。此外，臨床醫生可以使用第五章中描述的定期總結，以確保患者理解主要內容。 在**次會談中，臨床醫生通過設置議程來示范認知治療方法。如第五章所述，臨床醫生向患者解釋設置議程的原理，讓他們知道這是每次會談開始時的合作過程。然而，首次會談的議程對患者來說可能合作性稍低，因為為了遵守倫理原則，有幾個問題必須涵蓋。通常情況下，臨床醫生會指出，首次會談的議程主題包括：（1）討論治療結構和過程，包括獲得知情同意；（2）強調出席治療和積極參與的重要性；（3）完成自殺風險評估；（4）完成安全計劃。同時，還要征求患者的反饋意見，將他們認為重要的其他項目添加到議程中。我們意識到，**次會談包括很多議程項目，可能讓患者（和臨床醫生）感到不堪重負。我們鼓勵臨床醫生告知患者，許多在首次會談中涉及的項目會應用于其他會談（如，保密性），因此只有在需要時才會再次提及。 在充分討論認知治療的結構和過程后，知情同意過程的下一步是討論治療的收益和風險。在討論治療收益時，可以告知患者對治療有反應的患者比例以及方法的療效證據。例如，對于那些在自殺未遂后尋求治療的患者，應該告訴他們，有研究發現，認知治療有助于將后續自殺未遂率降低50%之多（G. K. Brown, Tenhave, et al., 2005）。臨床醫生也可以描述自己治療自殺患者的成功率（Rudd et al., 待刊）。 反之，也應告知患者治療的潛在風險，如：（1）可能出現的情緒不適；（2）治療期間可能出現自殺行為的風險；以及（3）違反保密規定的潛在負面影響。臨床醫生可以向患者說明，談論與自殺危機有關的事件和感受有可能使他們感到不安，如果患者在治療會談后產生這種感受，他/她可以討論可采取的潛在策略。自殺患者，特別是*近嘗試自殺的患者還應該明白，治療并不能保證他們不會再次嘗試自殺（Rudd et al., 待刊）。告知患者這些信息，有助于他們認識到解決潛在危機和提高治療依從性的重要性（Rudd et al., 待刊）。此外，為了確保患者或他人的安全，臨床醫生可能會違反保密規定，這可能會帶來潛在風險。例如，如果被告知在自殺風險非常迫切時，醫生將不得不與警察、急救人員或家人聯系以降低風險，患者可能不同意。然而，臨床醫生可以解釋清楚，他/她將仔細評估違反保密規定對治療關系和患者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此外，臨床醫生還需要和患者溝通，在不得不違反保密規定的情況下，他/她會告知患者以便他們充分了解發生的情況。如果醫生根據臨床判斷，認為披露突破保密的情況會進一步增加患者傷害自己或他人的風險，則另當他論。 知情同意程序的*后一步是討論替代治療。*近嘗試自殺的患者應該被告知，存在其他可能對預防自殺未遂有效的循證療法，例如人際關系心理治療（Guthrie et al., 2001）和辯證行為治療（Linehan et al., 2006），如第四章所述。臨床醫生還可以提供有關藥物降低再次自殺嘗試的可能性的信息，例如鋰鹽對重度情感障礙患者（Thies??Flechtner, Müller??Oerlinghausen, Seibert, Walther, & Greil, 1996）和氯氮平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益處（Meltzer et al., 2003）。臨床醫生應注意促進對每種干預措施的優缺點的討論，以便患者能夠確定他們認為對自己*有效的方法。對于目前正在積極接受其他精神或成癮治療的患者，臨床醫生也可以強調治療依從性的重要性。雖然其他問題可以作為知情同意的一部分進行討論，但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臨床醫生要獲得患者對治療的承諾，包括同意出席和參與會談、設定會談議程和治療目標、完成家庭作業、使用危機管理策略，并積極參與其他方面的治療。 參與治療 實證研究表明，只有20%～40%的自殺未遂者在住院后繼續接受門診治療（如Kreitman, 1979; Morgan, Burns??Cox, Pocock, & Pottle, 1975; O’Brien, Holton, Hurren, & Watt, 1987），因此獲得患者對治療的承諾格外重要。降低治療依從性的因素包括：匱乏的經濟資源、混亂的生活方式、對治療的消極態度、嚴重的精神失調、藥物和酒精濫用、對自殺危機的羞恥、對污名化的擔憂以及對心理健康服務的消極文化信念（Berk et al., 2004; 見本書第十章）。因此，臨床醫生有責任采取積極的立場來吸引患者留在治療。 自殺患者往往已經接受了許多精神或成癮治療，他們可能會想知道這種療法會有什么不同。曾在接受治療時嘗試自殺的患者可能會感到格外矛盾或絕望。因此，考慮到不良治療史，讓患者參與治療的策略是*重要的。