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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子規啼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129070
- 條形碼：9787220129070 ; 978-7-220-12907-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珞珈子規啼 本書特色
《珞珈子規啼》是著名教育家劉道玉先生的一本隨筆集。本書收錄的文章，內容包括作者對他終生摯愛的教育問題的思考，以及在80多年的人生修煉中總結出的生活智慧等。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多年來，他的個人魅力及大師風范一直感染著歷屆武大學子，他出版的數部著作也對眾多讀者產生了深刻影響。
珞珈子規啼 內容簡介
《珞珈子規啼》是有名教育家劉道玉先生的一本隨筆集，可將之看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珞珈野火集》的姊妹篇。兩本書名都冠以“珞珈”二字，這是作者摯愛這片山水的見證，也是作者在這里學習、工作和生活近70年情結的反映。本書收錄的文章，內容包括作者對他終生摯愛的教育問題的思考，以及在80多年的人生修煉中總結出的生活智慧等。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多年來，他的個人魅力及大師風范一直感染著歷屆武大學子，他出版的數部著作也對眾多讀者產生了深刻影響。
珞珈子規啼 目錄
**輯子規啼血春不歸
教育者的真功夫是“讀懂人”
——福祿貝爾《人的教育》讀后感/00
大學是學術共同體/00
大學如何成為創新的發動機/0
讓校園成為智慧園
——賀《文化校園》專版創刊/0
大學校長應親事教育改革實驗/0
校長要有博愛的胸懷/0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和捍衛大學之道/0
論學習的本質特征與目的/0
論愛在教育中的靈魂作用/0
論大學教師的素質與魅力/0
論教師的自我解放/0
教師的真功夫在于“導”/0
什么樣的人可以稱為大師/0
呼吁復興古代書院教育模式/0
中國急需構建精英教育體系/0
以“智慧”超越“知識”
——云時代，大學需要嶄新的教育理念/
大學生怎樣覓得自己的志趣/
學生學習優劣的區別在哪里/
我們怎樣覓得創新創業的靈感/
怎樣培植教師的愛心/
怎樣辦好“少年班”/
恢復高考40年：回顧與展望
——恢復高考的關鍵的座談會/
學術研究可以慢下來/
教育需要烏托邦的想象力/
如何走出中國出版惡性循環的怪圈/
教育不能被虛榮心所綁架/
功利化是中國教育的病根/
第二輯瞻前顧后看教育
方法比知識更重要
——《科學研究方法學》（代序）/
自覺認識與運用高等學校管理的規律
——《高等學校管理學》(代序)/
可貴的教育探索精神
——《成才主道是家庭》（代序）/
贊頌教育實驗精神
——《教育正悄悄發生一場怎樣的革命》（代序）/
《朱永新教育演講錄》序言/
教材改革有益的探索
——《教材研究導論》序言/
文化能夠影響和改變世界
——《盛隆文化讀本》（代序）/
一個被耽誤了的文學家
——《歲月流沙》（代序）/
教育實驗的播火者
——《極目新教育》（代序）/
為有源頭活水來
——《新聞采訪寫作案例教程》（代序）/
家書抵萬金
——《楓葉家書》（代序）/
一個特殊人才的成長之路
——《一襲香黛：航宇旗袍詩集》（代序）/
教育家既要有“見”又要有“行”
——《問家長——一個教育局長的反思》（代序）/
珞珈詩派的大旗高高地擎起來
——《珞珈詩派叢書》（代序）/
開創社區教育的新天地
——《社區學習共同體》（代序）/
知行統一的新教育實驗潮
——傅東纓《探路者——新教育實驗流金歲月》（代序）/
minguo教育的本相
——李明杰、徐鴻《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鏡頭下的minguo教育》
（代序）/
校友是母校的一座“金礦”
——廣東省武漢大學校友會《羊城珞珈情》（代序）/
余仲廉的博學創業和慈善之路
——余仲廉《博學風韻》（代序）/
大學生成才需要回答三個問題
——伍陽《中國教育問題探究》（代序）/
課程改革大膽創新的嘗試
——高澤金《專創融合及其方法論》（代序）/
《珞珈之子文庫》總序/
《大學的名片》（第二版）自序/
《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論》自序/
《教育問題探津》自序與跋語/
《論愛的教育》自序與后記/
《其命維新》自序與跋語/
翱翔在草原的“火鳳凰”
——傅東纓《草原教育詩——屈惠華和她的圣園傳奇》代序/
轉變教學觀念培育學生的創造力
