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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53035
- 條形碼：9787559853035 ; 978-7-5598-5303-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精裝)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大眾本書賣點
1.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獲獎圖書，長銷30年的經典力作，史景遷、羅威廉、馬敏重點評介，《紐約書評》雜志、《亞洲史研究》刊文評論，“實踐社會科學”系列007號圖書。
2. 費正清獎和列文森獎得主、“超級教授”黃宗智成名之作，認識中國小農經濟和明清以來中國史繞不過去的經典。
3. 探討了一系列影響中國社會走勢的關鍵問題：為什么中國沒有發展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為什么華北小農家庭農場具有極頑強的生命力？為什么在近代中國革命過程中華北自耕農較之江南佃農表現了更高的積極性？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深入考察了明清以來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的特點。
4.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業內卷化”這一核心觀點，揭示了明清以來華北小農經濟“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內卷困境，準確生動地描述了華北小農經濟的突出特點，正是農業內卷化使得中國走上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5.獨特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書中以華北地區33個自然村為考察對象，以明清至民國為考察時段，從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兩方面進行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中觀研究，既是一部經濟史，也是一部社會史。
6.基于豐富詳實的史料，對中國小農經濟做了兼具深度和廣度的研究。全書深度利用滿鐵資料、清代刑名檔案和作者實地調查所得資料，由經濟領域進入社會政治領域，指出了華北鄉村在20世紀前的農業內卷化和社會分化現象。
7.全新再版，精心校訂，作者新增長篇《合序》作為導讀。 編輯推薦
黃宗智老師曾在一篇自述文章《感情，是我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的來源和動力》中說：“自己在價值觀上，一直把‘老百姓’的福祉認作人生和學術的*高目的和價值。”在黃老師這本書中也有這樣的話：“貧農確實猶如一個處身于水深沒頸的人，即使是一陣輕波細浪，也可能把他淹沒。”黃老師以學術的方式對明清以來華北地區掙扎在生存邊緣的小農的困境做了普遍性揭示，其冷峻的筆調背后是何等的悲天憫人！所以，每一個渴望增長知識和啟迪德性的讀者，我想通過閱讀黃老師這本書都肯定會有所收獲。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精裝) 內容簡介
本書為“超級教授”黃宗智成名之作，是認識中國小農經濟和明清以來中國史繞不過去的經典。書中基于包括滿鐵資料和地方檔案在內的大量史料，以及作者實地調查所得資料，對明清以來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的特點做了深入考察，探討了一系列影響中國社會走勢的關鍵問題，尤其對中國華北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西方式的工業資本主義這一問題給出了極具說服力的解釋。全書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業內卷化”這一核心觀點，“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內卷困境使得中國走上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本書曾獲費正清獎。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精裝) 目錄
新版合序
中文版序
**編 背景
**章 探討的問題
中國的小農
農民學中三個不同的傳統
對分化中的小農經濟的一個綜合分析
農村演變的型式
過去的研究
人口與生產關系
經濟落后的問題
帝國主義的問題
中國的農村
過去的研究
華北的村莊
20世紀的變化
第二章 引用的史料與研究的村莊
滿鐵調查的資料
對滿鐵資料的批判性評價
調查的村莊
檔案史料
地方檔案和社會史
第三章 生態環境
水利與政治經濟結構
災害頻仍的旱地農作與高密度的人口
澇災和社會經濟結構
生態、居住型式與自然村結構
第二編 經濟內卷和社會分化
第四章 20世紀30年代的經營式農場與家庭式農場
農村社會經濟的分析
村中“富戶”和經營式農作
經營式農場主的面貌
數量估計
經營式農場主和出租地主
經營式和家庭式農業
第五章 清代前期的小農經濟和莊園經濟
清代前期的小農場和大莊園
經營式莊園
清代前期富農和經營式農業的擴展
*近國內的研究
法律對新的社會現實的承認
租佃關系的變遷
18世紀的土地分配狀態
第六章 清代前期的農業商品化和小農分化
20世紀資料中所見的農業商品化和小農分化
冀中、冀南和魯西北的農作物商品化型式
明清時期的棉花種植
農業商品化和人口增長
經營式農作和手工業的商品生產
第七章 20世紀農業的加速商品化
中國農業和世界經濟
棉花種植的增長
棉花和世界經濟
棉手工業和世界經濟
變遷和延續
第八章 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的對比：耕畜的使用和農場生產力
滿鐵資料
耕畜使用的經濟
農場、牲口、肥料和純作物農業經濟
清代時期
第九章 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勞動生產率的對比
勞動生產率的對比
經營式農場上小組耕作的較高效率
貧農之背離合理經營模式
貧農農場上的就業不足和物質刺激力的遞減
第十章 經營式農業何以發展不足
經營式農場通常在100畝以上的原因
經營式農場通常在200畝以下的原因
經營式農作和出租地主制的對照
經營式農作和社會政治體系
革新的可能
一個“高水平均衡的陷阱”?
