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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治的視界:緣起與發展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618516
- 條形碼：9787547618516 ; 978-7-5476-1851-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財政政治的視界:緣起與發展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叢書編者們推動財政政治學發展的努力，主要是希望繼承和拓展在財政思想史上被忽略或被邊緣化的一種研究傳統。這種研究傳統在文獻上既體現在各類專著中，也體現在大量分散在各類甚至是各個學科的學術期刊中。這些研究跨越了多個世紀，來源于不同的語種和國家，涉及不同的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甚至可能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在學術思想史上還同時得到過極高或極低的評價。這些研究共享了一種“視界”，它是在個體自由取向下努力揭示財政制度形式與國家治理、社會變遷之間的深層內在聯系。編者們選擇從社會理論的角度來看待“財政社會學”和“財政政治學”，希望基于財政的維度來理解、解釋和識別大規模的國家治理變革與社會變遷，同時進一步分析和理解形成特定財政制度的社會條件以及特定財政制度怎樣塑造社會條件。
財政政治的視界:緣起與發展 內容簡介
本書致力于成為國內從事財政政治學（財政社會學）研究的指導書籍，主要內容是選擇14篇國外研究財政政治問題的論文、名作選文（其中多數篇章首次翻譯為中文）和2篇國內對此領域的研究綜述論文，然后加以分析研究和總結，歸納財政政治的研究特點、發展趨勢，以便為國內學者提供此領域的研究概貌、 方法路徑和文獻線索。無論是學術研究和實踐應用，本書內容都具有較強的前沿性、指導性。
財政政治的視界:緣起與發展 目錄
卷首語
導論１
學 科 起 源
1 財政問題的社會學研究路徑 魯道夫·葛德雪12
2 稅收國家的危機 約瑟夫·熊彼特26
3 均衡與意大利財政社會學 邁克爾·麥克盧爾58
歷 史 資 源
4 托克維爾： 財政社會學的先驅 馬克·勒魯瓦86
5 官房主義： 財政新科學的沃土 理查德·瓦格納125
發 展 設 想
6 兩種不同的財政理論構建比較 理查德·瓦格納142
7 財政社會學： 研究什么？ 尤爾根·貝克豪斯169
8 歷史的驚雷： 新財政社會學的起源與發展 艾薩克·威廉·馬丁 阿杰·K. 梅羅特拉 莫妮卡·普拉薩德190
9 財政社會學： 設置一個研究議程 拉斐爾·馬奎斯238
經 典 研 究
10 財政理論中國家的角色 理查德·馬斯格雷夫264
11 革命的財政因素： 一篇財政社會學論文 弗里茨·卡爾·曼283
12 貢納、關稅、稅收和貿易： 政府收入來源的變遷 丹尼爾·塔爾西斯301
13 發展中國家的財政收入、國家形成以及治理質量 米克·摩爾323
國 內 研 究
14 “比較現代化”視野下的國家建設與財政變革 林光祺 洪利華354
15 比較政治學視角下的國家理論發展 張長東382
16 金融化與國家能力的增強——基于中國金融化的案例研究 劉長喜 桂勇 于沁418
主編后記451
展開全部
財政政治的視界:緣起與發展 節選
稅收國家的危機 約瑟夫·熊彼特 編者按：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出生在奧匈帝國摩拉維亞省（今捷克境內），1906年從維也納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熊彼特曾短期地從政和經商，不過都不怎么成功。他先后任教于德國和日本的大學，1932年遷居美國后在哈佛大學任教直至1949年退休。熊彼特的研究領域廣泛，涉及商業周期、經濟增長、統計和經濟思想史等，是創新理論、精英民主理論、商業周期理論、經濟社會學、演化經濟學等的重要創始人或奠基者，其*有影響力的著作主要包括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以及他逝世后于1954年出版的《經濟分析史》。在學術上，熊彼特受到奧地利學派著名學者維塞爾和龐巴維克的影響，馬克思是他一生景仰的思想偶像和對話者，凱恩斯是理解他思想的重要參照對象，而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探索則成為貫穿熊彼特學術生涯的主線。 這篇論文是熊彼特在“維也納社會學學會”演講的稿件基礎上擴充形成的，初稿發表于1918年，進而成為財政政治學/財政社會學的奠基之作。本次演講的主題是討論在**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所遭遇的財政危機，熊彼特將其稱為“稅收國家的危機”。對此危機，熊彼特從一個更為縱深寬廣的社會歷史角度加以考察（他引用葛德雪的名稱，將這樣的方法論稱為“財政社會學”），在交代這樣的稅收國家的起源（來自中世紀的領地經濟）、性質、局限性之后，再來討論危機的后果（是否會導致稅收國家的崩潰）以及可能的應對方法。