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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林談話錄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90338
- 條形碼：9787544790338 ; 978-7-5447-9033-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林談話錄 本書特色
不讀伯林，就不懂現代思想；讀懂伯林，從這一本開始； 匯集以賽亞·伯林數次訪談文字記錄，三百余個思想史問題，全面領略伯林個性魅力的思想世界； 匯聚伯林對諸多問題的看法，在本書中，伯林誠摯地將自己的觀點、喜好、經歷娓娓道來，深入淺出，平易近人。對了解伯林著作中的論述與洞見，不失為一種重要的資料來源。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林談話錄 內容簡介
在這本談話錄中，以賽亞·伯林講述了他的思想及政治哲學的發展歷程，其中穿插著許多個人回憶。他談到了馬克思、維柯、赫爾德、赫爾岑等令他著迷并給予他深刻影響的思想家，也談到了他的諸多摯友，如諾埃爾·安南、W. H. 奧登、大衛·塞西爾、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斯蒂芬·斯彭德，尤其是他與阿赫馬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的頗富傳奇色彩的交往。從伯林精彩紛呈的談話中，讀者可以分享他對自由主義與寬容的信念，可以分享他對音樂與文學的激情，也可以對他的生活與個性獲得一種獨特的認知。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林談話錄 目錄
序
**次對話 從波羅的海到泰晤士河
兩次俄國革命
20世紀30年代的牛津
卡爾 ·馬克思：我的**次接受委托
維也納小組
阿赫馬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
奧斯維辛的發現
哲學家還是思想史家？
沒有哲學家的哲學？
列奧·施特勞斯的“魔眼 ”
關于文化的差異
文化相對主義和人權
兩種自由概念
關于多元論的爭論
理想的追求
通向歐洲大陸的橋梁
第二次對話 現代政治學的誕生
馬基雅維里：政治的自律性
國家與托馬斯·霍布斯
斯賓諾莎和一元論
反啟蒙運動：約瑟夫·德·邁斯特和埃德蒙·柏克
維柯或一種新科學
關于漢娜·阿倫特
身為今日之猶太人
赫爾德和社會觀
思想史：一個寂寞的學科
第三次對話 政治思想：時間的檢驗
接受委托或候車
德國人的恥辱感
赫爾德、民族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
18世紀的相對主義
道德與宗教
休謨和英國哲學
人 權
威爾第、斯特拉文斯基、瓦格納
摩西·赫斯：猶太復國主義者
馬克思和19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
左派和馬克思主義的命運
第四次對話 自由哲學
斯蒂芬·斯彭德：60年的友誼
哲學的目標
多元論與民主
平等和自由
牛津哲學和實證主義
柏格森、謝林和浪漫主義
第五次對話 個人印象
19世紀的俄國思想
涅恰耶夫和虛無主義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亞歷山大 ·赫爾岑
知識分子和知識階層
1848年
刺猬和狐貍
別林斯基
從帕斯捷爾納克到布羅茨基
丘吉爾、魏茨曼和尼赫魯
喬治·索雷爾和伯納德·拉扎爾
索 引
展開全部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林談話錄 節選
兩次俄國革命 賈漢貝格魯（以下簡稱賈）：首先，我要感謝您接受這次采訪。如果可能，我想向您提出一些傳記性的問題，也就是關于您以往的種種經歷和它們如何影響了您的思想，以此作為我們討論的開端。 您于1909年6月6日生于里加，10歲時便隨雙親離開俄國。關于這個時期您還有些記憶吧，尤其是移民的情況怎么樣？ 伯林（以下簡稱伯）：我于1915年隨父母離開里加前往彼得格勒，我們是1919年離開彼得格勒的。在那里，8歲那年，我目睹了俄國的兩次革命。頭一次革命我記得很清楚。到處是集會、旗幟，街道上擁擠著人群，人們激動萬分，廣告上畫著李沃夫新政府部長們的頭像 ，立憲會議的二十多個黨派在做宣傳。人們關于戰爭的議論倒不太多，至少在我們家生活的小圈子里很少談論。自由黨人的革命主要得到猶太人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歡迎，而這種狀況持續不久。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在11月爆發，我們 ———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們 ———幾乎都不知道。