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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5219562
- 條形碼：9787545219562 ; 978-7-5452-1956-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劉迎勝（元史研究會會長） 李永晶（日本研究新銳學者）沙青青（《東亞觀察局》主播）一致推薦 ◆跳出戰爭敘事，多維度呈現“蒙古襲來”前后日本的危機與變局：大兵壓境的威脅，權力膨脹的幕府，南北對立的天皇，深入人心的神國幻象，捉襟見肘的財政，穿梭往來的禪僧…… ◆鉤沉中日史料，揭秘歷史的巧合、勝敗的代價以及鮮為人知的史實：“戰時體制”對日本中世政局造成了哪些沖擊？來自中國的銅錢為何讓日本官民的趨之若鶩？規模超過唐宋的日本留學僧熱潮，將如何影響后世的室町文化？
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 內容簡介
面對蒙古帝國的戰爭威脅，日本竟以不答復、不來往、不允許使節進京的高冷姿態回應。震怒之下，忽必烈兩次發兵遠征東瀛，卻遭遇海上風暴，大敗而歸。日本將此風暴稱為“神風”，這如何影響了日本人的世界想象和自我認識？ 盡管兩國遙相對峙，海上貿易熱度竟超過唐宋時期。作為壓艙物抵達日本的銅錢，為何讓官民趨之若鶩？不畏風險、渡海求學的禪僧，歸國后對日本文化產生了哪些影響？ 與此同時，權力擴張的鐮倉幕府，在戰后加劇的國內危機中一步步走向崩潰。繼起的室町幕府與天皇明爭暗斗，權勢地位漸趨逆轉。日本進入動亂頻仍的南北朝，李氏王朝崛起于朝鮮半島，元亡明興實施海禁，東亞國際秩序又將何去何從？ 以海洋視角重新審視元日關系，環環相扣的歷史聯系一一浮現。
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 目錄
引言
**章 史無前例的危機
“蒙古之號，于今未聞”
詭異的高麗牒狀
匱乏的國際知識
*后通牒
消失的軍隊
第二章 變亂的海域
貿易港博多
高麗的局勢
賈似道的計謀
南宋滅亡的訊息
“珍重大元三尺劍”
第三章 忽必烈的對手
并非“國家政權”的鐮倉幕府
戰時執權
公家政權的迷思
安達泰盛與平賴綱
都市鐮倉的新空間
第四章 弘安之役
異國降伏祈禱
軍事動員的擴大
暴風上波
圓覺寺開山
第五章 神國與異賊
膨脹的神國
失敗的弘安德政
寺社營造熱潮
神與神的內斗
伊勢神宮的機遇
國信使愚溪如智
第六章 被扣留的元朝使節
江浙釋教總統
普陀山與日本
鐮倉禪林的沸騰
虎關師煉與《元亨釋書》
大阿阇梨后宇多法皇
第七章 新安沉船的時代
回不去的貿易船
寺社造營料唐船
宋錢資本
“此方庸緇，噪然例入元土”
留學僧的牢獄之災
第八章 擴大的元朝情報
八思巴的傳說
兩都之戰
天歷之變
元文宗與江南禪林
中峰明本的人氣
第九章 鐮倉幕府滅亡
朝廷的亂局
末路的武家政權
亂局下的入元僧
后醍醐天皇與元朝
室町幕府誕生
第十章 天龍寺唐船
宋船往來事，元弘以后中絕
天龍寺船
咳病謠言
蒙古之伴黨
嗷訴的平息
第十一章 *后的東渡僧
慶元天寧寺住持
方國珍反元
四海不安
觀應擾亂
來自元朝的“終戰儀式”
第十二章 高麗來使
庚寅以來倭寇侵擾
展開全部
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 節選