與患者建立融洽的關系可以通過使用第五章中描述的許多一般認知治療的技巧來完成，包括：（1）表現出對患者內部現實的理解，并共情他們的經歷；（2）盡可能地與患者合作，讓醫生和患者一起發揮作用；（3）在整個會談過程中尋求并回應患者的反饋；以及（4）表現出*佳水平的熱情、真誠、關切、自信和專業精神。與自殺患者工作的臨床醫生必須能夠共情患者的經歷，同時關注問題解決和自殺管理技巧。此外，臨床醫生在任何時候都要樹立希望的榜樣，即使是在無法立即解決當前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已經確定了一些有可能增加患者繼續接受治療的可能性的因素。**，臨床醫生應該與患者共情，認識到談論壓力事件（特別是自殺危機之前的事件）可能會讓他們想起不愿去想的痛苦議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臨床醫生可以這樣解釋：談論情緒議題對預防未來的自殺行為有所裨益。此外，臨床醫生可以與患者合作確定相關的應對策略，例如休息、只在有限的時間內談論令人不安的議題、利用放松或呼吸來管理消極的情緒反應。這些策略表明，臨床醫生要和患者一起決定是否討論情緒議題，并且敏銳地意識到治療的潛在醫源性影響。 第二，臨床醫生必須特別注意有可能成為患者尋求服務的障礙的文化議題。在我們的一項臨床試驗中，60%的患者是非裔美國人，而非裔美國人的種族與對治療的消極態度有關（Wenzel, Jeglic, Levy??Mack, Beck, & Brown, 待刊）。這些患者經常表示，他們很難與他們認為屬于中產階級、主流文化的臨床醫生建立聯系。臨床醫生可以用蘇格拉底式提問來識別和確定患者對于與不同種族和經濟背景的臨床醫生工作的信念。例如，臨床醫生可以問：“當你想象在這種環境下與我一起工作時，你的腦海中會閃過什么？”如果患者的自動思維是消極的、絕對的或僵化的，臨床醫生可以詢問支持和反駁這些認知的證據。臨床醫生還可以提出進行行為實驗，如先用幾次會談讓患者驗證他們對接受治療的消極預測是否正確。對于臨床醫生來說，關注自己對與自殺患者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合作的信念也同樣重要。如果臨床醫生缺乏與特定文化、種族或性取向的人工作的能力，那么他們有責任通過閱讀、臨床經驗和向同行或督導請教來獲得這些知識。 第三，臨床醫生可以使用認知治療的一般策略來識別可能阻礙患者治療的因素，并進行頭腦風暴，克服這些障礙。這些因素可能是認知性的（如，對治療的低期望）、行為性的（如，容易丟失預約卡）或情境性的（如，沒有交通工具）。認知障礙可能特別難以克服，但它們也提供了示范應用認知策略的機會。例如，患者可能會給出他們不“接受”認知模型的暗示，如冷漠、單字回答、缺乏眼神接觸和面部表情。在這種情況下，臨床醫生可以引出患者對參與治療的信念、對治療成功可能性的一般期望以及對利用認知治療特定方面效果的期望。當患者的消極信念干擾治療參與率或依從性時，臨床醫生可以用蘇格拉底式提問來幫助他們評估這種信念的現實程度。此外，臨床醫生和患者可以合作制訂一個具體的計劃，以應對患者不能參加會談的情況。思考一下賈尼絲與臨床醫生的對話，她表達了對接受認知治療的矛盾。 臨床醫生 ：賈尼絲，你對我大部分問題的回答都只有一個單詞，這表明你并不完全贊同這種治療方法。我說得對嗎？ 賈尼絲 ：［沉重地嘆氣］我看不出這有什么不同。我已經這樣很久了。 臨床醫生 ：所以你認為治療不會有幫助。［賈尼絲點點頭］具體來說，是什么讓你這么想？ 賈尼絲 ：［氣急敗壞］所有的一切！我的其他治療師都沒有幫助！藥物治療也沒有幫助！真正的問題是，我的繼父讓我的生活變得很悲慘。但我母親永遠不會離開他，而且我沒有足夠的錢搬出那個房子。［含淚］ 臨床醫生 ：聽起來似乎有理由持懷疑態度，因為你已經接受過多次治療，而且沒有感覺好轉。但我想知道是否有任何證據表明這次可能會有所不同。 賈尼絲 ：沒有。 臨床醫生 ：［溫柔地］到現在為止，我們做的事與你以前的治療師做的有什么不同嗎？ 賈尼絲 ：［噘嘴］我不知道，現在說這些還太早。 臨床醫生 ：很好。回想一下剛才，我解釋治療內容的時候。我會幫助你制定具體的策略，以處理你無法應對和想傷害自己時的情況。你以前在治療中做過這些嗎？ 賈尼絲 ：［不情愿地］我猜沒有。我通常*后會反復談論我與母親和繼父的關系。 臨床醫生 ：你覺得我的治療方法怎么樣？它有可能對你有幫助嗎？ 賈尼絲 ：我真的不知道。 臨床醫生 ：你愿意試一試嗎？ 賈尼絲 ：［不情愿地］好吧。 臨床醫生 ：很好，賈尼絲，我很高興你能對治療做出初步承諾。［暫停］根據我的經驗，當人們懷疑治療是否有幫助時，很容易跳過會談，并認為“有什么用？”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時候。