**個信號是發生了反對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總罷工。各種各樣的報紙消失了。我記得有一家自由黨人的報紙名字叫作《白天》，后來改名為《傍晚》，又改為《夜》，再改為《子夜》，*后改為《黑夜》，再過四五天吧，它終于被查封了。那時，隱隱約約聽見遠處有槍聲。我們這個圈子里的人都以為暴動*多能持續兩三個星期。如果您翻閱那些日子的《泰晤士報》，會讀到俄國駐巴黎大使寫的報告，他預言暴動（putsch）會很快結束。在《泰晤士報》上，布爾什維克被稱為 “*高綱領派 ”，不算是主要的力量。列寧和托洛茨基逐漸作為革命領袖人物嶄露頭角。我父母屬資產階級自由派，他們以為列寧要創造一個讓資產階級不能生存的社會。他們把列寧看作一個危險的狂人，但又是一個純粹的信徒，正直而清廉，在政治上熱烈追求某種理想的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物，而把托洛茨基看作一個邪惡的機會主義者。只有八歲大的我不明白父母為什么對這兩個人有如此不同的感覺。當時，“列寧和托洛茨基 ”，這兩個名字連在一塊，人們常常一口氣說著，好像一個公司的名稱那樣。現在想來，當時仍舊忠于沙皇政府的人就只有警察了。關于這一點我覺得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得不夠。人們管街道上的警察叫 “法老 ”———民眾的壓迫者。有些警察在頂樓或房頂上向革命者射擊。我記得看見一個警察被暴民拖著，臉色蒼白，掙扎著，顯然快死了。那是我永遠忘不了的可怕的一幕，給我一種終生不滅的對肉體施暴的恐怖感。 賈：您在革命后離開俄國有沒有麻煩？ 伯：沒有。我家是從里加來的，里加當時已經成了一個獨立國家的首都。如果你能證明你是拉脫維亞人，他們便讓你走。我們離開俄國到達拉脫維亞。我父親是一個木材商人，給俄國鐵路供應枕木。他繼續為新的蘇維埃俄國政府工作了兩年，*后顯然是沒法再做下去了。我們從未受過觸動，不論是我父親還是哪一個親人都沒有被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騷擾。我記得人們排成長隊購買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我站在長長的隊伍里等四五個小時才能買到東西。我們家鄰近有個救濟貧民的施粥所，那里有些食品供應。還有個小電影院，放映有關19世紀沙皇政府迫害革命者的社會主義影片（當時還沒有共產主義的影片），一些憔悴的歌手演唱莫扎特和羅西尼的選段。那都是當時我作為一個小孩子所特有的記憶。我們全家擠住在一個小房間里，因為只有一個火爐。但是我不害怕，我沒有壓抑感 ———也許因為我太小而不理解當時發生的事情，我父母也很少跟我說。 賈：你們怎么來到英國的？ 伯：我們先來到英格蘭鄉下，然后才搬到倫敦。開頭，我上倫敦郊區一所預備學校，那時我很少說英語，我父母互相之間都說英語。從那以后我們很少看見俄國人。我父母不懷念里加，不懷念俄國。我父親是一個狂熱的崇英派的人，而我是在英國人不會干壞事這樣的信念中成長的。我還沒丟俄語，我想主要是閱讀俄國的古典名著的緣故。結果我的俄語說得很流利，我每次訪問蘇聯都被看作老鄉親。在我們學校有個男同學是俄國人，名字叫比利賓。他父親是一個著名的俄國畫家。他的兒子至今仍然是一個虔誠的俄國保皇派。我偶爾跟他說說俄語，此外就極少碰上說俄語的人了，我的俄語水平主要歸功于閱讀以及在兒童時期扎下的根基。 20世紀30年代的牛津 賈：后來您獲得獎學金讀牛津大學。您能否告訴我當時牛津的主要思想潮流是什么？ 伯：我不大清楚你說的思想潮流指什么。我認為，人們難以識別這種思潮 ———實際上它是同其他思想交相混雜而成的生活哲學和支配性的觀念，就像發生在歐洲大陸的情況那樣，當然發生在革命前的俄國大學的情況也是那樣。我覺得，animateursdesidées［思想鼓動家］不是一種典型的英國現象。我可能不對，只是在牛津我沒有碰到過。那是些對一般觀念著迷的知識分子，或者是那些既有追隨者又有論敵的政治、社會或美學觀點的熱烈鼓吹者。我離開大學之后倒遇見過這樣的人。 賈：一個也沒有接觸過？ 伯：當然不能這樣說，我也許有點夸張了。那樣的知識分子是有的。在20世紀30年代我當學生的年頭，有社會主義者、自由黨人和保6守黨人；巴里奧爾學院的院長AD林賽就是一個著名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有對本科生頗有影響的道格拉斯 ·科爾；還有AL羅斯（當時他是社會主義者），以及稍后的理查德 ·克羅斯曼、AJP泰勒和帕特里克·戈登 ·沃爾克。但是，很難說他們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想潮流。當時，有年輕的詩人，他們寫了大量的作品。我編輯過一份知識分子期刊，叫《牛津觀察》，這份雜志兩年多前是詩人W奧登編輯的。我們都讀奧登、斯彭德、戴 ·劉易斯和麥克尼斯的作品。我跟斯彭德是同代人，他是我*要好的朋友之一，我終生都了解他。還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就寫出很漂亮的詩篇。