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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遞增: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學原理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79011
- 條形碼：9787208179011 ; 978-7-208-17901-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收益遞增: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學原理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理解中國經(jīng)濟“奇跡”，首先要理解收益遞增經(jīng)濟學 著名經(jīng)濟學家、跨學科教育家汪丁丁教授北大EMBA課程講義 在三重轉型期中國，求解合作與創(chuàng)新的智慧 ★什么是三重轉型期社會？ 當代中國社會，處于“文化—政治—經(jīng)濟”三重轉型期，理解任何中國現(xiàn)象，首先要將其置于三重轉型期的三維理解框架之內(nèi)。這樣的國家，世界上幾乎沒有第二個。 ★轉型期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基本問題是什么？ 經(jīng)濟活動競爭不充分，行為缺乏理性，如何將潛在交易轉化為現(xiàn)實？如何在兩代或三代人的時間內(nèi)，將人口轉型期形成的“過剩勞動力”轉化為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從而在人口轉型期結束時維持足夠高的人均收入？ ★為什么應當關注收益遞增經(jīng)濟學？ 基于轉型期社會的常識，“邊際分析”的基本假設值得反思，邊際定價原則在中國的適用性值得警覺；面對互聯(lián)網(wǎng)和知識社會等經(jīng)濟現(xiàn)象，應對氣候問題、老齡化尤其是不平等這三大經(jīng)濟挑戰(zhàn)，需要關注收益遞增經(jīng)濟學或廣義的經(jīng)濟學。
收益遞增: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學原理 內(nèi)容簡介
有名經(jīng)濟學家、跨學科教育家汪丁丁教授在轉型期中國社會嘗試提煉經(jīng)濟學原理的北大課堂講義
收益遞增: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學原理 目錄
自 序
**講 收益遞增現(xiàn)象
一、課程概述
二、中國社會的獨特性及基本問題
三、“收益遞減”適用于穩(wěn)態(tài)社會的經(jīng)濟
四、“收益遞增”是“知識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特征
附錄 課程微信群的討論 — 98
第二講 收益遞增的必要條件
一、互補性
二、存量效應
三、路徑依賴性
四、廣義的經(jīng)濟學與不平等挑戰(zhàn)
附錄 1 《收益遞增經(jīng)濟學》手稿的自序及目錄
附錄 2 互補性
附錄 3 整體與局部
附錄 4 存量與流量
附錄 5 存量效應
附錄 6 路徑依賴
附錄 7 觀念—現(xiàn)象分類、等價關系、*小等價類
第三講 個體選擇、群體選擇、涌現(xiàn)秩序與社會結構
一、合作何以可能
二、涌現(xiàn)秩序與社會結構
三、當代演化理論的兩大學派
附錄1 知識，秩序，悟性淺說—一份不斷重寫的讀書筆記
附錄 2 再談競爭與合作
附錄 3 《收益遞增經(jīng)濟學》手稿第五章“結語或廣義經(jīng)濟學的開端”
第四講 轉型期中國社會及其經(jīng)濟學原理
附錄1 為存量定價
附錄 2 社會關系—情感的、權力的、經(jīng)濟的
附錄 3 交換，等價交換，等價關系
附錄 4 價格始于關系
附錄 5 真實世界里的關系
附錄 6 經(jīng)濟長期發(fā)展與良治社會的特征—簡序《腐敗》中譯本
