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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5409573
- 條形碼：9787515409573 ; 978-7-5154-0957-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內容簡介
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次重大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并首先在廣大農村取得了成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取得成功后，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本書分三編介紹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并在很后作了綜合分析，以幫助讀者概括地了解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和一些共同性規律
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目錄
總序
創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前言
**編 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
**章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1949-1957年）
**節 沒收官僚資本，完成土地改革，統一財政經濟，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中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產生
二、在全國范圍內完成土地改革，變地主所有制為農民所有制
三、統一全國財政經濟體制，穩定市場物價，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
第二節 三大改造的勝利完成，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確立
一、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
二、有區別、有步驟地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三、三大改造高潮的出現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
第三節 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以計劃體制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的建立
一、對重點建設進行集中統一的管理
二、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
三、實行直接計劃與間接計劃相結合的計劃管理制度
四、建立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渠道的商業流通體制
五、從分散走向集中的勞動工資體制
第四節 “一五”末期經濟體制的弊病，改革的初步方案
一、“一五”末期經濟體制的主要弊病
二、黨中央對經濟體制弊病的覺察
三、改革的初步方案
第五節 評價
第二章 “大躍進”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1958-1960年）
**節 “左”傾錯誤思想的發展，“大躍進”初期經濟體制的急劇變革
一、輕率地發動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二、過急過快地對殘存的私有制進行改造
三、盲目地下放管理權
四、在國民經濟管理混亂的情況下擴大企業管理權限
第二節 對“左”傾錯誤的初步覺察，經濟體制的局部變動
一、理論和政策上的檢查和探討
二、糾正經濟體制上“左”傾錯誤的若干措施
三、廬山會議后期的“反右傾”運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反復
第三節 評價
第三章 調整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1961-1965年）
……
第二編 部門經濟體制改革
第三編 地區經濟體制改革
結束語
附錄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大事年表（1949年10月至1983年6月）
展開全部
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節選
**章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 (1949—1957年) **節 沒收官僚資本，完成土地改革，統一財政經濟，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中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產生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 在中國人民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即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的報告，全面地分析了革命勝利后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明確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應當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闡明了國內各種社會經濟成分以及它們的發展趨勢,指出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提出了黨對各種社會經濟成分所必須采取的方針和政策。毛澤東同志特別指出：中國的現代性工業中*大和*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手里，必須接管帝國主義在華的資產，沒收官僚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使人民共和國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對私人資本主義，在革命勝利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既要盡可能地利用其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又要對其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對占國民經濟總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32—1433頁。]。這個報告和毛澤東同志在同年6月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在新中國成立后曾經起了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奠定了政策基礎。 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要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他并且指出：“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 同上，第1435—1436頁。] 隨著各大城市的先后解放，人民政府根據黨中央的方針，廢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收回了長期被帝國主義把持的海關，管制了對外貿易,實行了外匯統一管理。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在華資產，在日本投降后已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所接管，在解放戰爭勝利進行過程中，人民政府將其作為官僚資本陸續加以沒收。到全國解放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企業還剩下1000多家，主要是屬于英、美壟斷資本集團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政府對這些企業進行了監督和管理。針對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特別是針對美國政府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后悍然宣布凍結中國在美國管轄區內的公私財產的無理行動，中國政府宣布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其他外國在華的企業，由于人民政府取消了帝國主義的特權，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以后，大都陷于癱瘓狀態。有些企業經營不下去了，申請歇業；有些企業的外國資本家自行放棄經營；有些企業自動轉讓給中國企業，以抵償它們在中國的債務；有些企業則由中國作價收購。這些被中國政府管制、征用和收購的企業，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組成部分。 