與世界上大多數的民族一樣，中世的日本貴族也將自己想象成“世界中心”，覺得自己的生活場所京都是一個清凈無比的美好空間，越遠離這個空間，就越充滿污穢、疾病和妖魔鬼怪。在他們眼中，遙遠的異國是充滿“鬼形”“鬼類”的恐怖世界，決不能沾染。所以這些貴族們決不想離開他們的“清凈空間”，也決不愿意外國人擅自闖入他們的“凈地”。日本西南端通往琉球海路上的小島，更是被命名為“鬼界島”，仿佛從那里跨過一步，便是人鬼殊途。特別是當時日本的醫療水平低下，由海路傳播而來的烈性傳染病給日本人留下了極深的心理陰影，令他們一遇到傳染病流行，就與外國人的入境聯系起來，驚呼為“夷病”。中世貴族的世界知識如此閉塞狹隘，如何能夠應對世界形勢的風云突變呢？ 本州島西部（西國、鎮西），也就是當時日本的西部地區，當地的居民已經有充分的機會可以接觸海對岸的信息。我們在第二章將會談到，九州民眾與高麗的接觸十分頻繁，與宋朝的來往也早已十分密切。來自宋朝的高級“唐物”—中國的書畫、陶瓷、工藝品、書籍等正通過九州的窗口博多（今福岡市博多區）源源不斷地運入京都。居住在九州的海民們才不在乎什么“鬼形”“鬼類”，對他們而言，與海對岸的外國人接觸意味著無盡的珍寶與機會。隨海而來的財富、知識與信息，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另外，一個像商人一樣不畏艱險遠涉重洋的群體—留學僧，正在越來越多地涌入南宋的江南地區。這些留學僧主要出自禪宗這個盛行于南宋的宗派，他們也是本書所要竭力刻畫的人群之一。這個群體歸國以后，將會給狹隘的京都貴族社會和幕府上層帶去*新的大陸知識，并在“蒙古襲來”以后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章 史無前例的危機》 早在鐮倉幕府建立初期，鐮倉禪宗五山之一的壽福寺已經創立，但當時的壽福寺還不是一個禪宗寺院。將軍源賴朝建立鐮倉幕府以后，為了充實這里的僧侶人才，為幕府打造祈禱的隊伍，從京都聘請了一大批僧侶。其中有一位叫作榮西，曾經兩次到過南宋的江南地區，并且在第二次入宋的時候，在浙江天臺山萬年寺學習了南宋*為流行的禪宗—黃龍派禪法。榮西后來被幕府任用，成為鐮倉宗教界的領袖人物。但當時的幕府要員們對禪宗并不感興趣，因此，榮西在鐮倉期間一直都是以一名密教僧的身份行事的。在當時的日本，禪宗不過是剛剛從南宋傳入的新事物，天臺和真言的密教才是宗教界的絕對主流。這樣的情況到北條時賴當政時才發生轉變。一部分傳統宗教勢力在政治斗爭中站錯了隊，使幕府的領導者開始將目光投向禪宗這個來自海對岸南宋王朝、極富異域魅力的新宗派。經北條時賴、北條時宗兩代得宗的扶持，禪宗寺院已經在鐮倉擁有很大的勢力，但在京都，禪宗的發展還有待時日。在鐮倉時代幕府是禪宗*重要的庇護者，今天我們查閱北條時賴、北條時宗父子的畫像，就會發現他們都是剃光了頭、身披禪宗式九條袈裟、結跏趺坐在宋朝式椅子上的模樣，仿佛已經得悟的禪宗高僧。 這片以禪宗寺院為中心的新空間，與鐮倉市中心的早期寺院在外觀上有著很大的不同。當時，天臺宗、真言宗這類日本主流宗派的寺院采用受到隋唐以來建筑風格影響的式樣，經過奈良、平安時代以來數百年的演變，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和樣”建筑，而禪宗寺院采用的是南宋江南風格的建筑樣式，當時被稱作“唐樣”或“禪宗樣”。今天在鐮倉圓覺寺還有一座中世時期的舍利殿，被視作日本禪宗樣建筑的代表。 不僅如此，宋朝建筑風格影響之下的日本禪宗寺院布局也和傳統佛教宗派多有不同。當時其他宗派的僧侶一進禪寺，就能發現一個自己完全不曾認識的空間。曾有學者說，若你走進鐮倉的禪宗寺院，你身邊能聽到的都是中國話。這雖然是個夸張的描述，卻并非完全空穴來風。這是因為無論是建長寺還是圓覺寺，它們的**任住持（蘭溪道隆和無學祖元）都來自中國的江南，此后也有多名住持具有江南背景。對于當時的日本人來說，這里仿佛是個富有異域風情的江南主題公園，對于渡海來此的中國人來說，則是個能激發鄉愁的地方。中國禪僧來到鐮倉以后，原封不動地將江南的制度和寺院生活方式移植到了這里。 “蒙古襲來”前夕，鐮倉山內山谷的禪宗寺院空間已經初具規模，“蒙古襲來”以后更是發展迅速，作為都市鐮倉之中一個獨具特色的江南風空間，為幕府統治的中心城市注入了一股新風。