附錄 7 官僚政治是企業(yè)家精神的死敵
附錄 8 社會過程及其評價
附錄 9 轉型期中國社會的人生問題與企業(yè)問題
附錄10 發(fā)現(xiàn)價格
附錄11 發(fā)現(xiàn)價格的藝術
附錄12 經(jīng)濟學基本問題
附錄13 創(chuàng)造性—簡單的、復雜的、生態(tài)的
附錄14 創(chuàng)新—不連續(xù)時代的英雄之旅
附錄15 關系—有意義的、無意義的、涌現(xiàn)的
附錄16 現(xiàn)象—可理解的、可分類的、可度量的
展開全部
收益遞增: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學原理 節(jié)選
**講 收益遞增現(xiàn)象 四、“收益遞增”是“知識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特征 在真實世界里，薩繆爾森不相信在歐洲和北美有滿足“完全競爭”假設的市場經(jīng)濟，生活在中國的三重轉型期社會的經(jīng)濟學家，更應始終對邊際定價原則（尤其是克拉克和奈特的補充條件）在中國經(jīng)濟中的適用性保持警覺。試圖解釋中國“奇跡”的中國經(jīng)濟學家，或正在研究“網(wǎng)絡效應”（也稱為“需方的收益遞增律”）與“知識經(jīng)濟”的中國經(jīng)濟學家，值得繼續(xù)探討西方經(jīng)濟學家尚未完成的理論——我稱之為“收益遞增經(jīng)濟學”——由楊格和他的三位弟子（奈特、張伯倫、卡爾多）開啟的思路。 紐約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肖特爾（Andrew Schotter）寫過一本被我反復引述的書，是1981年出版的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書名可直譯為《社會制度的經(jīng)濟理論》。他在這本書里，就我所知，首次將社會制度解釋為博弈均衡時的行為規(guī)則，他的思路啟發(fā)我寫了一篇論文，發(fā)表于《經(jīng)濟研究》1996年第10期，標題是“產(chǎn)權博弈”。肖特爾1985年寫了另一本書，F(xiàn)ree Market Economics: A Critical Appraisal（標題直譯《自由市場經(jīng)濟學：某種批判性的評述》），他對自由市場持有中間立場，不認為自由市場是萬靈藥方，也不認為自由市場是萬惡之源。順便提及，這本書有一個品質極差的中譯本，錯誤百出。肖特爾2009年寫了一本教科書Mi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標題可譯為《微觀經(jīng)濟學：現(xiàn)代思路》），第1版有大量插圖，涵蓋了許多教科書不討論的情形，例如圖1.17的圖（d），從任一內(nèi)點出發(fā)，消費者*終在哪一物品上成癮，取決于他*初減少消費量的是哪一物品，于是更趨于另一物品的消費。兩個角點解都是穩(wěn)定的，故它們之間的任何內(nèi)點都不穩(wěn)定。 現(xiàn)在，我集注于探討圖1.17的圖（d），因為它隱含著與收益遞增的聯(lián)系。圖1.17的圖（a）意味著物品1的消費量無論如何不能改變消費者的效用，也就是說，物品1與這位消費者“完全無關”。圖（b）是常見于教科書的“完全互替性”，例如，一張面值100元的人民幣與兩張面值50元的人民幣，是完全互替的。圖（c）是常見于教科書的“完全互補性”，例如，左腳鞋和右腳鞋對正常人而言是完全互補的，增加一只左腳鞋并不帶來更高的效用。類似地，一個人身體內(nèi)的器官相互之間幾乎是完全互補的。圖（d）意味著兩種物品都是“成癮的”，當這位消費者為消費更多的物品1而放棄更多的物品2時，他將為消費更多的物品1而放棄更多的物品2……直到出現(xiàn)“角點解”—完全放棄物品2，只消費物品1。反之亦然，他將完全放棄物品1，只消費物品2。由于成癮行為的獨特性及其與收益遞增的潛在聯(lián)系，它需要更細致的探討。 