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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表達與傳播——學術出版的本質及其實踐:全2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391559
- 條形碼：9787520391559 ; 978-7-5203-9155-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思想的表達與傳播——學術出版的本質及其實踐:全2卷 內容簡介
本書以“思想的表達與傳播”為題，概括了學術出版的本質與使命，匯集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趙劍英教授十余年來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程中，圍繞如何做好學術出版、辦好社科出版社所做的思考與實踐探索成果，主要包括選題與產品策劃、學術出版管理、重點圖書發布、學術思考研究與政治方向把關、媒體視角等方面的文章與講話。本書獲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項目資助，全2卷，共計78.8萬字。本書不僅是作者十余年來學術出版實踐脈絡的記錄，同時也生動反映了作者如何在時代大潮中推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傳文明薪火，發時代先聲，做很好思想的耕耘者、集聚者和傳播者，引領主題出版，做強精品出版和靠前出版，推進融合發展的奮斗歷程，從中也折射出這一時期我國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發展的壯闊歷程。學術出版是人類表達思想并借以各種載體或媒介進行傳播的一項重要實踐活動，是出版的很基本形態。本書為此提供了一個可資討論和借鑒的案例，對于我們思考學術出版的本質及方向，探索新時代學術出版規律，更好發揮學術出版在規范和提升學術研究水平，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的基礎性與引領性作用，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思想的表達與傳播——學術出版的本質及其實踐:全2卷 目錄
2008
圖書選題整理:學術出版的一項基礎性工作3
保持學術出版特色堅持 品牌立社之本5
集思廣益辦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0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成果的集中呈現43
媒體視角濃縮學術創新精華呈現思想發展歷程63
2009
《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前沿》出版前言71
展開全部
思想的表達與傳播——學術出版的本質及其實踐:全2卷 節選
對中國學術出版建設的可貴思考與實踐 鄔書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趙劍英同志將他2008年至2020年十多年間的130余篇文章、書評、工作報告和重點圖書策劃實錄，以《思想的表達與傳播——學術出版的本質及其實踐》為名出版。把劍英同志的這本書放到中國出版業改革發展的大背景下去考量，從中可以看到一代出版人對中國從出版大國向出版強國邁進的思考和實踐的軌跡，本書也是這一進程的歷史見證。作者在以下幾方面有思考、有創新、有實踐，值得關注學術出版的同志們讀一讀。 其一，本書對學術出版的本質和中國如何推進學術出版的繁榮發展做了哲學層面的深入思考和積極探索。學術出版在出版行業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出版業的核心板塊。如何做好學術出版工作，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對于一家學術出版社的“掌門人”來說，更是一大挑戰，是對其智慧與能力的考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是我國*具影響力的學術出版社之一，在十幾年的出版實踐中，作為該社“掌門人”，趙劍英以哲學思維探索學術出版之道，為出版同行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 做好學術出版，首先要回答何謂學術出版，學術出版的矛盾或癥結是什么。劍英同志用“思想的表達與傳播”概括學術出版的本質與使命，新穎又獨到。出版的本質功能是傳播知識、傳遞信息、傳承文明，用古今中外的知識、思想來提高人的素質，推動社會進步。劍英同志認為，思想是人類文明中*具原創性、*核心、*精粹的部分，因此，作為表達和傳播思想、推動人類思想進步的學術出版應是*基本、*重要的出版形態。學術出版不僅要傳播好學者按照自己的研究計劃生產出來的學術成果，還要以好的選題策劃引領和推動學術思想創新。我以為，劍英同志的這一理解是精準的，對于做好學術出版工作十分重要。劍英同志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擅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系統思維，基于對學術出版的認識和面對社科出版社在發展中曾經存在的問題，他提出了“一個定位”“三個統一”“五個戰略”“六個堅持”等出版理念，破解學術出版的難題。這些理念從哲學層面闡明了社科出版社的基本定位、發展目標、發展戰略、管理體制機制、隊伍建設、一體多元的出版格局等，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創新性。 其二，本書對學術出版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做了有價值的研究并用實踐回答了兩者統一的問題。把社會效益放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是黨和國家重要的出版方針，是衡量出版工作的首要標準。一段時期以來，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對立起來，認為兩者很難統一，一直是中國學術出版繁榮發展的障礙，甚至有人認為學術出版天然虧損，應當由政府包下來。讀一讀此書，我們欣喜地看到，在劍英同志的帶領下，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用實踐很好地回答了“兩個效益”相統一的問題。 十多年來，他策劃組織了一系列“兩個效益”相統一的優秀選題，帶領社科出版社走出一條主題出版、精品出版、數字出版、國際出版和大眾出版有機統一、相互聯動的特色發展之路。先進出版理念不僅體現為體制機制的變革，更體現為選題策劃思路的創新。