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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聞》:電視與受眾研究(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300252
- 條形碼：9787300300252 ; 978-7-300-30025-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全國新聞》:電視與受眾研究(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 本書特色
受眾接受分析研究為文化和媒介研究學者提供了一個需要持續關注的研究問題域，而該領域涉及邊緣群體和 群體之間的關系、文本結構和受眾理解之間的關系、地方知識和意識形態過程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從認識論和方法論觀念層面看，這種研究關注的是受眾與媒介之間的解釋性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在廣泛的民族志語境中被理解的。
《全國新聞》:電視與受眾研究(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 內容簡介
《〈全國新聞〉：電視與受眾研究》一書搶先發售將戴維·莫利和夏洛特·布倫斯頓所著的兩部經典文獻《日常電視：全國新聞》與《全國新聞：受眾研究》共同編纂成冊出版。作為對英國廣播公司（BBC）時政新聞電視雜志《全國新聞》節目的研究成果，上述兩部研究報告分別在1978年和1980年正式出版，并且在研究中創新性地實現了“文本分析”和“受眾研究”的有效結合。
在為此研究項目而寫的一篇專題性引言中，莫利和布倫斯頓闡明了兩部研究報告的產生因由，并回溯了《全國新聞》節目的研究歷史軌跡。該項目具體研究方案由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負責實施，莫利和布倫斯頓詳細敘述了該研究計劃的內外部過程，并對媒介研究和受眾分析理論的發展流變進行了闡述。
在兩部經典文獻之后，本書收錄了《日常電視：全國新聞》與《全國新聞：受眾研究》的再版評論和學術回應，同時將《全國新聞》節目首席主持人米歇爾·巴拉特對于這兩部著作的評論也囊括進來。
《全國新聞》:電視與受眾研究(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 目錄
引言
**部分《日常電視：全國新聞》
**章走向《全國新聞》
第二章《全國新聞》的話語世界（1975—1977）
第三章鏈接和框架：《全國新聞》的節目運作（1976年5月19日）
第四章源自“家庭”的國家……
參考文獻
第二部分《全國新聞：受眾研究》
**章受眾研究：基于傳統范式
第二章媒介消費：使用、滿足與意義
第三章階級、符碼與共通性
第四章研究方法與策略的反思
第五章觀看反應：《全國新聞》的接受分析
第六章意義解讀：不同小組解碼的比較分析
第七章解碼電視：理論化的進程
后記
參考文獻
第三部分學術回應
米歇爾??巴拉特：“廢話連篇”
約翰??O．湯普森《舉國矚目》
格拉漢姆??韋德：《日常電視：全國新聞》評論
米歇爾??翠西：“日常瑣事的雜亂拼圖”
約翰??科納：《全國新聞：受眾研究》評論
參考文獻
索引
**部分《日常電視：全國新聞》
**章走向《全國新聞》
第二章《全國新聞》的話語世界（1975—1977）
第三章鏈接和框架：《全國新聞》的節目運作（1976年5月19日）
第四章源自“家庭”的國家……
參考文獻
第二部分《全國新聞：受眾研究》
**章受眾研究：基于傳統范式
第二章媒介消費：使用、滿足與意義
第三章階級、符碼與共通性
第四章研究方法與策略的反思
第五章觀看反應：《全國新聞》的接受分析
第六章意義解讀：不同小組解碼的比較分析
第七章解碼電視：理論化的進程
后記
參考文獻
第三部分學術回應
米歇爾??巴拉特：“廢話連篇”
約翰??O．湯普森《舉國矚目》
格拉漢姆??韋德：《日常電視：全國新聞》評論
米歇爾??翠西：“日常瑣事的雜亂拼圖”
約翰??科納：《全國新聞：受眾研究》評論