本文對于財政政治學/財政社會學的發展、財政與國家的關系（財政作為國家發展的原因和征兆）、稅收對現代國家形成的推動、稅收國家的性質與前景等論述，極大地影響了后世財政政治學/財政社會學的研究。文中隨處可見的格言警句，也得到諸多學者的一再引用。 一、議題 有很多人都在說,伴隨此次大戰而來的財政問題，沒有辦法在戰前的經濟秩序框架內加以解決；在不少圈子里的人看來，這樣的觀點已經成為不言而喻的事實。戰前的經濟秩序，是由一些高度矛盾的要素混合組成的，人們只有經過極為大膽的抽象后，才能把它稱為自由競爭經濟。事實上，在這樣的經濟中，只殘存有不多的能夠起推動作用并因此而獲成功的自由競爭要素；之所以說是殘存，是因為經濟中的一切因素都似乎不利于創造競爭，尤其是國家保護的企圖（以及國家保護在戰時的強化）。在戰爭負擔的重壓下，這種經濟秩序會崩潰嗎？或者說，它必定崩潰嗎？又或者說，國家必須要改變這一經濟秩序并進而創造出全新的秩序嗎？要回答這些問題，似乎單靠不動感情的分析還不夠。跟往常一樣，所有的人都賣力地宣稱，他主張的東西才是解決戰后問題的必要之舉。有些人預言，在戰爭期間達到頂點的“發達資本主義”（high capitalism），現在必定崩潰；也有人指望，經濟自由將更勝從前；而另有一些人，則期盼著經濟秩序變成由我們“知識分子”塑造出來的所謂“管制經濟”（administered economy）。這一切注定會發生的，因為國家已經失敗了（資產階級自鳴得意地說）；或者說，經濟自由已經失敗了（知識分子熱情萬分地說）。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他們都沒有嘗試用一點像是科學思維習慣的東西去證明自己的判斷，盡管其中的社會主義者可能做得比其他人要稍好一點。上面這些令人不快的討論，就像當今對文化或缺乏文化的任何表述一樣，只不過驗證了自由競爭原則在口頭上還有殘留，那就是競爭中*廉價者獲勝。在知識的其他領域中，這樣的情況都不可能發生；只有在經濟事務上，每個人都自以為可以像專家一樣發表意見。每一個人，隨便什么人，都天真地以為自己有權來重復古老的謬論，或有權幼稚地宣稱自己極為主觀的經濟利益或意識形態才是*新的智慧。然而,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只想簡單地談論一個問題。想要更詳盡地討論這一問題的人，恐怕要拋開我寫的這個小冊子，因為我們關注的主要是其他問題。 如果*初的斷言是真實的，那么我們現在面臨的危機，在范圍上要比文章標題所表達的更廣泛。如果稅收國家將失敗，而社會接下來又需要有一個其他國家形式的話，那從一個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有很多東西超出了用新財政制度代替戰前財政制度的范圍。準確地說，它意味著：我們稱為“現代國家”的東西將改變自己性質，在新的道路上經濟將被新的動力驅動，社會結構不可能再維持現狀，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內涵、個人的精神面貌等——總之，一切東西都將改變。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已經比較清楚的是，稅收國家的連續失敗已不可能是某種偶然干擾的結果，就算是大的干擾（例如世界大戰及戰后后果）也不足以將一個非常健康的稅收國家突然地置于無法維持的境地。即便*簡單的思考也可發現，戰爭*多就是把我們這個特定社會（在財政上我們稱之為“稅收國家”）更為基本的缺點暴露出來；或者說，它*多只不過是一個契機，能讓我們揭開社會的結構性缺陷，并進而加速源于深層原因而不可避免的崩潰趨勢。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社會學上非常重要的一種景觀，這種景觀經財政的分析而得以呈現，它也是本文主要關注的內容。我們要問的是，“稅收國家的失敗”是什么意思？稅收國家的本質是什么？稅收國家從何而來？它在當今會消失嗎？為什么？在預算數字呈現的表面事實之后，存在著什么樣的社會過程？ 二、財政社會學 葛德雪（Goldscheid）的不朽貢獻[葛德雪在1917年出版了《國家社會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一書。這是一本頗具智慧的著作，在學術上*為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財政社會學的基本理念。該書成功之處還在于，它為解決財政問題提出了實踐方案。在此處我們并不關心他說的實踐方案，盡管本文后面的部分內容包含了一點對這些方案的批評。同時，葛德雪和我盡管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判斷財政社會學重要性的，但我們都同意一次性地（once-and-for-all）征收資本稅。]在于，他是恰當地強調運用社會學方法看待財政史的**人，并宣告了以下的真理：“將國家身上一切迷惑人的意識形態偽裝剝去后，剩下來的軀殼就是預算。”而所謂的社會學方法，就是收集堅實的、未經修飾的事實，將其置入社會學的領域中。一個民族的財政史，是這個民族總體歷史的關鍵組成部分。為了滿足需要，國家不得不從經濟中汲取資源并加以使用，而這對民族的命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一些歷史時期，財政的需要以及國家的政策對經濟發展、對全部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產生了直接的塑造作用，而這種作用可以用來解釋諸多事件中所包含的一切主要特征。