近十余年來，劍英同志策劃出版了一批學術影響力大、市場反響好的優秀圖書，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叢書》、《理解中國》叢書、《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叢書、《中國制度研究》叢書、《簡明中國》叢書、“國家智庫報告”等品牌圖書，在這一過程中，他探索出一條主題出版、精品出版、數字出版、國際出版和大眾出版有機統一、相互聯動的特色發展之路。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叢書》，該叢書是一部系統學習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著作，它將政治性、研究性和學理性相結合，力求把政治語言轉化為學術語言和大眾語言。因此，它既是研究性很強的學術著作、精品圖書（2021年獲得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提名獎），又是具有重大理論和政治意義、適合大眾閱讀的主題出版物和大眾讀物（在國內發行6萬多套，發貨碼洋3500多萬元），還被翻譯為英、俄、韓等多個語種在國外出版，成為“走出去”的精品。同時，該叢書的電子書入選中宣部組織的“新時代新經典——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點數字圖書專欄”，在16家網絡傳播平臺同步上線，累計點擊超過千萬次。這套書實現了主題出版、精品出版、數字出版、國際出版和大眾出版的統一。再如，劍英同志精心策劃的《理解中國》叢書，定位于高端學術著作，全面、深刻闡述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由我國各學科領域的**專家撰寫，其中有不少圖書都獲得了國家級大獎，如《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獲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中宣部優秀通俗理論讀物獎，《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獲2017年“中國好書”等。該叢書又是較為通俗的學術著作，旨在給國內外讀者呈現一個真實、豐富、立體的中國。同時，該叢書從學術的角度向國外讀者生動講述中國故事，成為一套“走出去”的力作，已被翻譯為英、法、俄、德、西、阿、泰、韓、日等12種語言在國外出版。因此，《理解中國》叢書也是主題出版、精品出版、國際出版和大眾出版等多種出版形態集于一身的經典學術出版案例。社科出版社被“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工作小組授予“突出貢獻獎”。總之，劍英同志打破出版形態壁壘，形成“一種產品、多種出版形態”的出版思維，值得稱道。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實踐說明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者是完全可以統一的。放眼世界出版強國，我們可以發現在當今世界出版業中，在學術出版中堅持科學精神、學術出版質量和市場運作是并行不悖的。目前，世界上*高水平的學術圖書和期刊，往往是定價*高、利潤率*高的圖書和期刊，而標準是有無“創新”，是質量。 其三，本書用一個個生動的實例詮釋了出版人應堅持學術研究，加強與學術界的聯系和友誼。跟蹤學術前沿，堅持學術研究與學術出版相結合，緊緊依靠專家學者來做好學術出版，加強和專家學者的聯系，建立互信互動和友誼，是保證學術出版繁榮發展的活水源頭。劍英同志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他對于學術出版規律的探索和認識，體現了其學者型出版人的特點，即能夠將學術出版與學術研究相結合、將出版理論與出版實踐相結合，彰顯了其作為一名哲學研究者的智慧。擔任社科出版社主要負責人的十余年來，他勤于學習，時刻關注國際國內形勢，及時跟蹤學術理論動態，堅持每年寫一兩篇高質量學術論文。多年來不僅寫出了一些有影響的學術論文和理論文章，還出版了多部專著。同時，他還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以寬廣的學術視野和敏銳的學術眼光捕捉有學術影響力和市場影響力的圖書選題。他始終認為學術出版植根學術，又反哺學術。可以說，堅守學術是劍英同志做好學術出版的重要源泉，從中可以看出劍英同志摯愛學術的情懷與追求。 書中收錄了他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專家互動的有關資料，其中有專家學者對出版社工作坦誠的批評和提升學術水準真誠的建議，這部分資料真實可信，彌足珍貴。 其四，本書的一大亮點是把對學術出版的追求、“兩個效益”的統一以及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統籌在出版社的改革之中，通過建立有效的體制機制來實現上述目標。深化出版社管理體制機制改革，構建以專業出版為基礎、緊跟時代發展步伐的多元出版格局。劍英同志初到社科出版社工作時，出版社正值轉企改制的前夜，因此，他一下子就站到了改革創新的風口浪尖。他以強烈的改革創新意識攻堅克難，明晰出版社發展定位、提升圖書學術質量、加強品牌建設，推動一系列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建構新的出版格局。首先，建立專業化的學術出版體制。之前出版社的編輯室都是以**、第二、第三等數字命名的，沒有專業學科方向，編輯隊伍可以說是一支“混編部隊”。編輯以數量為導向，而不是以專業為導向，導致圖書學術質量下降。劍英同志提出專業化的改革思路，以學科方向來劃分編輯室，成立七大專業出版中心。所有編輯人員按照專業學科方向來劃分，進入相應的出版中心，出版社的專業化程度大幅提升，圖書的學術質量也明顯提高。在成立專業化出版中心的基礎上，劍英同志又推動社科出版社建立了重大項目出版中心（專門從事主題出版和重大項目的策劃與出版）、數字出版中心、國際合作與出版部、大眾分社、學術年鑒出版分社、智庫成果出版中心等新機構，形成多元化的出版格局。這樣一個新出版格局的建立為出版社不斷提升學術影響力、市場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打下了良好的體制基礎。應當說，這些年來，社科出版社的主題出版、學術出版、國際出版在業內是領先的；數字出版做得也不錯，多個數據庫產品成為行業的優秀品牌；學術年鑒出版做得很有特色，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年鑒出版數量*多的出版機構，以此建立的學術年鑒數據庫，匯集了改革開放以來哲學社會科學主要學科的巨量學術信息；大眾出版也聲名鵲起。