參考文獻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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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聞》:電視與受眾研究(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 節選
譯者序受眾接受分析研究為文化和媒介研究學者提供了一個需要持續關注的研究問題域，而該領域涉及邊緣群體和主導群體之間的關系、文本結構和受眾理解之間的關系、地方知識和意識形態過程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從認識論和方法論觀念層面看，這種研究關注的是受眾與媒介之間的解釋性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在廣泛的民族志語境中被理解的。正是基于這樣的研究認知邏輯，戴維??莫利和夏洛特??布倫斯頓在1976年和1979年完成了本書的研究內容。受眾研究的傳統范式長久以來遵循雙重路徑，即“強效果”理論和批判學派的大眾文化悲觀理論。這兩種遵循傳統實證主義的邏輯，具有強烈本質主義的“決定論”觀念的研究范式一直以來占據主流地位。對其而言，媒介影響力總是對特定主體產生不可逆轉的壓力，具有直接對意義接受主體進行社會性定位的功能，即始終將受眾視作被動的媒介文本意義消費者。作為對傳統范式的反撥，“受眾接受分析”或者說“受眾研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并發展起來，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它融合了一直以來許多“各自對立”的研究傳統。按照莫利的看法，呈現在本書中的研究工作，連同利貝斯和卡茨的《達拉斯》（1991）以及珍妮絲??拉德薇的《閱讀羅曼史》（1985），這三項受眾民族志的研究共同構成了對上述傳統范式的有力沖擊。這些研究充分展示出對于那些將意識形態功能歸結于“不可抗拒”效果的簡單觀念的質疑與反叛，并有效表明任何采取“絕對主義”霸權話語的觀念總是難以獲得充分的經驗層面的證實。因此，在莫利看來，采納民族志方法的受眾接受分析研究關注的核心主題仍然圍繞著“意識形態”問題，即如何理解霸權/反抗的結構，抵抗與服從、反對與同謀的交織等是受眾研究關注的要義所在，而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通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是可以實現的。莫利與布倫斯頓在1976年至1979年對英國BBC晚間電視新聞節目《全國新聞》進行了分析，而作為研究成果的本書即是運用民族志方法對上述問題的回應。項目研究的初衷在于從經驗層面對霍爾著名的“編碼/解碼”理論進行檢驗，即試圖驗證主控/對立的文化解讀模式，認為意識形態的信息總是與主體進行互動后才有選擇性地實現。而研究的兩個基本假設正是來源于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即受眾總是積極主動的，同時認為媒介文本的內在含義始終處于多義語境之下，可以獲得更為多元的解釋，但莫利在研究之后的反思中提出，除了通過民族志方法驗證上述假設的成立之外，更關鍵的問題在于理解上述假設的確切含義是什么以及它們的理論和經驗后果是什么，而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重新對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進行反思。當霍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注意到“所謂受眾研究的一個新的和令人興奮的階段”開始時，他提出了“編碼/解碼”的概念，以便將文本分析和受眾研究結合起來。霍爾從文化研究視角表達出對主體在文本解讀過程中的理解行為如何實現的強烈興趣，希望能從經驗層面獲得檢驗，如何分析和考察在傳播過程中主體對于文本的“理解”和“誤解”的程度，而這種程度的強弱與作為編碼主體的媒介機構和作為解碼主體的受眾具有直接關系。