第十一章 家庭式農場的牢固性
對土地的壓力
貧農農場收入
高利貸
家庭式農場和家庭手工業生產
家庭式農場和短工
家庭式農場和長工
第十二章 生產關系的商品化
從分成租到定額租
分成租制
定額租制
地租負擔的比較
雇傭勞動
第三編 村莊與國家
第十三章 清政權下的村莊
華北平原村落的閉塞性
村莊各階層的相對閉塞性
20世紀前的村莊與國家
19世紀的自然村與士紳
宗族
自然村內生的權力結構
共同體領導抑或國家政權代理人
自然村和農民的集體行動
清代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第十四章 自然村結構的變化
自耕農和雇農的差別
婚俗中的階級差別
貧農的雙重性質
兩個緊密的村莊及其“封閉”
部分無產化和村莊共同體的解散
分裂了的村莊
第十五章 20世紀的自然村與國家
地方政府的軍事化和現代化
縣政府的財政
賦稅負擔
稅款的征收
地方豪霸與村級惡棍的崛起
第十六章 結論
農村演變的型式
貧農經濟的結構
經濟落后的根源
半無產化與人口趨向
半無產化了的村莊和20世紀的地方政權
貧農與中國的革命
附錄
附錄一 滿鐵調查的33個村莊社會經濟輪廓
附錄二 河北、山東人口(1393—1953)
附錄三 河北、山東耕地面積(1393—1957)
引用書刊目錄
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
索引
展開全部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精裝) 節選
對于小農的特性，形式主義、實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派都曾做過闡述。黃宗智認為，這些看法對我們了解他們所特別強調的那個方面有所裨益。可是，繼續堅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沒有意義的。他認為要了解中國的小農，需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其關鍵是應把小農的三個方面視為密不可分的統一體，即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當然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三種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這個統一體的一個側面。
——編者按 中國的小農 共產黨革命勝利前，中國的小農具有三種不同的面貌。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為自家消費而生產的單位，他在生產上所做的抉擇，部分地取決于家庭的需要。在這方面，他與生產和消費，工作和居住截然分開的現代都市居民顯然不同。其次，他也像一個追求利潤的單位，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又為市場而生產，必須根據價格、供求和成本與收益做出生產上的抉擇。在這方面，小農家庭的“農場”也具備一些類似資本主義的特點。*后，我們可以把小農看作一個階級社會和政權體系下的成員；其剩余產品被用來供應非農業部門的消費需要。 農民學中三個不同的傳統
小農的這些不同特性，各主要傳統學派已分別加以闡明。西方經濟學家研究其類似資本主義企業一面的代表作是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傳統農業的改造》。舒氏在書中論述道：小農的經濟行為，絕非西方社會一般人心目中那樣懶惰、愚昧，或沒有理性。事實上，他是一個在“傳統農業”(在投入現代的機械動力和化肥以前)的范疇內，有進取精神并能對資源做*適度運用的人。傳統農業可能是貧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漸趨接近一個“均衡”的水平。在這個均衡之內，“生產因素的使用，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現象”(舒爾茨，1964：37)。舒氏認為小農作為“經濟人”，毫不遜色于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舒爾茨，1964：特別是第二、三章)。因此，舒爾茨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正確途徑，不是蘇聯式的改造，而是在保存家庭式農場的生產組織結構的基礎上，提供小農可以合理運用的現代“生產因素”。一旦有經濟利益的刺激，小農便會為追求利潤而創新，從而改造傳統農業，如同美國所經歷的農業改革一樣(舒爾茨，1964：第七、八章)。西方經濟學家常以美國家庭農場來說明一個近乎純粹的資本主義企業(例見曼斯菲爾德1980年的教科書)。小生產者的大批存在，造成一個在公開市場上比較理想的自由競爭局面(區別于汽車生產中少數制造商控制市場的情況)。一個種植小麥的農場主所做的生產抉擇，可以充分說明價格和供求之間的關系。他如何*合理地分配土地、勞力和資本的不同比例，則可以說明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適度的運用，以盡量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
