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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蕩時代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34393
- 條形碼：9787521734393 ; 978-7-5217-3439-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動蕩時代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對經濟感興趣的大眾讀者，經濟學家，金融機構研究人員，金融監管監督部門的政策制定者，金融行業從業者，企1.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方明，親歷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今近半個世紀的繁榮與衰退，還原重大金融歷史現場，泡沫經濟膨脹、泡沫經濟崩潰后金融危機、雷曼兄弟破產、東日本大地震、歐洲債務危機……深挖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根源，反思日本高速增長后的經濟及貨幣政策。 2.比起歐美，我們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經驗教訓。作為和日本毗鄰的亞洲經濟大國，中國和日本在經濟發展路徑和模式上具有諸多相似之處。日本在近半個世紀里所經歷的從繁榮到停滯的經歷，對今天的中國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可以使中國經濟在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過程中，避免重蹈覆轍，從容應對不確定性。 3.原作歷時四年寫成，譯作歷時兩年精心打磨，豐富的參考文獻，詳盡的注釋，通俗的表述，可以幫助普通讀者輕松閱讀大部頭，深入理解文本，讀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理解大形勢，捕捉新機遇。 4.這本書對中央銀行的所有業務所作的全面完整的探討，對于從業者、關心金融體系的經濟學家、金融機構以及金融監管監督部門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5.為中文版特別撰寫序言，誠摯致意中國讀者。
動蕩時代 內容簡介
日本經濟曾因其活力和增長而備受世界羨慕，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崩潰后陷入長期低迷，并在2008年優選金融危機期間進一步下滑。白川方明自1972年入職日本央行，2008年到2013年擔任行長，在這39年的央行生涯中，參與或近距離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長結束后的重大經濟和金融事件，包括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經濟、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2009年歐洲債務危機、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并引發福島核電站核泄露事故，還有圍繞日元升值和通貨緊縮的種種問題。 在這本書中，白川方明帶領我們回顧了那個動蕩的時代，站在貨幣政策決策者角度，以優選視野反思日本經濟和貨幣政策，包括如何管理危機，如何與通貨緊縮、日元升值、經濟低迷做斗爭，如何與政府、政治家、產業界、媒體等的溝通交流，等等。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于當前中國經濟從容應對不確定性、避免重蹈覆轍具有寶貴的借鑒意義。此外，作為一國央行行長，從更高視角對貨幣、財政政策進行解讀，對于普通人讀懂政策制定路徑，理解大形勢，捕捉新機遇，也具有重要啟發。
動蕩時代 目錄
譯者序
中文版序
序章 動蕩的5年
**部分 日本銀行職業生涯的形成期
第1 章 日本銀行職業生涯的起步
1972年入職日本銀行，在這里度過了我職業生涯中的39年，受到了眾多前輩、同事和后輩的關照，學到了重視經濟理論、注重與實務工作者交流，形成了以銀行業務為出發點的思維方式，并體會到了重視全球關系網絡的重要性。
第2 章 泡沫經濟
過去發生的事件作為集體回憶傳承下來，會對這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運行產生重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經濟、其后的泡沫崩潰以及金融危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發生的此類事件。
第3 章 泡沫經濟崩潰與金融危機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崩潰。起初人們并沒有充分認識到沖擊的嚴重性，但很快整個經濟和社會都受到了極大影響。90年代后半期又出現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導致實體經濟衰退。從那時起，以海外學者為中心對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展開了猛烈批判。
第4 章 修訂《日本銀行法》
修訂《日本銀行法》的原動力可以說既有對20世紀80年代泡沫形成原因的反思，也是順應了世界范圍內出現的中央銀行獨立性潮流，更重要的是對大藏省權力過度集中的反感。
第5 章 零利率政策與量化寬松政策
日本短期利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事實上已經降至零，但直到1999年2月才正式實施字面上的零利率政策。2000年8月，在意見分歧相當大的情形下，日本放棄了零利率政策，而由于互聯網泡沫崩潰導致了世界性經濟衰退，日本銀行于2001年3月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
第6 章 “大穩健” 幻象
