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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39800
- 條形碼:9787521739800 ; 978-7-5217-3980-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本書特色
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商業、金融……為何生產率不能完全解釋文明化邏輯?如何衡量文明是步還是倒退?如何正確理解我們當下面臨的一些社會現象?……
知名經濟學者陳志武教授耗十數年研究并傾力撰寫,挑戰經濟學“唯生產率論”,引入理解文明的另一把尺子——“風險應對力”,用風險與博弈重新闡述文明與化,解讀人類社會的各種形態。
一部具有宏大視野和學術突破性的著作。清華大學錢穎一教授、北京大學周黎安教授、復旦大學張軍教授聯袂推薦。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宏大的、具有突破性的文明進化史。文明是如何誕生并不斷演進的?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業、金融、國家等,這些豐富多樣的文明創新有何規律和邏輯?以及面向未來,我們如何正確理解我們當下面臨的一些社會現象,將向何處?在《文明的邏輯》一書中,作者以“人類與風險博弈”歷程為線索,引入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出現的社會生活現象,采用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來深入探討文明演進背后的內在邏輯,創新性地提出對文明衡量的新的標尺——人類“風險應對力”(即應對風險的能力),以此來幫助我們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進程,為認識、發展人類社會文明提供獨特視角。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目錄
章 風險惹的禍:為什么古代人崇尚暴力?
古代暴力的多種表現
文明化趨勢
暴力起因:清朝、漢朝與羅馬帝國的故事
風險催生暴力:一般規律
結語
第二章 風險催生定居農耕與技術創新
早期智人的技術探索
生產率無法解釋農業
農業因氣候風險而發明
新世界作物的保險價值
結語
第三章 迷信的起源與價值
從康熙災政看國家的起源
民間迷信
迷信在其他社會
迷信的作用
迷信、負面情感與理性決策
結語
第四章 婚姻起源與變遷的邏輯
夫妻雙雙把家還
婚姻的起源與變遷
定居農耕帶來婚姻變革
婚姻真的幫助避險嗎?
婚姻規則與倫理
結語
第五章 禮制與家秩序的興起
家秩序解決什么問題
周朝啟動禮制建設
周朝禮制事無巨細
儒家名分等級秩序
從思想到實踐:禮制的平民化
禮制基本要件:宗祠、族譜、義莊與祭祖禮儀
家秩序的經濟邏輯
儒家秩序的歷史功效
“養兒防老”的實證績效
印度種姓制度
結語
第六章 宗教興起與避險邏輯
宗教的化險績效
宗教與信任網絡
宗教與家秩序的競爭
不同宗教間的競爭
結語:宗教與宗教之外
第七章 基督教排斥金融和反猶的歷史
宗教排斥金融
猶太人的前世今生
新教改革與金融解放
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的長久對比
為什么新教國家發展更好?
結語
附錄.計量經濟學術語解釋
注釋
下冊
第八章 商業市場與文明化
從齊內曼人的經歷談起
商貿市場的避險作用與“永久和平”
大運河及其備災價值
交易與美德
結語
第九章 海上絲路與全球化的興起
海上絲路之初
海上絲路興盛與阿拉伯商人的到來
阿拉伯商人何以主導海上絲路
宋元海上貿易與蒲壽庚世家的興起
明朝禁海與海盜襲擊
大航海時代與現代跨國貿易體系
海上絲路歷史的啟示
結語
第十章 金融市場與文明化發展
金融的救急與扶貧價值
金融缺失導致農民賣地
從金融缺失看舊社會鬻妻賣女
如何發展金融市場以降低借貸成本?