莫利和布倫斯頓根據霍爾的思路，通過對《全國新聞》節目進行的民族志方法分析，檢驗了“編碼/解碼”理論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受眾接受分析的研究重點在于考察生產、復制和消費文化意義的過程，而這也正是霍爾當年提出“編碼/解碼”理論的初衷之一。因此，這項研究成果的學術意義一個重要方面在于實施了對霍爾傳播過程模式的經驗性檢驗，另一個重要方面則在于從方法論變革層面為拓展性地理解意識形態運作機制提供了可能。因此，這項基于“編碼/解碼”理論的受眾接受分析研究重點在于通過考察傳播過程的意識形態作用機制，將研究注意力從媒介文本自身意識形態和制度決定因素轉移到對于受眾自身所承擔的文本意義解讀角色的構建。這導致了對進行“對抗性解讀”的受眾的關注，也由此對主流意識形態理論、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和政治經濟學方法等涉及傳統意識形態霸權主義的理論產生了觀念層面的質疑。可以說，莫利和布倫斯頓的研究在驗證“編碼/解碼”理論，駁斥媒介或文化霸權的理論時，對積極受眾的解讀自主性提出了一些*具理論張力也*富爭議的觀點和主張。當時，與莫利受眾民族志研究并行的是占主導地位的結構主義意識形態文本分析方法，即基于心理學視角，以意大利精神分析學者勞拉??穆爾維“凝視理論”為代表的“屏幕理論”傳統，而莫利認為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對其進行了廣泛的解構。作為后結構主義的一部分，莫利和布倫斯頓將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德國伊瑟爾接受美學、美國蘇萊曼和克羅斯曼的文學“讀者反應理論”相互結合，同時參照了意大利埃科符號語言學的“讀者的角色”理論，對文本和受眾的關系進行了另辟蹊徑的綜合分析。他們提出，“類型化受眾”是一組隱含的假設，可以在文本的結構中檢測到，這些假設使得傳統觀念上封閉和靜態的文本意義體系從根本上變得開放和不穩定，意義的闡釋取決于“真實受眾”的實際解釋貢獻。因此，正是在這種文本與受眾相互界定的概念下，莫利和布倫斯頓將文化批評和精英文化理論運用到大眾文化研究中，重新討論了意識形態文本意義與實際受眾文本解讀行為之間的關系。通過本項研究產生了新的理論認知，其中*主要的認知之一就是利用民族志方法分析了受眾在面對媒介意義過剩時的選擇性反應。因此，莫利和布倫斯頓想要構建一個更具廣泛意義的受眾概念――積極的受眾，即主體可能會如何處理文本，以便使得傳播過程的關注重點從媒介內容生產者轉向受眾。莫利和布倫斯頓認為，對于受眾研究來說，“主體性”到底是文本的屬性，還是研究者的想象，或是受眾行為的一種預測形式，是需要在經驗上進行證偽的，因此，這項研究充分顯示出對霍爾受眾接受研究觀點的認同。莫利認為，霍爾創立“編碼/解碼”理論模式并非將對抗性、協商性和主控性三重解讀模式等而視之的，而是具有鮮明的激進主義立場，其堅持認為主控性閱讀，即主控性意識形態閱讀無疑是意義詮釋的主流方式，文本分析始終應當基于其內在的主流意識形態意義，而不是多數研究者所認為的，或者在一種平均主義觀念下認為的“協商性”解讀。因此莫利認為，如果霍爾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文本的意識形態分析在受眾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討論空間。另外，這項研究充分地表明了研究中“文本語境”的重要性。莫利認為，如果不能將文本的解讀置放于其存在的語境中進行分析，那么就無法對意義的解讀行為進行充分洞察。受傳統的結構主義語言與意義理論的影響，文本內容分析被局限于解釋主流意識形態如何對主體實現直接定位，它將文本分解成原子式的結構組成，而忽略了它們彼此之間關系的連接。而根據莫利和布倫斯頓的研究觀點，“文本語境”才是賦予文本以意義的東西。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文本分析需要放棄這樣一種假設，即在意義的解讀和詮釋中，不應將注意力全部聚焦于文本中重復出現的“意象的整體模式”，而應當回到那些關注文本內部和周圍各種有可能影響和刺激文本意義生成的多重結構性要素之上。