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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為中用:中國法政知識考古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1325605
- 條形碼：9787301325605 ; 978-7-301-32560-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洋為中用:中國法政知識考古 本書特色
一場中國憲制文化的知識考古 一次憲法觀念史、概念史研究的合力開拓 一部國內憲法學范疇研究的“元話語”之作 一道中國憲法學研究的亮麗風景 人民、共和、憲法、國體、民主、民權…… 著名法學家王人博教授攜弟子 圍繞中國憲制文化中的八個核心概念 梳理其中西古今的復雜轉換與改造 通過做“笨活兒”闡釋和理解憲法 追溯中國憲法核心概念、術語的“前生” 展現“中國化”的西洋憲制的“來世” 一探中國憲制文化的復雜“身世” 規范分析+語義建構+歷史考據 在概念闡釋中展開學術訓練，管窺憲法意旨
洋為中用:中國法政知識考古 內容簡介
自福柯開創知識考古學以來，對概念的梳理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清新”范式。作為國內法學尤其是憲法學概念研究范式的圭臬，王人博教授曾提出通過憲法上的十個關鍵詞/核心概念來闡釋和理解憲法，并身體力行。這種研究方法和風格，既能通過概念闡釋的方法達到學術訓練的目的，又能管中窺豹了解憲法的意旨，兼具規范分析、語義建構和歷史考據，成為中國憲法學研究中的一道亮麗風景。
王人博教授承繼民國學術傳統，不但關注較早，而且其努力一以貫之，同時他著眼基礎，視角獨特，方法交叉，論述深入。他不但重視詞源學方法，梳理憲法學基本范疇的流變，更加注重社會學的方法，關照與基本范疇相關的憲法實踐，發掘“詞”與“物”之間的關系；他不但注重歷史的方法，關注憲法學范疇歷時性的變化，也注重比較的方法，關注憲法學基本范疇共時性的展開。這本由王人博教授攜弟子完成的基于知識考古學方法探究憲法學基本范疇的文集，可望成為國內憲法學范疇研究的“元話語”之作。
洋為中用:中國法政知識考古 目錄
序言：中國憲制中的概念和術語 / 王人博
論憲法中的人民概念 / 楊 陳
“共和”考論 / 劉藝靈
憲政的中國語境 / 王人博
憲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變 / 王人博
“國體”詞義考 / 王本存
庶民的勝利——中國民主話語考論 / 王人博
民權詞義考論 / 王人博
中國現代性的橢圓結構 ——“八二憲法”中的“建設者”述論 / 王人博
展開全部
洋為中用:中國法政知識考古 節選
民權詞義考論 王人博 一 有缺陷的方法論 民權概念是中國憲制文化中的核心元素，這是無大疑義的。本文要提出的問題是：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認識和運用民權概念的？民權的話語所表達的是一種中國式的民族意義訴求，還是西方式的憲政訴求？怎樣詮釋民權概念的中國語境(context)? 民權與其他近代性話語和實踐一樣，大都由西方及其文化衍生、激發。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的近代性完全是西方性的。問題是，中國的知識者在遭遇西方物質和精神的過程中是被動地模仿了西方的“民主”還是積極地、創造性地運用了民權這一獨特的概念？中國學界對此的認識和解釋，主要受西方兩種方法論的影響：一是美國的費正清學派；二是“中國中心觀”。以費正清為代表的哈佛學派根據“挑戰—回應”的理論范式，認為中國的近代化就是在西方挑戰下的一個被動的“受刺”過程，即是說，中國人在西方強大的壓力之下，只能逆來順受，被動回應。與此相應，中國諸多的近代性話語和實踐也就成了一個模仿西方的結果。在這種語境下，民權話語的使用以及運用方式的差異，當然地成了判定是學習西方還是固守傳統，是進步還是守舊的尺度。這也是我們當下學術主流話語在評斷中國近代性時所秉承的標尺：主張西方式民主的為進步派，反對的為頑固派。西方對中國的近代性肯定是有意義的，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但西方之于中國近代性的意義不能被無限地夸大。事實上，晚清時代的中國，既有西方帶來的“外患”，也有窮途末路下的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的“內憂”，在這雙重壓力之下，中國人既有應對，也有自己主動性的思考和選擇。即是說，“挑戰—回應”的范式無法接納中國的“主體性”這一根本性的要素。對近代的中國而言，“主體性”一詞包含了太多太復雜的意義。