2004—2007年間出現了全球性經濟繁榮，其特征是高增長率、物價穩定、低波動性，當時的經濟也被稱為“大穩健”。依托良好的經濟表現，政策當局和經濟學家增強了自身對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的自信。*終意識到這是反映世界性泡沫膨脹的虛假繁榮時，已經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
第二部分 行長時代
第7 章 就任日本銀行行長
2008年3月21日我接受了日本銀行副行長任命，同時就任代理行長，約3周后的4月9日就任行長。從就任代理行長起，作為事實上的行長開始了繁忙工作。很快，同年9月就迎來了暴風雨般的雷曼危機。
第8 章 雷曼兄弟破產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事件導致世界金融系統一時瀕臨崩潰，由于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及時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總算避免了*壞事態發生。本章將時鐘暫時回撥到我就任行長之前，從美國房地產泡沫崩潰說起。
第9 章 通貨緊縮輿論的高漲
2009年春季開始全球金融市場狀況發生了變化，金融體系漸漸趨于穩定。與此同時，實體經濟也停止下滑，而回歸到正常增長軌道仍需要時間，其后進入了漫長的“虛幻的黎明”階段。2009年9月，日本國內民主黨政權組閣，11月發布了“通貨緊縮宣言”。
第10 章 日本經濟面臨的真正問題
隨著日本經濟復蘇，圍繞通貨緊縮的爭論有所平息，但總體上還是呈激化態勢。外界要求日本銀行實施大膽寬松貨幣政策的呼聲與日俱增。日本銀行認為，如果不能搞清楚日本經濟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就很難平息這場要求日本銀行實施大膽貨幣政策來擺脫通貨緊縮的無謂爭論。
第11 章 歐洲債務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對日本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危機的起因是希臘大選后新政府公開宣布前政府的財政收支統計造假。之后危機呈波浪式不斷向周邊國家擴散，而且愈演愈烈。
第12 章 “ 全面寬松政策”
2010年10月日本銀行出臺了被稱為“全面寬松貨幣政策”的加強版貨幣寬松框架，以降低“稍長期”利率水平為目的，不僅購買長期國債，甚至破例地開始購買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高風險資產。
第13 章 東日本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下午2點46分，日本發生了本國地震觀測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地震。以三陸海岸為震中的東北地區太平洋海岸地震、其后的海嘯以及福島**核電站事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面臨的*大危機。日本銀行舉全行之力實現了*重要的金融市場穩定并維持了金融系統正常運行。
第14 章 “ 六重苦” 與“ 貨幣戰爭”
我擔任行長的大部分時間里，日元升值都是重要的政策焦點。雖然外界要求日本銀行采取通貨緊縮對策的壓力很大，不過要求阻止日元升值的政策壓力更大。匯率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問題就像“貨幣戰爭”一詞所顯示的，是國際經濟政策討論中的一個重要主題。
第15 章 財政的可持續性
我剛就任行長時，日本就是發達國家中財政狀況*為嚴峻的國家，之后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活動下滑、老齡化帶來的社會保障相關支出增加，以及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巨額財政支出等，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國債占GDP比重持續上升。
第16 章 謀求金融體系的穩定
很多人都是在經歷了泡沫經濟和泡沫崩潰后的金融危機才意識到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性。為防范金融危機，或者是預防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金融失衡”，加強金融機構的監管和監督以及出臺適當的金融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17 章 政府·日本銀行的共同聲明
2012年12月16日，日本眾議院總選舉，安倍晉三率領的自民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在選舉戰中安倍強烈要求政府與日本銀行構建協作框架，實施大膽的寬松貨幣政策。考慮到這一主張獲得了國民絕對支持，以及具有獨立性的日本銀行實現貨幣穩定的使命，在極度痛苦地權衡后，我判斷日本銀行不得不與政府聯合發表一個共同文件。
第三部分 中央銀行的使命
第18 章 中央銀行的作用
前文以日本經濟為中心分析了國內外宏觀經濟方面的種種經歷、中央銀行政策的影響及其所發揮的作用。當然，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這里想重新思考一下中央銀行的作用是什么。
第19 章 非傳統貨幣政策
圍繞貨幣政策運作的尖銳意見對立不僅僅出現在我任行長期間，而是貫穿于我在中央銀行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在制定貨幣政策過程中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特別是在民主社會中中央銀行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第20 章 國際貨幣制度
全球金融危機的經歷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許多地區發生的嚴重經濟動蕩，幾乎都與國際資本流動所引發的問題有關。當前，比起大刀闊斧地改革國際貨幣制度，更具有現實性和重要意義的是各國中央銀行之間加強意見溝通，強化銀行業務方面的合作。