對大多數歷史時期而言，它都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只有在少數歷史時期，它的解釋才顯得無力。如果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就無法從實際情形來理解我們的產業有機體（industrial organism）。我們的民族，也是經國家的財政壓力塑造出來的。直到19、20世紀之交，經濟政策（當然不止經濟政策）首先是在財政要求的驅動下出臺的。例如，財政動機完全決定了查理五世采取的經濟政策；財政動機讓英國直到16世紀的經濟政策都由受國家保護的外國商人主導；財政動機讓科爾貝爾（Colbert）時期的法國嘗試著將整個國家置于行會秩序之下；財政動機還導致了普魯士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Great Elector’s Prussia）對法國工匠采取收留政策。所有這一切，創造了經濟形式、人的類型（human types）和產業狀況；如果沒有財政因素的話，它們都不會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同樣，所有這一切造成的影響持續至今。不僅如此，盡管并非出于本意，但財政措施確實創造了也摧毀了產業、產業形態和產業布局，并且以此直接地構建了（或扭曲了）現代經濟大廈，進而影響到現代精神[這一點常常得不到足夠的認同。相反，歷史學家總是傾向于過高地估計國家對經濟的塑造作用。經濟和預算從來就不能形成一種真正統一的“國家經濟”，國家也不可能創造出自由經濟所不曾創造的持久性東西，只不過可能會有程度的差別。例如，舊式市場特權解釋了直至今天一些產業的區位布局，但這樣的例子從整體上來說只是稍微偏離“經濟決定區位布局”這一結論。]。比上述這些因果關系更重要的，是財政史所包含的征兆意義（symptomatic significance）。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會結構以及由政策而產生的行為[任何人，只要他知道怎么解讀預算或者曾經仔細分析過國際貨幣市場上所發生的事情，就能提前十年知道本次世界大戰的到來。]，所有這一切以及更多的內容，都寫在民族的財政史中，無需任何修飾之詞。懂得在此處聆聽財政史傳達出來的信息的人，比起那些身居他處的人，更能清晰地識別出世界史的驚雷。 更重要的是，財政史上的事件提供了洞察社會存在和社會變化的規律、洞悉民族命運變遷力量的機會，同時也能由此透徹地把握社會實在的條件（concrete conditions），特別是組織的形式以及它們成長和消失的方式。財政是社會調查的*好起點之一，尤其是在調查并不排斥它所包含的政治生活時更是如此。在用于研究社會轉折點或新階段之時，從財政入手的研究方法效果更為顯著；在這樣的時期，現存的形式開始殞滅，并轉為新的形式，而且在這一時期里原有的財政策略往往會出現危機。無論是說財政政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財政事件是導致一切變化*為重要的原因這一意義上），還是說它具有征兆的意義（在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會在財政上有反應這一意義上），都是真實的。盡管人們對其適用范圍施加了種種的限制，但我們仍可以確定地談論一個特殊的事實集、一個特殊的問題集，以及一種特殊的研究方法——簡而言之，就是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財政社會學。對于財政社會學，人們可以寄予厚望。 財政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發展，到現在為止結果尚難預料（in the lap of the Gods），但對我們特別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讓我們從財政角度來考察國家，探究它的性質、形式以及命運。“稅收國家”這個詞正是這一研究方法的產物，接下來本文的研究與該詞所包含的確切內容相關。
財政政治的視界:緣起與發展 作者簡介
劉守剛，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財政史、西方財政思想史、財政政治學。代表著作有《財政中國三千年》《打開現代：國家轉型的財政政治》《國家的財政面相》《中國古代治國理財經典闡釋》《家財帝國及其現代轉型》《國家成長的財政邏輯》等，（聯合）主編 “財政政治學譯叢”“財政政治學文叢”“中國近現代財政學名作新編叢書”“財政政治學視界論叢”等。 劉志廣，經濟學博士，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財政社會學與經濟學基礎理論，出版專著《新財政社會學研究——財政制度、分工與經濟發展》，譯著《赤字、債務與民主》等，（聯合）主編“財政政治學文叢”“中國近現代財政學名作新編叢書”“財政政治學視界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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