這種情況在你身上發生過嗎？ 賈尼絲 ：是的，這通常是我完全停止治療的時候。 臨床醫生 ：我想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制訂一個計劃，來應對你“有什么用？”的想法？ 賈尼絲 ：我不知道那會怎么樣。 臨床醫生 ：好，這個計劃怎么樣？不管怎樣，你都參加四次會談。在第四次會談結束時，我們可以預留一些時間來評估“有什么用？”的問題，并批判性地審查這種治療對你是否有任何用處。 賈尼絲 ：就四次會談，然后我們就可以討論這個問題了？ 臨床醫生 ：是的，四次。在第四次會談結束時，你可能會對治療能起到的作用以及它對你的生活有何幫助產生更好的認識。然后，你將能夠更客觀地回答“有什么用？”的問題，而不是坐在家里、垂頭喪氣……所以，就四次會談了？ 賈尼絲 ：好，四次。 *后，我們發現一些患者對談論自殺感到矛盾，因為他們從自殺行為中繼發性獲益。雖然這對患者來說可能不太明顯，但當他們有自殺傾向或處于其他困境時，往往會得到身邊人和服務提供者的關注、照顧和關心。如果制定策略來管理自殺危機，那么他們將不能得到他人的關注，這可能會將他們置于險地。在某些情況下，明確指出這一點對治療關系可能是不利的，患者會認為對其問題的這種評估是一種指責和否定。然而，臨床醫生可以使用蘇格拉底式提問來深入了解這一過程，這反過來也為患者提供了機會，找到收獲他人關注、關懷和關心的更恰當的方式。 我們發現，臨床醫生“多走一步”對患者很有幫助，包括積極接觸自殺患者并協助他們安排和堅持預約。讓患者參與治療的技巧包括打提醒電話、寄信、靈活安排時間，以及愿意在必要時進行電話會談。此外，許多自殺患者的社會和經濟資源有限，協助患者獲得交通費（如，地鐵通行證）、托兒費和緊急食品費可能對治療的參與至關重要。正如第四章所述，我們在臨床試驗中采用了研究病例管理者，他們協助與患者保持聯系、提醒患者預約、提供心理健康和社會服務轉介，并作為第二個支持性聯系人（G. K. Brown, Tenhave, et al., 2005）。病例管理者的服務對那些難以定期參加治療或在兩次會談之間可能出現各種危機的患者來說尤其重要。使用團隊方式治療這一人群的另一個好處是，它有助于防止臨床醫生在治療高危患者時不堪重負或感到孤立無援。但我們也意識到，對臨床醫生來說，利用病例管理者來追蹤患者、協助社會服務或靈活安排時間往往是不可行的。我們的主要用意是建議為這些患者工作的臨床醫生轉變“接受治療的責任完全在于患者”的觀念。
萬千心理.自殺患者的認知治療:研究與應用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埃米·溫澤爾（Amy Wenzel） 博士，任職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專注于自殺領域的認知方法研究；美國國家精神分裂癥和抑郁癥研究聯盟、美國自殺預防基金會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獲獎者；已經發表了70多篇期刊文章，并且是5本書的合編者。 格雷戈里·K.布朗（Gregory K. Brown） 博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研究副教授；對高危人群進行認知療法的有效性研究；獲得了2007年美國自殺學協會頒發的埃德溫·什內德曼獎（Edwin Shneidman Award），該獎項用以表彰他在自殺研究方面的杰出貢獻。 阿倫·T.貝克（Aaron T. Beck） 醫學博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精神病學名譽教授；被稱為“認知療法之父”；發表了500多篇科研論文，是17本書的著者或合著者；2006年拉斯克醫學獎（Lasker Award, 被稱為“美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 主譯和審校者簡介 李 飛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問學者，第四屆和第五屆中德高級認知行為治療師連續培訓項目的中方教師；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注冊督導師（D-22-079）；中國心理衛生協會認知行為治療專業委員會委員、湖南省心理咨詢師協會第三屆理事、湖南省心理咨詢師協會認知行為治療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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