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的工作，是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軍而陸續完成的。沒收官僚資本，主要是沒收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財產。新中國成立前夕，官僚資本約占全國工業資本的66%左右，占全國工礦、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擁有219個工礦企業，掌握全國鋼鐵產量的90%（解放前*高年份1943年為92.3萬噸），煤炭產量的33%（解放前*高年份1942年為0.62億噸），發電量的67% （解放前*高年份 1941年為60億度），水泥的45%（解放前*高年份1942年為229萬噸），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屬的生產。官僚資本控制著全國的金融機構和鐵路、公路、郵電、航空運輸以及44%的輪船噸位，還有十幾個壟斷性的貿易公司。 官僚資本是舊中國的一種反動的生產關系，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1949年4月25日公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中明確規定：“沒收官僚資本。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來水和農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I960年第1版，第 1459—1460 頁。 ]人民解放軍每解放一個城市，就立即進行沒收官僚資本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沒收了以前在國家經濟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全部官僚資本企業，包括大銀行、幾乎全部鐵路、絕大部分黑色冶金企業和其他重工業部門的大部分企業，以及輕工業的某些重要的企 業。到1949年年底，人民政府沒收的工業企業一共有2858個，擁有產業工人75萬多人。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了《關于沒收戰犯、漢 奸、官僚資本家與反革命分子的財產的指示》，沒收了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財產。同時，中央人民政府還發布了《關于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對隱匿在一般私營企業中的官僚資本的股份，進行了清理。 沒收官僚資本，把官僚資本所有制的經濟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經濟，這就構成了國營經濟的*主要的部分。它是新中國在經濟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由于沒收了官僚資本，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力量壯大了起來。 據統計，1949年，國營工業在全國大型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為41. 3%。國營經濟已擁有全國發電量的58%,原煤產量的68%,生鐵產量的92%,鋼產量的97%,水泥產量的68%,棉紗產量的53%。國營經濟還掌握了全國的鐵路、郵政、電信和大部分的現代交通運輸事業。 人民政府沒收全部官僚資本以后，在企業內部又進行了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使之從實質上轉變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這部分*為集中的、*大的和*主要的資本轉到了人民政府手里，就使國家掌握了全國的經濟命脈。 中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產生和建立，除了主要靠沒收官僚資本以外, 還有另一個來源，就是在革命根據地時就已產生的公營經濟，不過它的比重不大。*初在革命根據地中出現的公營經濟，是為了革命戰爭的需要，由根據地中的軍民用自己的雙手建立起來的。早在1927年，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就有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營經濟。這主要是為戰爭服務的一些軍用工業，如兵 器、彈藥、被服、煉鐵等；也有一些民用工業，如煤炭、鹽，以及紡織、造 紙、皮革等。此外，還建立了強有力的公營商業和銀行。這些公營經濟，對支援革命戰爭、滿足根據地人民需要、促進經濟發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在幾次革命戰爭時期建立的邊區政府和解放區人民政府，通過領導公營經濟, 取得了一些管理經濟和建立經濟體制方面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管理干部。 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以及小生產者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經濟來說，居于領導地位，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起著主導作用。 二、在全國范圍內完成土地改革，變地主所有制為農民所有制 在舊中國，占農村人口總數不到10%的地主、富農，占有土地70%— 80%。他們憑借著這種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殘酷地剝削、壓迫農民。而約占農村人口總數90%的貧農、雇農和中農，終年辛勤勞動，卻不得溫飽。這種封建土地制度是中華民族被侵略、被壓迫、陷于貧困落后的根源之一，是中國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富強的基本障礙。廢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民主革命階段的一項基本任務，必須徹底完成。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解放戰爭時期, 在老解放區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全國解放以后，在新解放區繼續開展了這一運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要“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地改革的決議，并將這項決議提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討論通過。接著，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農民協會組織條例》等文件。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采取了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這場消滅封建剝削土地所有制的土改運動，到1952年9月已基本完成。在中國大陸上除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外，普遍實行了土地改革。全國大約有3億人口的農民分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700億斤糧食的地租和其他一些繁重的勞役。這就激發了農民空前未有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土地改革的徹底實現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并為以后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統一全國財政經濟體制，穩定市場物價，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 1949年，中國人民革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面臨的財政經濟形勢是極為困難的。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和長期的戰爭，使工農業生產受到很大破壞。1949年與1936年比較，工業產值下降了一半（重工業下降70%, 輕工業下降30%）；農業產值大約下降了25%,糧食產量下降了 20%左右, 棉花產量下降了 40%。為了肅清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大陸上的殘余勢力而進行的大規模的革命進軍，使得戰線延長，支出日益增大，軍費開支占到全國財政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新解放的地區，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大批人員采取了“包下來”的政策，需要人民政府保障他們的生活供應。到1950年年初，連同老解放區的公務人員一起，共達900萬人。許多重點工業企業和交通運輸企業的恢復和重建，也要有財力、物力的巨大支持。因而，1949年國家財政收支出現了 2/3的赤字。為了維持財政支出，國家不得不增發貨幣。加上私人投機資本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全國除東北外，各地物價均處于劇烈上漲的局面。 