不論是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分析，還是現(xiàn)在流行的一般均衡分析（我在《經(jīng)濟學思想史講義》的第九講提供了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證明思路），我將“事物”或“事務”統(tǒng)稱為“事”，經(jīng)濟學通常假設事與事之間由諸如圖1.13所示的“互替關系”主導，而不是由諸如圖1.18所示靠近原點的“互補關系”主導。關于互替性和互補性的更深入討論，參閱我為這門課程撰寫的博客文章“互補性”（財新博客2020年8月20日）或圖1.18的討論。 我手繪的圖1.18，主旨是揭示介于完全互補性與完全互替性之間的隱蔽關系。據(jù)我所知，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是*早指出這一隱蔽關系的經(jīng)濟學家。他的分析表明，凸向原點（稱為“凹”）的無差異曲線，可能是互替的，也可能是互補的。區(qū)分互替性與互補性是更細致的工作，需要考察無差異曲線的曲率。事實上，互補性有更大的曲率，完全互補性有*大曲率——形成直角，而完全互替性有*小的曲率——成為直線。在主觀價值（重要性感受）的視角下，事與事之間的關系究竟是由互補性主導還是由互替性主導，*終取決于當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在消費領域里，是消費者的價值判斷*終決定消費領域里事與事之間無差異曲線的曲率；而在生產(chǎn)領域里，是企業(yè)家的價值判斷*終決定生產(chǎn)領域里事與事之間無差異曲線的曲率。 也因此，我通常只說兩種物品之間的關系由互替性主導或由互補性主導，而不說它們之間互替或互補。這里“主導”兩字是關鍵，它意味著，互替性主導的關系常掩蓋著互補性，反之亦然。例如，紅茶和咖啡，可以互替，也可以互補。我常喝“紅茶咖啡”，也常單獨喝紅茶或咖啡，我的品鑒印象是，也許可用曲率相同的無差異曲線族來表達我關于紅茶和咖啡的偏好。當然，這樣的無差異曲線族對紅茶和咖啡的濃度有苛刻要求。*后，圖1.18還顯示了“成癮性”物品是從原點向外凸的無差異曲線。注意，僅當兩種物品都是成癮的，無差異曲線才是外凸的。此外，我手繪的圖1.19包括了更復雜的情形。 圖1.19的注釋已經(jīng)很長，但仍可有更細致的討論。壞的物品，英文容易理解，因為good與bad是一對范疇。基于常識，物之“好”或“壞”，依賴于與物相對的人之偏好。老北京的豆汁，我于1980年代在王府井的美食街品嘗了一次之后，永不再試。老杭州的“炸臭豆腐”，我同樣沒有勇氣品嘗。可見，一個人的偏好幾乎決定了物品對于他而言是好還是壞，抑或同時是好與壞——所謂“又恨又愛”。好的物品，還要有量的界限，過量，就成為壞的物品。雖然，主流經(jīng)濟學教科書假設消費者“永不饜足”——任何物品都是“越多越好”。 假如圖1.19的兩種物品當中，由橫軸表示的物品1是“壞的”，由縱軸表示的物品2是“好的”，那么，根據(jù)無差異曲線的定義，沿著同一條無差異曲線多消費的壞物品必須由更多消費好物品來補償，否則就會偏離這條無差異曲線。所以，這樣的無差異曲線斜率為正值。同理，如果縱軸表示壞而橫軸表示好，則無差異曲線與縱軸相交且斜率為正。 與縱軸相交的無差異曲線，斜率為正且趨于零，意味著由橫軸表示的壞的物品可激活某種免疫力——壞的物品量無限增加但造成的損害收斂于某一有限的度，為彌補這一有限度的損害，只需要有限量的好物品。類似地，與橫軸相交的無差異曲線，斜率為正且趨于無窮大，意味著由縱軸表示的壞的物品可激活某種免疫力。病毒有害，但被病毒激活免疫力之后，病毒的有害性收斂于有限的度。 關于成癮物品消費行為的不穩(wěn)定性，我在博客文章“互補性”里提供了詳細分析。可是，一個人的消費習慣是穩(wěn)定的。故而，不穩(wěn)定的消費行為很少見于真實世界。這時，需要修訂的是理論而不是行為。 關于第三條曲線，我在圖1.19里也有注釋：在一種成癮性物品與一種普通物品之間可以有由凹弧和凸弧連接的無差異曲線。這里的“普通物品”，也稱為“正常物品”（normal goods）。這樣的無差異曲線意味著，消費更多正常物品時，凸向原點（凹弧），消費更多成癮物品時，從原點外凸（凸弧），這種情形意味著，例如大麻這樣的成癮物品在適量限度內(nèi)是效用更高的正常物品。 *后，我在圖1.19的底邊寫了一行注釋：“互替性和互補性都有遞減的邊際替代率但互補性的遞減速度快。成癮性具有遞增的邊際替代率。”這里的“邊際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簡寫為MRS）是經(jīng)濟學術語：沿著同一條無差異曲線，在給定的任一點，為增加一個單位的物品1消費而愿意放棄的物品2的消費量。無差異曲線的定義是U＝F（x，y），此處U是常量，x和y是變量。沿著一條無差異曲線，這是一個恒等式，故可全微分：dU＝Fxdx＋Fydy，U是常量，左端為零，于是有dy/dx＝?（Fx/Fy），左端是切于無差異曲線的三角形的對邊與底邊之比，右端是x（物品1）的邊際效用與y（物品2）的邊際效用之比。如果物品1和物品2都是正常物品，即它們都有正的邊際效用，則MRS沿著任一條無差異曲線恒為負值。 如果物品1和物品2都是正常物品，它們之間要么由互替性主導要么由互補性主導，由圖1.18可見，從完全互補到完全互替，邊際替代率始終是遞減的。也就是說，沿著同一條無差異曲線，隨著一種物品的消費量之增加，為繼續(xù)增加這一物品的一個單位消費而愿意放棄的另一物品的消費量越來越小。當兩種物品完全互補，在圖1.18的“完全互補”直角形的任一條邊上，邊際替代率趨于負無窮。例如，在已有N只左腳鞋卻沒有一只右腳鞋的狀態(tài)，為增加一只右腳鞋，正常人愿意放棄的左腳鞋的數(shù)量是（N?1），當N趨于無窮時，邊際替代率趨于負無窮。另一方面，現(xiàn)在考慮圖1.18的“完全互替”直線上的任一點，為增加某一物品的一個單位消費量而愿意放棄的另一物品的消費量，始終等于直線的斜率。 以上分析意味著，邊際替代率從完全互補時的負無窮，到完全互替時的負的常量，這是兩種極端情形。介于這兩極端情形之間的，是一般情形，一般互補與一般互替，邊際替代率遞減，從一個有限的負值到一個更小的負值。但是，如希克斯指出的那樣，由互補性主導的無差異曲線，與互替性主導的無差異曲線相比，有更大的曲率。 幾何學的“曲率”概念，如圖1.20，在曲線上的任一點的內(nèi)切圓的半徑越小意味著曲率越大。因此，互補性有較大曲率意味著互補性主導的無差異曲線，與互替性主導的無差異曲線相比，邊際替代率遞減速度更快。 現(xiàn)在考察圖1.20，這里有兩個相切的圓形，假設它們在黑色矩形框內(nèi)我沒有畫出來的無差異曲線相切于“內(nèi)切點”，長度e代表1單位的物品1的消費量。在內(nèi)切點，為增加物品1的消費量e而愿意放棄的物品2的消費量，在圓1就是點a代表的高度，在圓2就是點b代表的高度。顯然，b＞a，因為圓2的半徑小于圓1的半徑。這就表明，沿著曲率大的無差異曲線，邊際替代率遞減速度更快。 我手繪的圖1.21，主旨是探討其中三條非正常曲線（C1，C2，C3）的經(jīng)濟學含義。這三條曲線在局部都有正的斜率，意味著在兩種物品當中，有一種是“壞的”，另一種是“好的”。但是，我不能確定C1和C2是否有經(jīng)濟學含義。此外，我也不能確定C3是否有經(jīng)濟學含義。 曲線C1在靠近橫軸的那一段斜率為正，意味著有一種物品是壞的，另一種物品是好的。不妨假設在這一段曲線上，物品1是壞的，而物品2是好的。另一方面，曲線C1在靠近縱軸的那一段斜率為正，不妨假設物品2是壞的，而物品1是好的。這里，關鍵是要解釋C1靠近原點的那一段曲線的含義。這一段凹弧表明物品1和物品2都是正常物品，于是意味著，當物品1的消費量減少至原點附近時，它就從壞的物品改變?yōu)檎Ｎ锲妨恕Ｍ恚斘锲?的消費量減少至原點附近時，它就從壞的物品改變?yōu)檎Ｎ锲妨恕＿@一解釋還意味著，當物品1從正常物品改變?yōu)閴牡奈锲窌r，因為物品2的消費量仍然足夠小，故物品2保持為正常物品。同理，當物品2從正常物品改變?yōu)閴牡奈锲窌r，因為物品1的消費量仍很小，故物品1保持為正常物品。 我認為，這一解釋符合常識，在真實世界里存在與 C1對應的消費品，不僅存在而且普遍存在。也許，C1描述的才是*普遍的消費行為。任何正常物品的過量消費，都是所謂“好事變壞事”。不過，當我們證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時，通常假設消費者是“永不饜足”的，任何物品的消費都是越多越好。