——《轉變多種角色決勝化學課堂》（代序）/
第三輯人生修煉大境界
怎樣讀懂“我”字/
修身養性三題/
我的后腦有反骨/
怎樣做好自己清醒的夢/
怎樣做一個會讀書的人/
我恪守的兩個信條/
我不能寫這封推薦信/
我對境界的認識與修煉/
第四輯丹青難寫是精神
虔誠的教育圣徒
——紀念貧民教育家武訓先生逝世126周年/
實事求是，堅持真理
——紀念李達校長九十五周年誕辰/
中國近代化學的開山鼻祖
——紀念恩師曾昭掄先生誕辰120周年/
法學泰斗韓德培晶核再生
——紀念韓德培先生誕辰110周年/
中國當代的亞里士多德
——沉痛悼念于光遠先生逝世/
中國教育的一座豐碑
——紀念朱九思校長逝世5周年/
丹青難寫是精神
——紀念劉介愚校長誕辰110周年/
他創造了奇跡
——沉痛悼念劉緒貽先生仙逝/
改革敢為天下先
——沉痛悼念羅征啟校長/
改革開放的燃燈者
——沉痛悼念祖慰先生/
美學大師劉綱紀真善美的人生
——沉痛悼念劉綱紀先生逝世/
懷念和感恩我的老師們/
只有相思無盡處
——追憶與摯友陶文田一家相處的日子/
沉痛悼念高等教育學大師潘懋元先生仙逝/
第五輯病須愛心作良醫
她是我的賢內助/
半邊天突然坍塌/
災難再一次襲來/
我們是“十二同”夫妻/
自費檢查排懷疑/
我的眼淚哭干了/
拍打按摩促安眠/
調理營養保體能/
想方設法逗她玩/
婚慶贈詩表愛心/
住進楚園頤養天年/
我們共同的遺愿/
跋語/
展開全部
珞珈子規啼 節選
教育者的真功夫是“讀懂人” ——福祿貝爾《人的教育》讀后感 弗利德里希·福祿貝爾是19世紀德國著名教育家，在世界上被稱為“幼兒教育之父”。他首創的幼兒園成為全世界幼兒教育普遍的重要形式，并創立了獨立的教育學科分支——幼兒教育學。1817年，他按照新的教育思想創辦了凱爾豪學校，在辦學的若干年內，他寫了很多有關人的教育文章，并于182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人的教育》一書。約翰·裴斯塔洛齊是瑞士著名教育家，也是世界偉大的三位民主教育家之一，而福祿貝爾在辦學的實踐中，力求實施裴斯塔洛齊關于自然發展的教育原則，目的是培養“自由的、自覺行動的、有思想的人”。 《人的教育》是一部世界教育經典名著，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中譯本出版，我不止一次閱讀過這本書，它對我認識教育的本質，指導我進行教育改革的實踐，都起到過指導的作用。我認為，每一個教師和為人父母者，都需要閱讀這本書，它是一本教育啟蒙書，一方面可以使我們明白教育的真諦，另一方面能夠避免許多不應該發生的教育悲劇。 絕大多數在學校工作的人也許并不真正知道學校是什么，學校應該是什么。但是如果讀過了福祿貝爾的《人的教育》，我們就會茅塞頓開，從而認識到學校的真正功能。福祿貝爾認為：“要明確闡明這兩個問題，必須進一步了解如下真理，即：兒童作為一個人，不僅應教給他學習對象的本身，而且還應教給他關于學習對象有關的知識，否則，教也好，學也好，都是沒有思想的游戲，它們對人的頭腦和心靈、精神和感情不會發生任何作用。”他是*早提出教育應當是思想游戲，而不僅僅是知識游戲。從根本上說，教育*重要的功能是訓練頭腦、滋潤心靈、培育感情和激勵創造精神，這些都比單純地傳授知識更為重要，可是中國學校教育在唯分數論的主導下，卻把這些心靈教育的內容都忽視了。 在講到高等教育時，福祿貝爾認為：“高等學校的目的之一是讓學生很好地進行觀察，即打開學生獲得外部和內部知識的心靈的眼睛……高等學校將重新成為它們應當成為和想要成為的那樣，即成為認識*高精神真理的學校，成為學生自己的生活和在行動中體現這種真理的學校，成為智慧的學校。”福祿貝爾的教育理念是非常超前的，他認識到智慧是人類*高的目的，是人*高尚的自覺行動，無論是教育自己或是教育他人，都必須以這個目標為*高理想。 人是教育的中心，教育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人進行的，他們既是教育的出發點又是教育的歸宿。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須“讀懂人”，這是做好教育工作的真功夫。那么，究竟怎樣才能夠“讀懂人”呢？我們的祖先造字時，“人”字只有兩筆畫，一撇一捺、一高一低、左右支撐，雖然字形非常簡單，可是其蘊意卻十分復雜，要“讀懂人”的全部意義甚是不易。我積六十多年教育實踐的體會，竊以為至少從以下三個方面深刻解讀人的深奧秘密，唯有如此才能是成功的教育。 首先，人是萬物之靈，是世界*寶貴的財富，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每一個生理發育正常的人，都具有創造潛力，這是“讀懂人”的核心。教育的*高目的，就是啟迪人的智慧，開發他們的創造力。我研究創造教育三十多年，在理論研究與實踐的基礎上，撰寫和出版了《創造教育書系》，目的在于推動實施創造教育，開發人人與生俱有的創造力。 