雖然，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之中，中國的角色不斷地被邊緣化，但沮喪之余中國仍有自己的智慧、謀略，既有學習也有創造，民權話語的創設和運用便是一例。 與哈佛學派的理論范式相反，“中國中心觀”的興起則代表了西方另一種學術趨向。美國學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則是代表。該書引發了這樣一種觀點：中國的近代性并不是西方刺激的結果，而主要是由中國社會內部自我生發出來的。隨著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在中國的翻譯出版，作為反抗“挑戰—回應”的“西方中心主義”范式的“中國中心觀”在中國學界受到了熱烈歡迎，這是易于理解的。溝口先生為了反抗“近代”一詞作為西方“優越地位的指標”，對中國的“民權思想”作了“中國中心主義”的分析。在該文中，溝口先生雖然從中國出發分析了中國“民權”的特色，但他回避了一些重要問題：民權概念在中國是如何形成的？是在遭遇西方之前還是之后？怎樣來界定中國的民權概念？它與西方的民主主義話語之間有無關聯？是怎樣的一種關聯方式？ 這些問題的被消解恰是“中國中心觀”的缺陷之所在。民權作為一個近代性的概念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基體”中是不存在的，中國傳統的“民權資源”在近代性的民權概念之下可以得到解釋，而不是相反。在對待中國的民權問題時，應有這樣一個基本前提：什么是詮釋意義上的民權，什么是概念性的民權。對此，“中國中心觀”的分析框架首先是混淆的。 無論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挑戰—回應”范式還是“中國中心觀”都不是觀察和分析中國問題的確當的方法和路徑，在研究民權問題時尤其如此。我以為，一種比較妥帖的方法應該是在充分吸取上述兩種理論的合理元素之基礎上，充分注意近代這個特定的“場域”。本文不是把“近代”作為帶有強烈西方色彩的一個“進步性”概念，而是作為一個中性的時空概念，并通過民權話語的復述來解讀中西在這個時空中所構成的復雜關系。前一種理論范式的可借鑒之處在于它凸顯了一個成功了的“西方”對一個接連遭遇失敗和挫折的中國提供了一種復雜的“誘惑力”；后一種理論范型則認識到了中國由這種“誘惑”而產生的某種“聯想”和喚起的某種記憶。由此出發，我想用“物境(circumstances)、聯想、記憶”這三個元素作為分析民權問題的工具或路徑。 方法：物境、聯想和記憶 “物境”一詞是用來說明中國的民權概念、民權話語建構所因應的問題的。民權話語在近代中國的形成、流行，并不是把民權作為解決國家權力的來源、歸屬和分配問題的一種制度性架構來看待的，而是首先把它設想為一種能解決中國國家和社會衰敗、滯弱的器具。即是說，民權概念、話語在近代中國這個特定的時空中形成并不表明中國傳統國家、社會已進化至接納民權體制這樣一種文明程度；恰恰相反，是因為中國在西方面前的“退步”、落后需要民權的“療效”。民權是中國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產物，而不是進化的結果。這里所說的“挫折’有兩層意思：一是指中國人在與西方對照中發現自己的“落伍”而產生的挫敗感；二是指中國傳統國家、社會自身顯露出的深刻危機。 “聯想”一詞可以確當地描述西方壓力下的中國反應方式。在物質和軍事上遭遇西方之后，中國就徹底地改變了對世界的傳統認知模式。從傳統的“朝貢制度”到“條約制度”，中國不僅喪失了“中央大國”的政治權力，而且也失去了文化上的“話語霸權”，傳統話語的優越感只能退縮到儒家派別的內部。條約制度帶來的恥辱感促使中國人不得不真正正視西方。中國的儒者可以蔑視西方的道德，但不能不認真地看待西方的強力。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國的儒者在西方的文明的沖擊下產生了一種誘人的“聯想”：“以夷為師”。這反映了身處弱勢文明之下的儒者面對西方的強勢，必然形成的復雜心理。英人哈耶克氏對這種“聯想”有過很好的解釋。他認為，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的那些能夠導致文明發展的東西，并不必然地成為非西方世界發展的動力。接受過西方訓練和教育的非西方知識分子往往會自覺地承擔起向其人民傳播思想和知識的使命，然而這些知識分子在接受西方訓練和教育的過程中，所習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構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發的各種替代性方案的夢想。中國近代的早期儒者雖然沒有接受過西方訓練，也沒有受過西方的正式教育，但西方在中國成功的“事實”是*好的老師，而老師可以在學生的身上產生某種誘人的聯想。