這一假設雖然牽強卻不可或缺，它意味著無差異曲線只能漸進趨于坐標軸，卻不可能與坐標軸相交。也可認為，C1是適合于“大范圍分析”的無差異曲線，它的靠近原點的凹弧，是常見于經(jīng)濟學教科書的適合于“局部分析”的無差異曲線。 現(xiàn)在討論C2，它在原點附近的曲率很大，這是它*顯著的特征，也意味著物品1和物品2的關系由互補性主導。C2有兩條長臂，假設物品1在某一消費量之后成為壞的，而與它互補的物品2必須始終是好的，增加好物品的消費量以抵消增加的壞物品消費量的負效用。任何藥物與該藥物的副作用之間通常都有這種互補關系，藥物的正效用對治疾病，而藥物的副作用產(chǎn)生損害。故而，C2其實是同一物品不可分離的兩種性質之間的無差異曲線。此處需要借助蘭開斯特的“行為—性質”理性選擇模型——我馬上就會介紹。 我多年關注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演講活動以及他的身體狀況—我知道他患有嚴重的抑郁癥（似乎來自遺傳），我也訂閱他的電郵通訊。據(jù)他報告，大約2019年，他長期服用的一種抗抑郁藥物，副作用已超過了正作用。于是，他試圖停止用藥。但是，停藥導致的劇痛使他完全無法休息，并因此而多次試圖自殺。在北美的幾家優(yōu)秀診所對他的疾病無能為力，之后，他女兒和女婿悄悄地將他運送到東歐一家研究機構，那里的醫(yī)生承諾給他一種徹底治療。幾個月后，他死而復生，返回北美，并發(fā)布視頻解釋了他在東歐的體驗。那種徹底治療，其實就是徹底換血。 在彼得森講述的故事里，抗抑郁藥物在正反兩方面的作用，構成兩種強烈互補的性質。回到圖1.21，沿著曲線C2，假設性質1是這一藥物的副作用，性質2是它的抗抑郁作用。當性質2的消費量超過某一限度之后，在彼得森的感受中，性質1帶來的負效用完全抵消性質2帶來的正效用，從而他應當停止用藥。 現(xiàn)在，帶有強烈的懷疑，我討論C3的含義，這條無差異曲線有兩段的斜率是正值，意味著有一種物品是壞的，而另一種物品是好的。關鍵是，這兩段正斜率的曲線是由局部外凸的一段曲線連在一起的。我們知道，“局部外凸”意味著這是兩種成癮物品。于是，我必須在真實世界里找到兩種物品，滿足下列性質：（1）它們當中有一種物品是好的，另一種物品是壞的；（2）壞的物品帶來的損害是有限度的（可激活免疫力），達到這一限度時，不必增加好物品的消費量就可維持在同一效用水平上；（3）激活免疫力之后繼續(xù)增加壞物品的消費量到某一閾值之后，這兩種物品都變?yōu)槌砂a物品；（4）這兩種物品的性質隨著消費組合的改變而改變，從而可能同時變?yōu)槌砂a物品。 圖1.21的曲線C3的上列四項性質，讓我琢磨了幾個小時。然后，我意識到，曲線C3更適合描述一種特別的消費行為——“消費—生產(chǎn)”。*初確立這一模型的，是當時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學的澳大利亞數(shù)理經(jīng)濟學家蘭開斯特（Kelvin John Lancaster，1924—1999），史稱“蘭開斯特模型”，1966年發(fā)表于《政治經(jīng)濟雜志》（“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標題直譯：消費者理論的一個新思路）。同一雜志，11年之后，1977年，發(fā)表了斯蒂格勒和貝克爾的著名論文“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可譯為“不要爭論偏好的差異”），引入“家庭生產(chǎn)函數(shù)”，我稱之為“貝克爾模型”。然后，1980年代，楊小凱的博士論文以貝克爾模型為核心展開他的分工理論。我在香港大學經(jīng)濟系任教時期，我的同事孫永泉請我讀他發(fā)表于《政治經(jīng)濟雜志》的一篇論文：Wing Suen and Pak Hung Mo，1994，“Simple Analytics of Productive Consumption”，標題直譯“生產(chǎn)性消費的簡單分析”。孫永泉是西雅圖華大培養(yǎng)的博士，他的導師是巴澤爾（Yoram Barzel）。