正是在這一點上的轉向，使得文本分析開始遠離機械的主流意識形態定位機制，同時也將受眾研究的意義指向轉化為如何找到更好的理解方式來闡明意識形態運作機制的微觀和宏觀層面的分析，而不是放棄任何一方，轉而支持另一方，即研究不應該陷入將微觀考察等同于單純的具體經驗，或將宏觀分析等同于抽象或理論的陷阱。這項研究自面世以來，一直處于激烈的理論辯論與爭斗之中，以詹姆斯??柯倫、約翰??科納、格雷格??菲羅和戴維??米勒為代表的眾多學者對該項研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和學術質疑，而其中*大的爭論在于如何對待和處理主流意識形態對于文本意義的控制力。正如這本著作所做的，在征得文章作者同意的前提下，莫利和布倫斯頓將科納等人尖銳的批評性文章收納于本書之中，構成了第三部分。這種行為一方面體現出莫利和布倫斯頓良好的學術涵養和開放性的學術態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文本意識形態研究問題層面的復雜性。莫利等人即使堅決捍衛自身的學術立場，但也不得不承認在意識形態問題研究中多重范式之間存在的張力關系，任何一種將意識形態問題進行絕對化或者相對化的做法都有可能將對這一復雜機制的詮釋引向本質主義的尷尬境地之中。莫利和布倫斯頓所開創的受眾民族志研究被科納、柯倫等研究者描述為“新修正主義”（New Revisionism），批評者言辭之間充滿了對這項研究在理論領域創新性的疑慮和諷刺。批評者認為，作為大眾傳播的分析范式，接受分析研究并不是原創性的理論突破，而是相當于將既有的多元主義以及“使用與滿足”理論進行了重新包裝，只不過是完成了“新瓶裝舊酒”的工作。莫利對于柯倫等人的質疑進行了堅決反駁，認為受眾接受分析研究并非一種理論的“翻新”，而是在特定的研究歷史語境下對受眾研究領域的重新理解，特別是對受眾“主體性”的重新定位，能夠讓我們重新對社會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進行再度審視，而他們這些所謂“新修正主義”研究者們工作的創新性意義也正是在這個層面得以獲得合法性的。例如科納認為，莫利等人的受眾研究過于重視微觀文本意義的消費過程，因此淡化甚至回避了媒介意識形態的權力機制問題，這種新的受眾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相當于一種“社會學的寂靜主義”，即在研究過程中，對微觀文本意義上的消費行為的洞察取代了對媒介與社會宏觀結構互動機制的分析。莫利認為科納的觀點是有問題的，因為其存在這樣的理論假設：含蓄地把宏觀等同于現實，而把微觀等同于表象的領域。因此在莫利和布倫斯頓看來，科納等人的觀點沒有合理認識到宏觀/微觀、真實/瑣碎、公共/私人、男性/女性不同劃分之間的邏輯關聯，而這正是莫利這些“新修正主義”研究者所關注的核心部分。因此，莫利等人認為科納在理論上機械地使用了一個充滿本質主義色彩的“宏觀結構”概念，它是根據預先給定的結構來實現概念化的，而不是在正確的意義層面上使用吉登斯的“結構化”過程，即其并沒有注意到社會宏觀結構只能通過不同結構層面的微觀權力運作才能得到構建和生成。然而，盡管對柯倫等人的質疑和批判持有保留意見，但莫利和布倫斯頓仍然客觀公正地對待了批評者的意見。莫利同意柯倫的看法，即受眾接受分析研究盡管充分肯定了主體解讀的主動性，但這種解讀并不是不受約束的，文本主流意識形態意義仍然具有相當的獨立性，承認“積極的受眾”存在盡管體現出對于意識形態簡單效果或主流意識形態模式的挑戰，但這并不代表可以不顧其影響而走向后現代的多元主義的純粹符號化民主。莫利和布倫斯頓認為，文本的不同意義之間盡管存在著抗爭和角力，但受眾重新詮釋意義的能力很難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能力相提并論，后者仍然主導著受眾解讀文本的意義走向。正如伊恩??昂所指出的，“問題在于，盡管受眾可能以無數種方式積極地使用和解讀媒介文本……但如果樂觀地把主動性等同于無所不能，那就大錯特錯了”。可以看出，莫利和布倫斯頓的研究充分驗證了受眾主體性對于文本意義詮釋的作用，也對意義的多元場域結構進行了證實，但他們認為，如果為了強調文本多元意義而去積極擁抱相對主義，那就墮入了一種“符號學民粹主義”的窠臼之中。