其次，人是靈與肉的生命體，他們有情有義，有善惡是非，有自信和自尊。無論是孩子的父母或是學校的教師，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一定要把受教育者當作“獨立的人”看待，他們既不是家長的私有財產，也不是教師鑄造器中的原材料。這是育人與造器的本質區別，不得以任何借口傷害他們的自尊心和人格，也不得剝奪他們應該享受的童趣、快樂、民主、自由、選擇權等。基于這些思想，我在20世紀80年代主持武漢大學工作時，打破了各種條條框框，頂住了各方面的壓力，允許學生自由戀愛，允許自由選擇專業，自由轉系、轉校，提倡自學和允許學生不聽課，修滿學分可以提前畢業，校外自學成才的青年通過考核錄取到學校插班學習等，從而營造了武大自由之風勁吹的黃金時代。 再次，只有真正“讀懂了人”，才能因材施教。孔子是我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在游學的實踐中，總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但是，實施這一原則的前提是要充分了解受教育者，對他們的個性、愛好、優點、缺點、智商和理想等，都必須了如指掌。實事求是地說，在精英化教育時代，因材施教是可能的，而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后，都是巨無霸型的大學，教師不僅不了解甚至不認識學生，完全沒有可能實施因材施教，所以就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因此，我認為大眾化與精英化的學校應當是并存的，只有采取一對一的精英化教育，才有可能實施因材施教，也才能培育出杰出的人才，并成為培育大師成長的沃土，這是我國躋身于世界先進學術之林的需要！ （本文發表于《書屋》2016年第2期） 大學是學術共同體 “學術共同體”一詞，*早是由英國哲學家托馬斯·布朗率先提出的，并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他給出的定義是：學術共同體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價值取向、文化生活、內在精神和具有特殊專業技能的人，為了共同的價值理念、目標或興趣，并遵循一定規范而構成的群體。大學中的教師與學生，以及與校外的學者，通過學術而連接在一起，于是就組成了學術共同體。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從事學術研究與傳播的主要場所，也是學術真理誕生的園地，因而*能夠體現學術共同體的特征。 學術共同體的核心是學術，因而透徹地了解學術、學術任務和學術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國古籍文獻中，“學術”一詞早已有之，只是古今的含義卻相去甚遠。近現代意義上的學術，是自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開始使用的，這與西學東漸是有密切聯系的。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 國初年這兩個時期，歐美國家的各學科知識，諸如哲學、天文學、物理、化學、生物學、醫學、美學和應用科技等大量傳入中國，對我國學術思想、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1.“學”與“術”之別 “學術”一詞是由“學”與“術”二字組成的，它們在字義上是有區別的。我國清末民初的思想啟蒙家、翻譯家嚴復對“學術”二字注疏說：“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梁啟超先生也認為：“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他們的意思是非常明確的，學是指科學理論，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基礎學科；而術就是應用技術。 可是，現在實際上并沒有把“學”與“術”分開使用，而是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來使用的，其意義更接近于西方的學術概念，是指系統的學問。英國高級牛津詞典的解釋是：與學校、學院、學者式的、僅僅注重理論興趣，而非技術或實用的學問（of school,college etc, scholarly,not technical or practical,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在這里，“學問”與“學術”可以視為同義詞。