*近，波普金(Popkin)又進一步闡明了舒爾茨的分析模型對我們了解小農的政治行為的意義。在他看來，小農的農場，*宜于用資本主義的“公司”來比擬描述。而作為政治行動者的小農，*宜于比作一個在政治市場上的投資者。在波氏的分析中，小農是一個在權衡長、短期利益之后，為追求*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產抉擇的人。波普金的書也因此取名為《理性的小農》(1979)。波普金考慮到小農農業中的冒險因素，試圖改進舒爾茨的分析。在這方面，波氏采用了米爾頓·弗里德曼(Freedman，1948)對風險條件下消費者的抉擇原理的經典分析(這套理論提出“效用的極大化”，包括有計劃的“賭博”和“保險”)。波普金還借用了邁克爾·利普頓(Lipton，1968)的以生存為首要條件的“理性”經濟行為的分析。在批評斯科特(1976，見下文)時，波氏也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但他的觀點基本上和舒爾茨相同。
對這種把小農當作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分析持批評態度的學者則強調小農為自家生計而生產的一面。此學派可以蘇聯的恰亞諾夫為代表。他在20世紀20年代對革命前俄國小農所做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小農經濟不能以研究資本主義的學說來理解。資本主義的利潤計算法，不適用于小農的家庭式農場。因為這種農場不是依賴于雇傭勞動，其家庭全年所投入的勞動，很難分計為一個個勞動單位的成本。農場一年所生產的農產品，是全年勞動的成果，也不宜像現金收入一樣按單位計算。*重要的是：小農的家庭式農場的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其家庭的消費需要，不是為了追求*大利潤(Chayanov，1966a，1966b)。
三十年之后，經濟史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又從另一角度批評了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來研究小農經濟。波蘭尼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派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以一個根據供求規律而定出價格的市場的存在為前提。將這種經濟學應用到尚無此類市場的經濟體系上，實際上等于強把“功利的理性主義”普世化：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等同一個追求經濟合理化的“功利的原子”。波蘭尼提倡用“實體經濟學”取代上述“形式經濟學”，以“實體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市場尚未出現之前的經濟。他還認為，“形式經濟學”的前提是人人都有余裕做經濟抉擇，并假定土地、勞力和資本都可以用貨幣買賣。他所提倡的“實體經濟學”則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出現之前的社會中，經濟行為“植根”于社會關系，如古代的“互惠”關系(例如互助及親屬之間的義務)，而非取決于市場和追求至高利潤的動機。研究前資本主義的經濟，需要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要把經濟作為社會“制度過程”來探討(波蘭尼等，1957：特別參見第十二、十三章)。
波蘭尼的觀點，得到許多研究尚無市場關系的小社團和半商業化農村的經濟人類學者的支持。這些“實體主義者”(同行們常這樣稱呼他們)一向反對用西方傳統經濟學的模式來研究非西方的前工業社會。時至今日，資本主義經濟學到底應否或如何應用于小農經濟研究，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所涉及的問題范圍可見于多爾頓\[Dalton\]，1969，以及附錄的評論)。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闡明了恰亞諾夫和波蘭尼的學說在分析農民思想和政治行為方面所蘊含的意義。在其《小農的道義經濟：東南亞的叛亂和生計維持》(1976)一書中，斯科特力持：小農經濟行為的主導動機是“避免風險”“安全**”；在同一共同體中，尊重人人都有維持生計的基本權利的道德觀念，以及“主客”間的“互惠關系”等。因此，小農的集體行動，基本上是防衛性和復原性的，是為了對抗威脅生計的外來壓力，對抗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入侵。
與形式主義和實體主義的觀點相對立，馬克思主義強調的則是小農的*后一個方面。一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認為，小農經濟是“封建”經濟的基礎，其主要特點是一整套的階級關系，即地主和小農生產者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小農的生產剩余，主要是通過地租(包括勞役、實物和貨幣地租)和賦稅形式而被地主及其國家所榨取。封建社會中的農民，既非形式主義分析中的企業家，也非實體主義者筆下的道義共同體成員；他們是租稅的交納者，受剝削的耕作者。其生產的剩余用來維持統治階級和國家機器的生存。(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封建主義社會中小私有者農民的存在，但認為當時主要的階級關系是地主和佃戶間的關系。特別參見馬克思，1967，3：782—802；列寧，1907：190—218；斯大林，1940；毛澤東，1939。) 對分化中的小農經濟的一個綜合分析