莫利認為，不應當將他們的研究與當時美國文化研究中的樂觀主義等同起來，即認為媒介統治是軟弱和無效的，因為人們創造自己的意義和樂趣。在莫利和布倫斯頓看來，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認為來自多元類別的亞文化群體能夠完全自由地構建其行為意義，是天真的理想主義。但是，由于這種客觀的分析態度很容易被判定為消解主體性的保守意識形態，因此往往陷入“符號學民粹主義”的指責之中。因此，莫利提醒必須要審慎地對待意識形態問題，認為“符號學民粹主義”模型理解社會文化意識形態機制運作層面過于樂觀，因為在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物質條件和資源的所有權和分配權是媒介話語獲得的主要決定條件。這一觀念與霍爾一脈相承，后者認為，文化領域本身就是一個由權力和差異構成的關系領域，其中一些元素處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些元素則處于邊緣位置，但這種結構性的位置并不是永久固定的。對于莫利和布倫斯頓來說，處理意識形態問題應當采取一種具有理論張力的方式。受眾民族志研究的價值在于重塑意識形態體系，以便更好地呈現這一問題的實際多樣性和復雜性，但要注意的是不要因此而陷入一種絕對個人主義的傾向之中。如果民族志方法重視關注社會意識形態運作機制的細節，那么應當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整體性資源背景中去考察不同場域的特定運作策略，即必須在文化和政治相互交織的更大系統性背景下解釋這一問題。因此，意識形態問題研究既不能停留在虛無的符號學民粹主義之上，同時也不能毫無顧忌地回歸原教旨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本書的翻譯實踐層面，譯者參照了美國學者佳亞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對于雅克??德里達著作《論文字學》學術翻譯的理念和方法。斯皮瓦克曾在《作為文化的翻譯》一文中對精神分析學家梅拉尼??克雷因的“嬰兒與母語生產”觀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認為，“梅拉尼??克雷因提出，翻譯的工作是一種不斷穿梭的運動，也就是一個‘生命’。人類嬰兒抓取某一物，然后抓取許多物。對一個無法區別于內部的一個外物的這種抓取構成了一個內部，在兩者間往返，通過所抓取的物而把每一物編入一個符號系統。人們可以把這種原始的編碼稱作‘翻譯’”。而如果“讀者……把翻譯的不斷的穿梭運動翻譯成被閱讀的東西,一定對再現的技巧和‘容許的敘述’――克雷因語――有了*親密的了解，而這些正是一種文化的本質，讀者也一定對事件假定的原文負有解釋的責任”同①.。根據斯皮瓦克的觀點，學術翻譯是將原文的生命通過譯文進行延續的過程，如果傳統翻譯將固定性語言規則和社會背景的“語境”視為翻譯標尺的話，那么斯皮瓦克則認為語境只有相對的穩定性，總是充滿著意義的“潛在生成力”，原文語境所留下的“罅隙”正是為“他性”提供了介入的通道，以使那些看似穩定的語境得以獲得異質的意義填充，這就意味著原文的生命之所以得以延續，必須要在“可譯”與“不可譯”之間取得兩者之間的張力平衡，或者說在跨越意義的場域轉換過程中重新構建一個“差異系統”，而這個差異系統就是譯文對于原文的承接與延續，也正是學術翻譯所要探究和發現的關鍵之處。斯皮瓦克在對《論文字學》的翻譯過程中充分體現了上述理念，她自身的學術思想和批評理論觀念也皆始于此項工作，尤其是其為此撰寫的英譯本前言，她的女權（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解構實踐也由此找到了學術思想史的邏輯起點。因此，依據斯皮瓦克這些開創性的學術翻譯觀念和實踐，譯者在本書翻譯過程中確立了兩個層面的指向：一是通過對于戴維??莫利受眾民族志研究思想和方法盡可能深的介入，堅持在學術史發展脈絡中回溯原著的學術觀念始源和流轉進程，以求盡可能地“客觀再現”其生成場域和思想原貌；二是希望在一種探索式的翻譯過程中能夠找到原文中那些或隱或現的“罅隙”，通過意義闡釋與重構用“異質化”的認知對其進行填充，以求能夠從延續和傳承角度為這一經典學術文本的意義流動提供一些可能的現實走向。