“學問”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是指各個領域的專業知識，包括已知的、未知的、首創的和系統知識。“學術”一詞應用十分廣泛，由它又衍生出許多專有名詞，如學者、學術職稱、學術刊物、學術界、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學術觀點、學術誠信、學術規范、學術爭鳴等。 從本質上說，學術是沒有國界的，這正如“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所言明的精神。這句話都認為是清末啟蒙代表人物梁啟超提出，但實際上*早是出自于明朝《李氏焚書》一書黃節的跋語。“公器說”的觀點，歷來被我國古時學者所推崇，古人做學問的態度是：“求學問道，貴在樂我樂及人之樂。”宋朝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做學問就是秉持“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不壟斷、不自私、不掠人之美。在歐洲中世紀，大學誕生之初，一個學者如果做出了一個新的發明，他們會立即到大街或廣場發表演說，將自己的發明與公眾分享。那時，既沒有保密的限制，也沒有專利法的保護，所以古時候的科學發展與傳播都很快。世界*早的專利法15世紀初誕生于威尼斯，隨后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個國家。專利法也是一把雙刃劍，雖然起到了保護發明人的權益，但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利于學術的交流與發展。 2.無條件地追求真理 學者是學術的主體，學者們的任務就是無條件地追求真理，那么什么樣的人堪稱學者呢？這里不妨引用德國現代社會學創始人馬克斯·韋伯的話予以說明，他認為：“沒有這種被外人所嘲諷的獨特的迷狂，沒有這份熱情，堅信‘你生前悠悠千載已逝，未來還會有千年沉寂的期待’——這全靠你能否判斷成功。沒有這些東西，這個人便不會有科學的志向，他也不該再做下去了。”這就說明，學術研究是一場冒險的賭博。如果沒有為學術而活著的精神，是沒有人能夠忍受這種寂寞和清苦的。 現在，一般是把學術研究當作純科學（pure science）。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回憶一下美國著名物理學家亨利·羅蘭的《為純科學呼吁》這篇文章。這是他于1883年8月15日在美國科學促進會上的演講，在美國曾經引起了強烈震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了應用科學，純科學必須存在。假如我們停止了科學的進步，而只留意科學的應用，我們很快就會退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不重視純科學研究，正是這個原因，才導致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也致使我國科學理論長期落后于發達國家。 什么是純科學？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只要看一看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與夫瑯和費協會的分工就一目了然。按照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主席彼得·格魯斯的說法：“前者是在已有的知識平臺上進行研究，而后者是創造作為研究平臺的知識。”換句通俗的話說，那就是純科學研究是回答這是什么，或這是為什么，而應用科學研究則是回答這有什么用處。 純科學也常常稱為基礎科學，它的研究目的是為了人類長遠的福祉，也就是為了追求永恒的真理。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學者，既要能忍耐在“象牙塔”的孤獨，又要有“十年磨一劍”的耐心，安貧樂道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踽踽獨行。格里戈里·佩雷爾曼就是這樣一位數學家，他是俄羅斯怪異的天才數學家，16歲獲得了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金獎，畢業于圣彼得堡國立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后在圣彼得堡科學院斯提克羅夫數學研究所工作。從2002年開始，他先后寫了三篇文章，從而證明了困惑世界數學家近百年的龐加萊猜想，因而他也名至實歸地獲得了有“數學諾貝爾獎”之稱的菲爾茲獎。 但是，對于這個人們夢寐以求的榮耀，他卻表現出不屑一顧的冷漠態度。