所有這些成績的取得都得益于上述出版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在員工收入上，讓堅持做學術出版的人從長遠看不吃虧。可以說，以新的體制機制建構新的出版格局，是劍英同志探索學術出版規律的重要內容。 當前信息技術革命性進步為我們提升出版水平提供了機遇。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的應用使出版的理念、出版業的結構、管理方式、載體形式、傳播方式、運作流程、服務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學術出版要在這個大背景下來思考自己的工作。中國出版人要以更大的勇氣來跟上時代步伐，積極應用新技術推進學術出版的繁榮發展。以出版業的宏觀結構為例，過去世界出版業大眾出版、教育出版、學術出版，大體上維持3∶3∶3的格局。近年來英國的學術出版快速發展，收入已占整個英國出版界的48%。中國要成為出版強國，學術出版應該有更大的發展。 在一定意義上講，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和學術水平決定著該國出版的地位、作用和影響。一個國家的出版業只有其出版家的思想水平高了，寫出能引領學術出版的學術著作，才能讓學術出版建立在更加理性的思考和實踐基礎之上。二戰之后，英國出版商協會主席斯坦利·昂溫憑著高超的出版經驗把英國的出版提高到新水平，他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世界出版史的長條和《出版概論》（Truth in Publishing）被西方出版界奉為出版圣經。我們期待著趙劍英同志在推動中國學術出版繁榮的同時，在此書的基礎上，寫出推動中國出版繁榮發展的出版專著。 寫序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傳統，《詩經·小雅》中有“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的詩句，《易經·乾》中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說法。求序者可視為同氣相求，作序者則是同聲相應，我的這點看法算是對劍英同志的同聲相應吧。 （作者：鄔書林，系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現任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2月19日 10版）
思想的表達與傳播——學術出版的本質及其實踐:全2卷 作者簡介
趙劍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士、哲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編審（二級）。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教授。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2021年），第十三屆韜奮出版獎（2019年），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2014年），國家百千萬人才暨“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2013年），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2010年），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09年）。獲第六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青年優秀成果獎”論文類一等獎、第一屆全國青年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三等獎、中國青年科技論壇三等獎、第二屆“胡繩青年學術獎”提名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對策信息對策研究類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決策信息情況報告類三等獎。兼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 長期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與研究。著有《深圳經驗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俄文版）》《時代的哲學回聲》《哲學的力量——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哲學》《復興中國》等。主編《中國道路的哲學形態》《中國共產黨治黨治國的哲學智慧》《后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與世界秩序》《論中國模式（中英文版）》《馬克思哲學論壇文叢（共7卷）》等。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和文章近百篇。代表作有《百年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哲學密碼》《中國之治的實踐邏輯》《中國道路的哲學觀念》《深刻理解黨的十九大報告的“大歷史觀”》《黨的自我革命開創權力監督的新路》《現代性與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危機及重構》《試析實踐活動運行機制》等。 策劃出版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叢書》《理解中國叢書》《中國制度研究叢書》《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叢書》以及“中社智庫”系列等，在海內外產生較大影響力。獲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授予的“2016年度推動版權輸出引進典型人物”獎。近年來，在趙劍英的帶領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推動中國文化、中國學術“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被中宣部授予“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特別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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