盡管這兩個層面的目標實現起來困難重重，特別是后者更對翻譯人員的學術視野和研究素養提出嚴格的要求，但正是這些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才能夠真正體現出對這一經典文本的尊重與負責，同時這也是譯者所希望達到的翻譯目標和在學術研究實踐中保持的行進方向。作為西安外國語大學出版基金資助項目，本書的翻譯工作得到了陳衛星教授、郭建斌教授、王天定教授等多位專家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他們為譯者提供了大量學術著作研譯工作的具體指導。我曾經的同事現陜西師范大學張建中教授多次和譯者一起分析討論，為翻譯工作提出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意見。2016年在美國交流時，時任林登州立大學國際教育事務總監的特拉沃??巴斯基（Travor Basky）先生積極協助我與戴維??莫利教授進行溝通，并針對翻譯中涉及的語言、文化的觀念沖突等問題給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編輯翟江虹女士從譯著選題、內容規劃、翻譯規范、體例編排、出版流程等方面提供了大量高度專業化的建議和幫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由于譯者的學識水平和語言能力所限，譯文中肯定存在著一些誤譯、錯譯或者與原文存在出入的地方，在此也誠懇地希望閱讀本書的各位專家和讀者隨時提出批評指正，以便及時校正。
《全國新聞》:電視與受眾研究(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 作者簡介
戴維·莫利 現就職于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的“媒介、傳播與文化研究中心”（MCCS），任資深教授。主要研究興趣涉及受眾/媒介技術研究、文化地理學和全球化流動等領域。作為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重要成員，他師承斯圖爾特·霍爾并與之合作，基于著名的編碼/解碼模型開展了實證性研究，開創了人類學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在受眾與媒介技術研究中的全新應用。 主要代表作有《電視、受眾與文化研究》《傳媒、現代性和科技》《身份空間：全球媒體、電子景觀和文化邊界》《傳播與流動：移民、手機與集裝箱》等。另外，作為霍爾的學生和研究者，他主持及參與編輯了前者的大量著作和論文集，主要包括《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對話》、《基本論文集》（第一卷《文化研究的基礎》；第二卷《身份與移民》）等。 戴維·莫利擔任《文化研究》《歐洲文化研究雜志》《亞洲文化研究》和《電視和新媒體》等多個重要學術期刊的編輯，曾在澳大利亞、中國、法國、墨西哥、西班牙、瑞典和美國等多所大學任客座教授/研究員，作品已被翻譯成22種語言。 夏洛特·布倫斯頓 早年在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獲得博士學位，現任英國華威大學電影電視研究系教授，米德蘭電視研究機構成員。主要學術興趣集中于倫敦城市電影和犯罪電視劇研究。 主要代表作有《電視城市》《倫敦變遷：憂郁的注腳》《女性主義：家庭主婦與肥皂劇》《法律和秩序：英國電影協會的電視階層化》《電影中的倫敦：1945年以來的城市影像化》等。 布倫斯頓教授曾作為訪問學者在杜克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斯德哥爾摩大學、昆士蘭大學、南加州大學、紐約大學等多所著名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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