可以說，山內山谷就好像南宋江南文化在日本的一塊“飛地”（后來則是元代江南文化的“飛地”），它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舞臺，“弘安之役”結束以后，這里也將成為連接大元朝廷治下的江南與日本社會內部的結點之一。 ——《第三章 忽必烈的對手》 自元日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里，日本這個島國的變與不變。中世以來，島國以“獨善”的姿態，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其作為“神國”“佛國”的自尊，嚴格保持著孤立主義的對外態勢。但日本社會上下對境外商品（唐物）的需求從來不曾中斷，這讓日本并未成為漂浮在海面上的孤島，而是與大陸保持著各個層面上千絲萬縷、若即若離的聯系。這種聯系總體上呈現出越發增強的趨勢，直到宋元之際，已經有兩種“唐物”對日本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其一是中國的銅錢；其二是“活著的唐物”—那些背負著大陸知識、文化與人際關系的禪僧。 在這樣的背景下，那場席卷歐亞大陸的蒙古旋風降臨日本列島。日本統治者堅持的不理會、不答復、不讓使節進京的孤立主義態度，沒能阻止元日戰爭的發生。但從戰爭的規模、持續時間和波及范圍來看，除了宗教和精神層面，元日戰爭對日本的影響是極小的。雙方的密切交流很快得以恢復，這使得兩種“唐物”很快在各個方面發揮更多的作用。大量流入的中國銅錢滲透到日本社會各處，成了列島的流通貨幣；而作為“活著的唐物”的禪僧，通過較之南宋更為廣泛的留學活動，構筑起了一道橫跨東海的人際鏈條，使得海的這一頭與海的那一頭成為一個整體，日本的五山禪林成了以江南為中心的禪宗文化圈的一部分。留學僧回到日本之后，以“知中派”的身份活躍，對當時的政治外交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到14 世紀中葉，東亞海域的全局性動蕩發生之時，日本列島與大陸的聯系較之一百年前更為密切，實際上已經無法與中國隔離開來（東亞海域全局性的動蕩，實際上也是這種緊密聯系的體現）。但須知這樣的緊密聯系不是元日戰爭所帶來的，而是得益于戰爭以后橫跨東亞海域的海商、禪僧們的活動，也得益于元朝相對寬松的貿易管理體系。因此，日本沒有因為元日戰爭而成為蒙元東亞秩序下的孤島。日本不是因戰爭，而是因交流和貿易進入世界史上的“蒙古時代”之中。正因為如此，當足利義滿開啟與明朝的外交之時，他所具有的關于海外的知識和情報以及判斷力，已經與一百年前的執政者迥然不同。 ——《結語》
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 作者簡介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師。復旦大學學士，日本大阪大學碩士、博士，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 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中世史，東亞海域交流史、日本宗教史·寺社史、南北朝·室町時代史，譯有《應仁之亂：日本戰國時代的開端》《中世日本的內與外》等，承擔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海洋史視域下的忽必烈征日以后日本對元關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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