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全國曾出現四次很大的物價漲風。以上海市為例，從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批發物價上漲了約20倍。 物價劇烈上漲，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給社會經濟帶來了很大的混亂。所以，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必須首先穩定物價。 穩定市場、控制物價工作的重點在大城市，首先在上海。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主要基地。上海經濟穩定下來了，就可能穩定全國的經濟。當時，上海解放不久，全市面臨著的形勢是：敵人封鎖，物資調運困難，資本主義勢力乘機大肆進行投機活動，市場物價猛烈上漲，幣值不斷下跌。人民政府只存有可供半月用的大米，7天用的煤炭和不足1個月用的棉花。主要行業的工廠只有1/4開工，任務普遍不足。很明顯，克服上海的財政經濟困難要依靠全國的支援；同時，上海也要支援全國，要依靠上海的經濟實力來克服全國的財政經濟困難。 陳云同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1949年7月到達上海，進行調查研究, 探討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的途徑。同年8月，在上海召開了有5個大行政區主要領導干部參加的財經工作會議。會上，確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戰爭徹底勝利和維持新解放區、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穩定的方針；并著重研究了統一財政經濟體制、控制市場物價的問題，提出了實施的方案和步驟。會議決定: 調動全國的財力、物力來穩定城鄉市場，控制物價；掌握糧食以穩住城市, 掌握紗布以穩住農村，制止投機資本家興風作浪。 穩定物價的斗爭，是人民政府與工商業資本家特別是不法資本家爭奪對市場的領導權的斗爭。國家首先在城市中積極恢復和發展國營工業，建立和發展國營商業，在農村積極建立和發展供銷合作社，加強對工農業產品主要是糧食和棉花的收購、調運工作，掌握工農業產品以保障市場的物資供應, 并著手建立市場管理制度，采用行政措施和經濟力量相配合的方法，堅決打擊投機勢力。人民政府對穩定物價，主要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實行金融管理。人民政府在建立、健全社會主義金融體制的同時，發動群眾反對銀元、黃金和美鈔的投機，公布了金、銀、外幣的兌換價格和管理辦法。在上海，封閉了金融投機大本營“證券大樓”[ 上海解放后，投機資本家以"證券大樓”為指揮部，利用幾千部電話和專設的對講電話，和分布在各處的據點進行聯絡。一些銀元販子到處造謠，在10天左右的時間內將銀元價格哄抬了兩倍。 銀元的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上海5月28日解放，到6月9日，13天內物價就上漲了2.7倍, 黃金價上漲了 2.1倍。]，依法懲辦了操縱市場、破壞金融的首惡分子200余人。在北京等地區也懲辦了一批投機倒把分子。同時，加強了對私營金融機構的管理，將它們放在國家銀行的控制之下，制止其金融投機活動。 第二，建立強有力的國營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系統，控制主要商品。穩定市場、控制物價，主要是國家要掌握足夠數量的糧食和紗布等主要商品。這樣，國家就可以通過拋售商品來打擊投機活動。為此，人民政府加強了對主要工農業產品的收購和調運工作，實行了對外貿易的統一管理，聚集了大量的物資。當時，國家掌握了大批糧食，并控制了煤炭供應量的70%,棉紗的30%,棉布的50%,食鹽的60%。這是打擊投機、穩定物價的物質基礎。在幾次物價上漲時，國家抓住時機，集中力量大量拋售物資，使物價下跌，給囤積居奇的投機分子以沉重的打擊。在市場物資有余的情況下，國營商業企業又將物資收購進來，以壯大國家的經濟力量，保障對市場的領導權。同時, 又對私營工商業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生產經營活動，執行了正確的扶持政策。對私營工業實行加工定貨，對私營商業規定合理的批零差價；當私營工商業資金困難時，除了訂貨收購預付貨款外，還由人民銀行辦理貸款，以維持其資金周轉，繼續生產。 第三，加強市場管理。國家公布了工商業登記辦法，未經核準者不得開業。建立交易所，要求主要物資集中交易。實行市場價格管理，保護國營牌價不受破壞。管理物資采購，使大量物資采購置于國家監督之下。取締投機活動，對投機分子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對正當工商業者予以保護。 這幾次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的斗爭，是在全國財力、物力實行了統一調配的情況下進行的。國家既運用經濟力量，又加強行政管理，有力地打擊了投機活動，穩定了物價，從而鞏固和發展了國營經濟，并為以后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為了確保物價的穩定、爭取財政經濟情況的好轉，還必須從根本上采取措施，實現財政收支、信貸進出、物資供需的三大平衡。而當時在財政經濟工作上實行的“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體制，與實現這一任務有著很大的矛盾。“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體制，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各個革命根據地或解放區被敵人封鎖、分割的條件下實行的，是適合當時情況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面臨著巨大的財政經濟困難，這種分散經營的體制，便不利于在全國范圍內集中財力、物力，實現財政、信貸、物資的平衡；不利于戰勝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資本主義的投機活動，以盡快地恢復國民經濟。因此，實行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是當時克服困難、爭取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需要，是關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權能否鞏固的大問題。陳云同志指出，實行統一管理雖然會使地方遇到一些困難，但困難小，為害亦少，如不統一則困難大，為害也大。 為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重大措施。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二十二次政務會議通過并發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同日，中共中央就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問題向各級黨委發出通知，要求全黨必須用一切方法去保障這個決定的全部實施。決定對統一財政經濟工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統一全國財政收支，使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除批準征收的地方稅收外，所有農業稅（公糧）、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的一切收入，均歸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統一調度使用。 第二，統一全國物資調度。成立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所有倉庫物資統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調度，合理使用，各地國營貿易機關的物資調動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統一指揮。 第三，統一全國現金管理。指定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家現金調度的總機構, 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國家銀行；外匯牌價、外匯調度由人民銀行統一管理。
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作者簡介
本書編者為《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該編輯委員會是20世紀80年代由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建立的專門組織編撰《當代中國》叢書的機構，主要任務是實施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的大規模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工程。主要成果是多卷本《當代中國》叢書，共150卷，208冊，約1億字。1999年，《當代中國》叢書榮獲第四屆中國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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