我讀書時的本科生大多數是不問政治的。當然，后來有激進分子和共產主義者，像我的朋友N.O.布朗和菲利普·湯因比等人。但是，不像你們戰后的巴黎，那里有一個梅洛龐蒂或一個薩特。我們都抱著自由主義的態度。我們都恨墨索里尼、佛朗哥，有些人還恨斯大林，當然全都恨希特勒和那時在東南歐出現的較小的獨裁者。在我讀書的年代你們法國的情況怎么樣？巴布斯、羅曼 ·羅蘭和紀德在政治上有沒有影響？我不愿給人一種錯覺，以為我當學生時或戰前開始教書的那些年頭我們在政治上是消極的。我和我的朋友都是反對法西斯的，為了支持西班牙人民陣線的政府曾經整裝待發。但是，除了對自由運動和進步力量總的支持外，我沒有聲明其他的政治觀點。那時牛津有個工黨俱樂部，我跟其他朋友有時也光顧一下。在30年代中期，道格拉斯 ·科爾組織過每星期一次的午餐會，參加的人我記得有克羅斯曼、戈登 ·沃爾克、帕克南、羅斯，有哲學家A.J.艾耶爾、J.L.奧斯汀、斯圖亞特 ·漢普希爾，有杰出的羅馬史家雨果 ·瓊斯，有克里斯托弗 ·希爾（那時我不知道他是個共產主義者，雖然我不認為他有意隱瞞了這點），有著名的經濟學家詹姆斯 ·米德。米德是我認識的*純粹的自由派，很高興他跟我們過從甚密，而且他跟我年齡相仿。我總想，如果出現一場危機，出現一場我不太清楚該怎么辦的革命，如果我跟隨他的話，應該避免干任何卑劣或骯臟的勾當，這樣即便政治上不安全，在道德上無疑卻是安全的。 賈：那時候在法國柏格森哲學有廣泛影響。 伯：英國沒有像法國的柏格森或意大利的克羅齊那樣對公眾生活施加普遍影響的哲學家，也沒有吸引時髦女郎來聽自己講演的哲學家。我聽說在巴黎有些富婆的仆人經常去柏格森做講演的大廳。他們提前一個小時到達，聽某個——比如說——亞述考古學教授的報告，這位報告人及其他人發現整個大廳塞滿了怪模怪樣的不像知識分子的人。報告一結束，這些聽眾馬上趕緊為他們的女主人搶占位置，許多雍容華貴的貴婦就這樣擁擠著聽柏格森教授做講演。在英國，自卡萊爾以后沒有這樣的現象。 賈：那時候在牛津大學沒有很多政治活動嗎？ 伯：政治活動無疑是有的，有一個社會主義者俱樂部和一個共產主義者俱樂部；對政治的興趣代替了對審美價值的專門研究。我要說，牛津，這個轉折點是1931年的金融危機。那場危機給20年代在社會上在影響甚大的牛津大學的唯美主義以沉重的打擊。哈羅德 ·阿克頓、西利爾 ·康納利、伊夫林 ·沃和布萊恩 ·霍華德就是典型的 “唯美主義者”，人們就是這樣稱呼他們的。的確有讓 ·法亞爾先生寫的一部關于這個主題的法文著作，書名叫《瑪格麗特和牛津》（Margaretet Oxford），我敢說現在讀的人不多。這些唯美主義者大多數都消失在歷史的長河里了。藐視學術傳統和巴望在學術圈外流行需要一定程度的財政保證，也就是需要家庭或保護人的支持。1931年的危機狠狠地打擊了富人，這種支持就靠不住了。在這之后，唯美主義衰退，左翼政治出臺。左翼政治也不像在巴黎或希特勒之前在魏瑪共和國出現的那類騷動。《時代精神》雜志跟我有相同的看法。我寫了一本論卡爾 ·馬克思的書。我很驚訝，這書現在還買得到。 賈：您在牛津時的政治經歷和哲學經歷是不是深刻地影響了您以后對思想史的興趣？ 伯：不完全是這樣。首先，我不可避免地受蘇聯存在的影響 ……盡管我父母沒有受過蘇維埃政權的迫害，來英國也不是被驅逐的。我畢竟有著關于蘇維埃政權的不愉快的記憶：我認識的一兩個人早在1918年被槍殺了，不是因為政治上的緣故。對此沒有來自任何渠道的解釋。發生過許多強制執行的處決 ———非常可怕，雖還不像后來斯大林統治時期出現的那種恐怖，但畢竟有許許多多人被處死了，其理由從未公之于眾，除非使用一般性的術語 ———“蘇聯的敵人 ”“投機分子 ”“反革命分子 ”“資產階級的支持者 ”，諸如此類。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林談話錄 作者簡介
拉明·賈漢貝格魯（Ramin Jahanbegloo，1956— ） 伊朗哲學家，曾任哈佛大學研究員，現任金達爾全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圣雄甘地非暴力和平研究中心執行理事，2009年獲西班牙聯合國協會和平獎。著有《甘地：非暴力之源》《伊朗：傳統與現代之間》《不寬容的沖突》《文明的衰落》等，以及與以寒亞·伯林、喬治·斯坦納等人的談話錄。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20世紀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因對政治和道德理論的貢獻而聞名。作為杰出的觀念史學家和學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學獎和伊拉斯謨獎。主要著作有《自由論》《俄國思想家》《反潮流》《個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現實感》《浪漫主義的根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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