巴澤爾與張五常都是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學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核心人物，他們是好友。巴澤爾的女婿也在香港大學經(jīng)濟系任教，是我的同事。 蘭開斯特甚至公開宣稱他的“消費—生產(chǎn)”模型是全新的微觀經(jīng)濟學，足以取代新古典經(jīng)濟學。不過，他后來繼承了薩繆爾森的數(shù)理經(jīng)濟學思路（尤其是“比較靜態(tài)分析”），于1962年發(fā)表文章倡導“定性經(jīng)濟學”。 蘭開斯特經(jīng)濟學的基本假設——消費者與生產(chǎn)者是不可分離的行為主體，顛覆了馬歇爾經(jīng)濟學的基本假設——消費者與生產(chǎn)者是相互獨立的行為主體。今天我們看得很清楚，蘭開斯特的這一基本假設更符合我們所處的“知識社會”的消費與生產(chǎn)。這就是孫永泉那篇文章的思路，旅游是一種消費，同時也是一種生產(chǎn)，故而應當稱為“生產(chǎn)性消費”。 現(xiàn)在，我嘗試沿著貝克爾模型的思路，提供C3曲線的一種解釋。歐洲中世紀的學徒，在出師之前領取極低的報酬，住在大師們家里，常要做家務，他們跟隨大師學習各種技能，諸如裁縫、珠寶、釀酒、繪畫、建筑……他們接受的“壞”，由出師之后成為專業(yè)工匠的預期中的“好”加以補償。仿照彼得森服用的抗抑郁藥物案例，假設師傅傳授的技藝是師徒關系對學徒而言的“好”，而學徒在師傅家里從事的其他勞務是師徒關系的“副作用”，如果一位學徒從縱軸與C3的交點出發(fā)，這一初值意味著他在其他地方已學習了很長時間。如果他從橫軸與C3的交點出發(fā)，這一初值意味著他還沒有開始學習。 對應于不同的初值，曲線C3上的點a和點b分別表示這名學徒的無差異曲線沿兩條可能的學徒路徑*終獲得工匠協(xié)會許可的獨立經(jīng)營權，就是今天所謂的“出師”。點a與點b之間的那段曲線是凸弧，相當于“成癮”，即這位學徒畢業(yè)之后從事的工匠專業(yè)具有足夠高的穩(wěn)定性，以致他很難脫離這一角點解。不論如何，這名學徒在這一特定師徒關系中“消費—生產(chǎn)”的兩種性質之間，有由C3描述的無差異曲線。 以上也許是過于冗長的介紹，主旨在于展示以往被僅僅關注“互替性”的主流經(jīng)濟學教科書嚴重忽視的許多其他情形，包括互補性、成癮性、壞的物品，至少提供一些不同于教科書的解釋或猜想。
收益遞增: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學原理 作者簡介
汪丁丁 中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1953年生于沈陽，成長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師范學院數(shù)學系理學學士（1981）。中國科學院系統(tǒng)科學研究所數(shù)學與控制理論專業(yè)理學碩士（1984）。美國夏威夷大學經(jīng)濟系經(jīng)濟學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學和德國杜伊斯堡大學。現(xiàn)為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教授、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并擔任《財經(jīng)》《新世紀周刊》學術顧問。 著作包括《經(jīng)濟學思想史講義》《經(jīng)濟學思想史進階講義》《行為經(jīng)濟學講義》《行為經(jīng)濟學要義》《思想史基本問題》《情理與正義》等20多種。教學研究廣泛涉及經(jīng)濟學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礎、行為經(jīng)濟學、新政治經(jīng)濟學、演化社會科學等重要的前沿學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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