當年輕的士子梁啟超大聲疾呼“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之時，從現時態的西方身上可以聯想到將來時態的中國。作為議院核心元素的民權不管它在西方文明體中的“建構過程和方式”，它的存在狀態就可激發中國人 對“富強”的一種想象力，可以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方案”。正是這種由西方而產生的想象力，催動了中國有關民權概念的創造和使用，促使民權話語在知識界流行。 聯想既是對對方的一種省視，也是對自己的一種觀照。對民權—富強的想象明顯地關聯著中國國家和人民在國際中的卑賤地位，關聯著中國人的沮喪情緒。近代為中國帶來的精神創傷*終須靠民族的強盛治愈。而在當下，若要使聯想減低因此可能產生的自卑感，就需從自我的關照中找到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某個支點。聯想能夠喚起某種民族的記憶。中國在西方面前的挫敗感可以從自己的民族記憶中得到慰藉。民族記憶就像一個人的成長經驗，它可在人生的挫折中發揮喚起自尊和自信的作用。有著某種民族記憶的支撐，聯想就可轉化為一種創造力。可以說，民權概念被近代中國的知識者創造出來時，中國的“民”已是四分五裂，他們散布于中國的各個階層和社會各個角落，各自在忍受著既相似又不同的痛苦。“民權”一詞便是一聲吆喝、一種召喚，希望通過某種方式能夠把社會各個角落里的人們召集起來，為中國的強盛而應征“入伍”。“民權”也意味著對復興“重民”傳統的呼喚，或者說民權概念本身就是為了喚起“民本”的民族記憶。“所謂‘民族記憶’，像其他文化產品一樣，似乎不存在先驗的神性。與其說是一種文化心理的積淀，不如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民權概念的推行需要重構歷史上的“民本”，這樣既可以向西方表明民權的西方話語在中國照樣有著淵源，在這方面中國毫不遜色；另一方面，民權也可以消解“民”在實際上早已存在的社會鴻溝和隔膜，意味著民的代言人欲與民眾打成一片。因此，民權概念本身是“喚起民眾”的*雄辯的修辭，而訴諸《尚書》和《孟子》等偉大經典的“民本”的“宏偉敘述”(master narrative)，是喚醒民族記憶并使之升華的*佳再現方式。 近代中國的物境使中國的知識者對西方因民權而強盛的成功經驗產生了豐富的聯想(不管西方的強盛是否真的由民主所致），民權便成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可替代性方案。為了醫治由聯想可能出現的自卑感和挫敗感，中國的知識者便從民族的“民本”記憶中找到了靈丹妙藥。民族的民本記憶無疑是緩解由西方民主的誘人聯想可能產生的疼痛的一劑解藥。
洋為中用:中國法政知識考古 作者簡介
王人博 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代表作有《業余者說》《法治論》（1978-2014 影響中國法治圖書）、《權利論》《孤獨的敏感者》《法的中國性》（中紀委 2014年度推薦圖書，鳳凰網2014年度十大好書，《法制日報》2014年度十大法治圖書）、《中國的現代性》《你看我說：一個法學者的人間情味》《1840年以來的中國》等。 王本存 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曾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在美國艾默里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行政法。在《政法論壇》《現代法學》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出版專著一部。 楊 陳 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畢業于清華大學法學院，獲博士學位;曾在華東政法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學、法哲學。 在《政法論壇》《浙江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論文十余篇，出版譯著《黑格爾的自由主義批判》，主持教育部課題一項。 劉藝靈 泉州師范學院法學系副教授，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與法治理論。在《政法論壇》《東南學術》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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