金融在西方的興起
美國的金融
現代金融來到中國
從資本化體制看中西大分流
結語
第十一章 風險、福利與國家的起源
國家因應對風險而產生
治災之道:“一國興亡之所系”
工業化催生福利國家
國家與宗教間的張力
結語
第十二章 文明化程走向何方
人類婚姻的未來走向
公司的力量
金融市場帶來危機風險
現代國家之能量
宗教之前景
結語
后記
注釋
參考文獻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節選
對應金融學中回報與風險的得失互換原理,勞動生產率與風險應對力的得失互換原理是貫穿《文明的邏輯》全書的分析視角。加之以量化歷史的研究方法,本書給出了人類文明程中的各種形態——從古代的習俗、婚姻、家庭和宗教,到現代的市場、國家、中央銀行和福利社會——一個新的性解讀。它展示了經濟學分析視角和研究方法對理解人類文明演變歷史的穿透力量。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錢穎一
從婚姻、家庭到宗族、宗教,從商業發展到國家興衰,處處是驚心動魄的人類抗衡風險的歷史。陳志武教授從風險應對的視角挑戰了經濟學的“唯生產率論”,對人類文明的演史提供了全新而深刻的詮釋,值得一讀。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周黎安
建立一個能追溯人類五彩繽紛的習俗、文化、宗教乃至國家和文明的誕生與演化的理論框架,是一個足以讓社會科學家望而卻步的工程,但金融經濟學出身的陳志武教授卻巧妙地看到了文明的“金融”本性。一旦如此構想,邏輯上便勢如破竹,行云流水般的分析框架便清晰可現,大量歷史文獻和考古證據也得以煥發光芒。這是數十年來我讀到的關于人類制度演的少有的佳作。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張軍
引言
數萬年前的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亂的人類,怎么也不會想到人類社會某一天會有秩序。可是,我們身處 21世紀,這一天就在眼前,所體驗和看到的人類社會已井井有條,秩序在戰勝混亂,文明在戰勝野蠻。疑問可能也在于此:這個文明真實嗎?看到古怪混亂的人類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規有矩、協作互助,這足以表明一代代從前的人類肯定做對了什么創舉。只是那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仍然充滿爭議、有待回答。
在嘗試評估文明變遷史的時候,我們總需要先做一個選擇,就是如何度量“步”和“倒退”:什么情況下文明可被稱為“步”,何時又“倒退”了?也就是說,需要一把評估尺子。一旦選好尺子,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程,也可判斷具體文明中每一創新的價值:有的創新帶來增值,即“步”;有的造成減值,即“倒退”。在現有文獻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慣用的尺子是“生產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產率”,其他指標都不重要。勞動生產率就是“生產率”的一種:一個人一年勞動下來,能有多少產出、多少收入。一種創舉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產率”、沒有抬高每年“人均產出”,即便能改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無用之舉、非步之舉。“唯生產率”準則應用到當今國家,就是“唯 GDP”論,成為只追求 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政策的學理基礎;而應用到歷史分析中,在“唯生產率”史觀下,人類發展通常被劃分為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等階段。本書的貢獻是要糾正這種傳統史觀和文明觀,也就是除了“生產率”,我們還要增加一把尺子—人類“風險應對力”(即應對風險的能力),使我們能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程。從本書中我們會看到,文明主要是對兩種挑戰 —生產率低、風險應對力差 —的反應,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風險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劑。
“生產率”這把尺子夠用嗎?
傳統的“唯生產率”史觀帶出了一些著名悖論。在 2013年筆者與清華大學同人舉辦的屆量化歷史講習班上,著名經濟史學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教授稱:“人類史上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 1800年前開始的工業。只有工業之前的世界和工業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細節。 ”1此言一出,讓在場老師和同學為之一震。他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如圖 1所示,從公元前 1000年直到公元 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沒有變動,其間雖然出現過上下波動,但并沒改變勞動生產率長久不變之趨勢。歷史學家安格斯 ·麥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對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結論也一致:在工業之前的兩千年里,勞動生產率基本不變。克拉克強調,人類在 19世紀前的幾萬年里,一直沒能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即使生產率偶爾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結果也會是新增的物質產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點;或者,由于自然災害或人為戰爭導致人口減少,在總產出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收入會增加,接下來生育率就會上升,可是人口增長后人均收入再次減少,勞動生產率還是回到原點。就這樣,人類社會圍繞同一生產率原點,無聊地重復波動著,沒能走出陷阱。直到 1800年左右工業發生后,英國、美國、西歐國家率先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生產率不斷上升,而其他國家則要么繼續在馬爾薩斯陷阱中掙扎,要么就走向持續衰敗,西方和世界其他社會之間的大分流開啟。
把“唯生產率”史觀應用到中國,得出的結論基本一樣:根據麥迪森的估算,漢朝時中國人均收入大約為 450美元(以 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時的 1820年,大約為 600美元,至 19世紀末期回到 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點—439美元! 4也就是說,依據勞動生產率這把尺子,至少從秦漢以來的 2000多年里,中國沒步過,甚至還有些許下降。雖然儒家秩序在其間不斷完善鞏固,深深影響中國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沒有對勞動生產率產生實質影響,因此是無用功!至于其間一個時段叫“漢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個時段是一年還是 2000年之久,這些細節都意義不大,因為這些朝代不管叫什么,都沒從根本上改變勞動生產率,不值一提。當然,這些判斷很難讓人接受,尤其是其間儒家文化的推、宗族的細化完善、商業市場的擴展,甚至還有科舉考試的普及等,即使這些創新與變遷沒有提升生產率,那只能說明“生產率”不應該是評估人類創舉之價值的標準,不是判斷文明步的準則,因為這些創舉要么對文明化程發揮過長久作用,要么還沿襲至今,長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這種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須改變。
以“生產率”研究文明發展史的另一個經典例子,是圍繞人類為什么放棄狩獵采集的原始生活、選擇定居農耕的問題。歷史地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的著述很多,其中《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獲得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影響甚廣。他在 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斷言:“農業的發明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所犯的大錯誤,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從這錯誤中走出來! ”5為什么會有如此“狂言”?其邏輯還是在于“生產率”這一度量人類步的單一尺子!