為了說服他前往西班牙馬德里參加授獎大會，世界數學家聯合會主席約翰爵士甚至親自飛到圣彼得堡，用了兩天時間說服他赴馬德里接受頒獎，但他只說了一句話：“我不需要。”其實，在這之前，他還拒絕了多個獎項，包括獎金100萬美元的克萊數學獎。在我看來，這就是一些天才或學癡們的怪異特點，他們淡泊名利，只關注他們的學術興趣，追求學術真理才是他們所需要的。 3．獨立自由的治學精神 在清華大學工字廳東南側，矗立著一座王國維墓碑銘，這是在他沉湖遇難兩周年時，原清華研究院的同人感懷思念不已，特立碑以永其念。碑銘是國學大師陳寅恪所撰，碑銘*后幾句話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時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這里，陳寅恪先生把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提高到與天地共存，與日月同光的高度，可見它們對學術研究是多么的重要啊！ *近幾十年以來，我國學術界廣泛流傳著陳寅恪所撰碑文的這兩句名言，說明它們獲得了人們普遍的認同和向往。可是，我國現實的學術環境與這種精神是不相容的，既沒有這樣敢于踐行的學者，也沒有保障它們行使獨立自由權利的法治。那么，為什么獨立自由對于做學問是如此重要呢？雅克·德里達（J·Jacques derrida，1930－2004）是法國*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是世界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對于獨立自由的重要性是*有發言權的。他曾經明確地提出：“大學的獨立、自由到什么程度？大學不僅相當于國家是獨立的，而且對于市場、公民社會、國家的或國際的市場也是獨立的。”他還說：“大學存在于它企圖思考的世界之中，應當承擔起責任，組織一種創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對大學）的重占企圖，抵抗一切其他形態的主權形態。” 我國科學理論落后，重大原創性的成果寥寥無幾，這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大軟肋，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從根本上說就是缺失了做學問的獨立自由精神，沒有分清楚純科學與應用科學之間的界限。特別是功利化的思想，在學術研究中還有極大市場。試問：在論文至上主義的導向下，學者們都忙于發表論文，評選高級職稱，積極申報成果獎，有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躲在“象牙之塔”窮究永恒的真理？有人感嘆地說：如果陳景潤活到今天，他不是評不上職稱，就是被下崗。我國一所重中之重的大學校長，公然提出學校的研究要上主戰場（指為經濟服務），這是明顯以功利化思想指導重點大學的研究，完全背離了研究型大學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宗旨，這無疑是對科學的背叛。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德國*具原創性的哲學家、思想家，她尖銳地指出：“當大學決心為國家、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德國教育部部長魯斯特于1936年在海德堡大學100周年校慶上說：“不承認、不依賴、不抱任何偏見是科學探索的基本特征。” 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一所能夠與世界著名大學比肩的一流大學，世界著名大學從事學術研究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我們應把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作為一個學術方針，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并且千方百計地營造這種學術氛圍。我們要讓廣大的學術研究者們消除思想顧慮，毫無后顧之憂地從事基礎科學研究。原創性的成果只生長在自由的園地里，相信長期堅持下去，一定會催生出一批原創性的重大成果。 4．當代學術研究潛在的危機 在過去一個世紀里，人們沒有創造出任何原創性的學科，個人要想做出開創性的貢獻，也更加困難了。因此，自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對科學未來的發展，普遍存在一種悲觀情緒。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負責人基思·西蒙頓在《自然》雜志上評論文章，他認為：“正如命運多舛的渡渡鳥一樣，科學天才已經絕滅了。