本書所采用的首先是一個綜合的分析。以上概述的三種分析，對我們了解他們所特別強調的那個方面有所裨益。可是，這些分析引起了長時間的爭論。在我看來，繼續堅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沒有意義的。本書首先主張：要了解中國的小農，需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其關鍵是應把小農的三個方面視為密不可分的統一體，即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當然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三種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這個統一體的一個側面。
其次，我們還需要區別不同階層的小農。因為這些特性的混合成分和側重點，隨不同階層的小農而有所區別。一個經濟地位上升的、雇傭長工以及生產有相當剩余的富農或經營式農場主，要比一個經濟地位下降的、在饑餓邊緣掙扎、付出高額地租和領取低報酬的佃農、雇農，較為符合形式主義分析模式中的形象；而后者則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模式。一個主要為自家消費而生產的自耕農，則接近于實體主義所描繪的小農。
我們要采用的是一個區別不同階層小農的綜合分析。16世紀后期，華北平原開始植棉。這些棉農，表面看起來，似乎都是為適應市場需求和棉花的較高利潤而植棉。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各個階層的棉農，其植棉的動機是不同的。較大而富裕的農場，在決定把棉花納入其總作物組合型時，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潤的誘導。然而，即使是*大、商業化程度*高的農場，一般仍以其耕地面積的相當部分，種植直接供家人食用的作物，并把部分剩余用以納稅，供政權組織所用。至于較貧窮的小農，生存的考慮往往重于利潤的追求。小農分化和人口遞增的雙重壓力，使許多貧農農場面積在18世紀后，縮小到生產不足維持其家庭的食用。許多這類小農，被迫冒險以反常的比例面積來種棉花，因為植棉可以較充分地使用剩余勞力，而棉花的較高收益也使他們有可能賴以維持生計。至于租佃土地的貧戶，則往往毫無選擇的余地。地租一旦隨棉花所得的收益增高，租種可以植棉的土地的小農便無法繼續種糧食。但是，如果市場行情發生劇變，他們便相應地調整作物組合比例，與較富裕的農場并無二致。換言之，小農對種植棉花的態度，同時受三種因素的影響。利潤的考慮，在富裕的農場上占較大的比重。在貧窮的農場，則較多地考慮生計與生產關系。
另一個有關的現象是：使用雇傭勞力的大農場和依賴家庭勞力的家庭農場對人口壓力，會做出不同的反應。大農場可以就農場的需要變化而多雇或解雇勞力。家庭式農場則不具備相似的彈性。從相對勞力而言，面積太小的家庭農場，無法解雇多余的勞力；面對剩余勞力的存在和勞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無能為力。在生計的壓力下，這類農場在單位面積上投入的勞力，遠比使用雇傭勞力的大農場為多。這種勞力集約化的程度可以遠遠超過邊際報酬遞減的地步。恰亞諾夫指出，革命前俄國曾存在過這種現象(恰亞諾夫，1966：113—116)。克利夫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給爪哇水稻農作中這種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冠以一個特別的名稱：“農業內卷化”(吉爾茨，1963)。我們如在圖上以垂直軸線代表產量，水平軸線代表投入的勢力，“內卷”的現象出現于顯示產量與勞力之間的關系的曲線開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勞動力邊際產量開始遞減之后。本書將證實人口壓力常使冀—魯西北平原貧農農場勞力的邊際報酬降至雇傭勞動工資和家庭生計需要之下。對一個與資本主義企業相類似的大農場來說，這樣的經濟行為是不合理的——一個企業何以會在邊際收益低于成本時繼續投入勞力？這樣做豈不等于故意要虧本？
但我們不應就此下定論說，那些家庭農場的經濟行為是“不合理的”，這是不能用形式經濟學來理解的。內卷化的現象，實際上也可以(勉強)用微觀經濟學的理論來給予合理的解釋，但需要同時用關于企業行為和消費者的抉擇理論來分析，而不可簡單地用追求*大利潤的模式來分析。一個有剩余勞力的小農，把投入農場的勞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為這樣的勞力對他來說，只需很低的“機會成本”(因缺乏其他的就業可能)，而這種勞力的報酬，對一個在生存邊緣掙扎的小農消費者來說，具有極高的“邊際效用”。不用追求*高利潤的觀念(來自企業行為的理論)，而用“效用”觀念(來自微觀經濟學中關于理性消費者的抉擇的理論)的好處是：它可以顧及與特殊境況有關的主觀抉擇。*主要的是要把家庭農場當作一個生產和消費合一的單位來理解。
小農的經濟行為在以上兩個例子中一個和商業化有關，另一個和人口壓力有關——只能通過區別不同階層的小農，而又綜合形式主義、實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分析來理解。這是本書探討華北農村的演變型式時所采用的基本觀點。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精裝) 作者簡介
黃宗智，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歷史系，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2004年榮休，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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