在 1.1萬多年前,美索不達米亞一帶(今天的伊拉克、敘利亞等地)首先放棄原始游獵生存方式,選擇定居一地,通過馴化植物與動物年復一年重復耕種、飼養,即發明了農業。大約兩千年后(距今 9000年前),中國的黃河與長江中下游地區也分別獨立地發明了定居農耕。在之后的 5000年里,墨西哥、秘魯、北美東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 5個地方,也分別獨立地發明了定居農耕。我們現代人會覺得定居農耕肯定優于原始狩獵采集生活,可是這個結論在當時未必能看到,包括今天世界上還有一些部落族群不放棄游獵生活,仍然認為原始狩獵是上策!
戴蒙德談道,許多考古證據表明,定居農耕后人均身高明顯下降,游獵時期女性平均身高為 1.68米,定居農耕后反倒降為 1.53米!男人原來平均 1.75米,之后平均不到 1.65米!這說明人均物質消費,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會時期,消費基本等于收入)。6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勞動強度增加了,原來只需要把自然生長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動物游獵到手,一周只需工作 18~20小時,即可滿足消費。但定居農耕者要先花時間把土地整理好,播上種子,長苗后還要一直關照,澆水施肥、防范害蟲,然后才收割,一年到頭天天忙碌。所以,農耕者的勞動投入遠高于原始狩獵者,工作強度大,這當然對身高不利。第二,單位勞動時間的人均產出,即勞動生產率,也在下降。農耕人雖然勞動時間增多,但幾千年來都沒能走出溫飽挑戰,一直到工業后才解決了溫飽問題。這說明,那些多增加的勞動時間和強度并沒提升人均產出,額外勞動似乎“白費了”,于是,身高不增反降!第三,營養結構變得單調,這也不利于長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夠被馴化的植物和動物遠比自然生長的少,就像今天農業種植的糧食不外乎水稻、小麥、玉米、大豆等,家養動物也就是牛羊、雞鴨、豬狗等,比大自然能供應的少很多,因此農耕社會的營養結構變得單調,身高潛力難以完全發揮。比如,今天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種類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長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顯高于前輩們,就佐證了這個道理!
所以,單純從生產率判斷,定居農耕的發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說,是人類犯下的大錯誤,至今還沒醒悟 —可是,這是片面分析方法導致的片面結論。
在現有歷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產率”視角,學者將知識分為“有用”和“無用”, 7而延伸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人力資本。8其中,那些對產出(生產率)有幫助的知識才“有用”,具備這種知識技能的人力資本才是“生產性”的。比如,科技、醫療、商業、法律等是有用知識,選修這些專業是獲得生產性人力資本,而人文歷史、儒家經典、宗教教義等由于不能提升生產率,所以是無用知識,學生不應選修這些專業,公司也不要雇用這些專業的員工。著名經濟史學家喬爾 ·莫基爾( Joel Mokyr)在解釋為什么中西方從 18世紀末開始經濟大分流時談道: 9中國在漢朝選擇“獨尊儒術”,尤其從宋代拓廣基于儒家經典的科舉體系,激發草根學子將才華花在儒家經典這些“無用知識”上,得到的是“非生產性人力資本 ”,所以從宋代到晚清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不能出現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技術創新;相比之下,西歐從 12世紀開始興辦大學,先是培養律師,獲得保障商業契約、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識, 10后來引導青年走上提升生產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讓歐洲不斷積累生產性人力資本,到 18世紀末爆發工業。單純基于生產率這把尺子,對有用知識和生產性人力資本的定義當然會如此;但人文知識、儒家經典、宗教教義就真的“無用”,與其相關聯的人力資本就無價值嗎?