未來的科學進展可能建立在已為人所知的事實上，而并非需要對現有知識的基礎做出改變。” 17世紀被英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懷特海稱為是天才的世紀，此時期曾經涌現出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天才科學家，如法國的業余數學之王費馬，幾何的創始人笛卡兒，多才多藝的科學家帕斯卡；英國的數學和物理學家牛頓，物理學家胡克、化學家波義耳，天文學家雷恩，哲學家培根，戲劇家莎士比亞，醫學家哈維；德國的天文學家開普勒，數學家萊布尼茲、哥德巴赫，畫家魯本斯；意大利的天文學家伽利略，畫家卡拉瓦喬；荷蘭的天文學家惠更斯，畫家倫布朗；西班牙畫家委拉斯凱茲；等等。 同樣的，19世紀也是天才人物璀璨的時代，尤其是自然科學領域里的三大發現，這個世紀堪稱“科學的世紀”。這三大發現是：細胞學說于19世紀30年代，由德國植物學家施萊登和動物學家施旺所創立；生物進化論由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于1859年創立的；而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是由英國和德國的物理學家共同創立的，他們是英國的焦耳、威廉·湯姆生和德國的達爾與赫爾姆茨。這三大發現引起了科學領域的哥白尼式革命，從而帶動了其他學科和技術領域的迅猛發展。 20世紀*偉大的發現，當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創立的相對論，由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拉克發現的DNA雙螺旋結構，以及信息論、控制論與系統論的創立，它們帶動了物理學、生命科學領域的深刻革命。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被稱為“老三論”，分別是由美國貝爾實驗室的數學家香農，美國數學家羅伯特·維納和奧地利裔美國生物學家貝塔朗菲所創立。這些重大學說的創立，與歷史上任何一項發明相比都毫不遜色。可是，從20世紀后半葉開始，科學與技術的研究與發展卻失去了平衡，以至于到了21世紀，技術領域的發明似乎越來越受到重視，而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卻少有根本性的突破。 我始終認為，天才是不會絕滅的，只是現在失去了天才滋生的土壤。同樣的，是否像有些預言家所說，科學重大發現都已經做完了呢？我認為宇宙中未知的事物比已知的要多得多，只要我們找到認識未知事物的方法，就會做出新奇的重大發現或發明。但是，為什么現在卻少有重大的科學發現呢？這就是我所說的當今學術研究存在的潛在危機。就中國而言，造成危機的原因主要是三點：**是功利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極度追求財富的欲望綁架了絕大多數的學者，現今少有安貧樂道做學術研究的人了；第二是浮躁情緒越來越嚴重，信奉“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劍”的學者越來越少了；第三是象牙塔已經坍塌，少有人再心甘情愿地“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更是鮮有“皓首窮經”追求真理的學癡了。對此，英國一個記者采訪后極為感嘆地說：“現在，大多數中國學人習慣于安身立命，耐心地等待直至晉升到更高的職稱。在中國沒有學術獨立、自由，往往是以政治代替學術，領導就是學術的評判官。” 俗話說，當事者迷，旁觀者清。我們應當從這些批評中吸取教訓，正視我國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尤其是要擺正重點大學學術研究的方向，義不容辭地肩負起學術共同體的使命。我們應當擺正科學與技術的地位，采取果斷的措施，大力支持那些短時間看不到應用前景的純學術研究，爭取在不太長的時間里，擺脫我國基礎理論研究落后的局面！ （本文發表于《書屋》2018年第4期）
珞珈子規啼 作者簡介
劉道玉，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武漢大學校長等職務。1985年獲得法國政府授予密特朗總統最高勛章；2008年被媒體評選為30名教育風云人物；2012年被《南方周末》評選為“中國夢踐行致敬杯”獲得者；2013年被《科學中國人》雜志評選為杰出的大學校長。出版教育專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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