為節省篇幅,這里就不列舉更多悖論了。人類為什么在過去 1萬多年里,逐漸放棄狩獵采集、轉為定居農耕,而且至今還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類過去幾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說的那樣,都是在浪費時間,只有工業才是帶來人類步的創新?如果只從生產率評估人類創新的價值,就無法解釋過去做過的很多創舉: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國家等 —這些創舉構成本書要談的“文明”內涵。在隨后的章節中,我們會逐步看到,這些發明可能當時并沒提升生產率,或者只對生產率的增加有些許貢獻,但它們對改人類的風險應對力、降低暴力頻率、促文明化,都有過顯著貢獻。
是文明了,還是野蠻了?
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個體生存福利的基礎性指標,也是度量文明化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標則是個體受暴力威脅的程度。如果一個社會的個體始終擔心自己被偷、被搶甚至被暴力殺害,惶惶不可終日,即使人均收入極高,也難以想象他們會生活得幸福愉悅。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匯集了眾多歷史學家關于暴力史的研究, 11以大量數據展示出一幅與生產率變遷完全不同的圖景:人類從原始社會到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再到當代,暴力頻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漸漸戰勝野蠻。圖 2給出一般暴力(不包括戰爭)命案率的大致變化過程,其中,在還沒建立國家形態的原始社會,每年每 10萬人中平均有 600人死于兇殺, 12也就是 0.6%的命案率。曼努埃爾 ·艾斯內爾( Manuel Eisner)發現,到農業社會后期,命案率已經下降了很多,比如到 1300年的西歐,命案率下降到每 10萬人有 31人死于兇殺;到 20世紀,每 10萬人有 0.8人死于兇殺。 13在 18世紀的清朝中國,普通人命案率為每 10萬人有 1.5個左右死于暴力。 14也就是說,過去幾千年里,人類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 99.87%!如果命案只是各種一般暴力的極端結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結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變,那么我們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讀為一般暴力水平的總體下降,命案率低反映的是一般暴力水平低。據此,雖然工業前的勞動生產率沒有多少變化,但一般暴力顯著下降了,說明人類文明顯然在步,否則,現代人可能還會擔心身后是否有人要攻擊或謀殺自己。
其次,在有組織的暴力—戰爭和大屠殺—方面,歷史數據也顯示明顯的下降趨勢。在 2007年的一份綜述報道中,《經濟學人》雜志談道,在原始社會時期,一年中 90%以上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 25%~30%男人的生命會終于戰爭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 16平克總結道,雖然早期戰爭缺乏數據,但在過去幾百年,戰爭頻率在顯著下降: 17 16世紀時,差不多年年都有兩個或幾個國家在相互作戰,一年平均有 1.5場戰爭;到 18世紀, 80%的年份都有國與國在打仗,每年平均 0.7場戰爭; 19世紀和 20世紀中,只有不到 20%的年份有主要國家在打仗,平均每年有 0.4場戰爭。從戰爭死亡率看, 18原始社會時期,一年里每 10萬人中大約有 524人死于戰爭;到 16世紀,這一數據降到 250人;到 20世紀,下降到 60人;而到 21世紀的前 8年,更是降至 0.3人。也就是說,從原始社會到今天,戰爭死亡率下降了 99.94%!另外,大屠殺數據也呈直線下降。人類有組織的暴力顯然是長期持續減少的。
再次,災害風險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這方面的遠古數據很難找到,根據學者對近代數據的整理, 19 19世紀 70年代時,全球每年每 10萬人中有 142人死于饑荒;到 20世紀 20年代,這一數據降到 82人;20世紀 70年代,降到 8.4人;2010—2016年,每年每 10萬人中只有 0.5人死于饑荒。也就是說,在一個半世紀里,人類饑荒死亡率下降 99.65%!如果把旱災、水災、火山、地震、泥石流、極端溫度等自然災害加在一起統計,那么 1900年,全球有 127萬人死于各種災害,其中 126萬死于旱災, 6000人死于異常氣候等;而到 2019年,全球 1.17萬人死于各種災害,不到 1900年災害死亡人數的 1%,其中只有 77人死于旱災。 20當然,這些數據反映的都是工業之后的歷史程,但從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類程之后,所反映的變遷跟單純基于生產率的圖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這些死亡率指標更貼切地代表了普通人的生存狀況。
后,可以從統治者面對的生命安全看文明化展。一方面,對于 1000年前或更早的普通人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作者簡介
陳志武,知名經濟學家,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與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耶魯大學原金融學終身教授,默頓·米勒獎得主。專業領域為金融理論、股票、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他擔任學術總顧問的紀錄片系列《華爾街》與《貨幣》,對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影響巨大。
著有“金融的邏輯”系列、“財富的邏輯”系列、《24堂財富課:與女兒談創業與創富》《陳志武金融投資課》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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