第21 章 “ 失去的20 年” 與“ 日本的教訓”
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日本經濟經常被說成“失去的20年”，且從中總結出“日本的教訓”之一就是泡沫經濟崩潰后中央銀行應該迅速采取大膽的政策措施。但是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很多發達國家就是采取了這樣的對策，卻還是遭遇了與日本完全相同的境況，可見有必要重新審視“日本的教訓”。
第22 章 獨立性與問責制
中央銀行為了適度運作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問責制構成的公共治理框架尤為重要。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貨幣政策時間跨度短期化的壓力無處不在，有必要深入思考獨立性的真正含義。
第23 章 中央銀行組織
在適當運作貨幣政策方面，中央銀行必須得到社會的信賴，這是必不可少的。如何構建一個值得信任的中央銀行，對于實現貨幣價值穩定，乃至經濟穩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終章 永不終結的挑戰
后記
展開全部
動蕩時代 節選
序章 動蕩的5年（節選）就任日本銀行行長2008年3月11日上午9點，我在國會議事堂待命。自民黨福田康夫內閣提名我為日本銀行副行長候選人，任命需要得到國會的同意，并要在參眾兩院常設委員會發表施政演說。在委員會會議室，同時被提名行長候選人的日本銀行副行長武藤敏郎演講之后，我用8分鐘時間讀完了事前準備好的發言稿，結尾是“日本經濟和金融領域正面臨著巨大變局，如果能到日本銀行工作，我將全心全意忠實地履行我的職責”。常設委員會的審議結果出人意料，武藤副行長的行長提名及另外一個副行長提名雖通過了眾議院表決，卻遭到了參議院的否決，兩院均獲得通過的只有我一人。這反映了當時執政黨與在野黨錯綜復雜的相互制衡局面。此前曾看到大眾媒體猜測武藤副行長的晉升可能被否決、由副行長代行行長職務的報道，但還是很難想象現實中會出現中央銀行行長空缺這樣的異常狀態。在福井俊彥行長任期屆滿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8日，內閣提名原財務省高官為行長候選人、日本銀行西村清彥審議委員為副行長候選人。西村的提名獲得了國會通過，而新任行長候選人繼武藤之后再次遭到了否決。我真正意識到作為副行長將代行行長職務是在就任副行長的前幾天。上任的兩天前，我收到了兩位日本銀行前行長的電話鼓勵。一位是第26任行長三重野康，他打電話激勵我：“淡泊名利，堂堂正正地干吧!”另一位是即將退任的福井俊彥行長，記得*真切的一句是：“千萬別感冒啊！”這是對繼任者*實在也*有用的忠告。托老行長的福，5年任職期間我沒得過一次像樣的感冒。2008年3月21日，我在國會議事堂從福田康夫首相手中接過了日本銀行副行長任命書，當時出席儀式的還有官房長官町村信孝、財務大臣額賀福志郎。與在場的朝野兩黨主要成員簡單寒暄之后，我走進了日本銀行大樓。從入職日本銀行的1972年算起，到4年理事任期屆滿卸任的2006年為止，我曾經在此工作了34年，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做代理行長，更沒想到不久后還會作為行長主政日本銀行事務。任代理行長期間，日本銀行決策層處于異常的缺編狀態：行長空缺，審議委員缺一人，定編9名的政策委員會當時只有7名成員。下午6點，我與西村副行長共同出席了就職后的首次記者招待會，并在開場的致辭中強調：“將與日本銀行的理事和職員齊心協力，制定適當的政策，確保順利開展各項中央銀行業務。”在經歷了兩周左右忙忙碌碌的工作交接之后，2008年4月2日晚，我在家里接到了額賀財務大臣的電話，詢問我是否有意擔任行長。6日晚，福田首相正式邀請我出任行長。圍繞日本銀行行長空缺問題，不知道政府內部有哪些議論，不難想象的是，當時嚴峻的國際金融形勢和復雜的政治局面對此產生了很大影響。2008年3月16日，當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縮寫為FRBNY,以下簡稱紐約聯儲）對救助貝爾斯登投行的JP摩根大通提供緊急貸款后，金融市場暫時恢復了平靜，但并沒有完全消除人們對未來的擔憂。有識之士認為，在這樣一種激烈動蕩的全球金融形勢下，面對將于4月11日召開的G7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日本銀行行長空缺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我想我的行長任命應該與這種狀況有關。數周之前我剛剛以副行長候選人身份在參眾兩院常設委員會上進行了施政演說，4月8日，作為行長候選人又在同一個地方發表了演講。次日，參眾兩院通過了我的行長任命，但再次否決了新任副行長的提名。4月9日是異常忙碌的一天。我先是**次以代理行長身份參加了貨幣政策決策會議（以下也簡稱為決策會議），并主持了會議，會議結束后馬上就會議內容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之后立即奔赴首相官邸接受了行長任命，成為第30任日本銀行行長。當年我58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任命的日本銀行行長中屬于比較年輕的，當晚7點半出席了就任行長后的首個記者招待會。為出席G7會議，我于第二天（4月10日）上午趕赴成田機場登機。之前根本沒有時間聽取職員關于G7會議的說明，也完全沒有來得及看相關材料，在飛機上我花了相當長時間閱讀主要的會議材料。此次會議由美國財政部主持召開，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M Paulson）擔任主席，會議主題是全球金融危機對策。之前與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縮寫為FRB，以下簡稱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縮寫為ECB，以下簡稱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英格蘭銀行（英國中央銀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有過交往，但與德國聯邦銀行（德國中央銀行）行長阿克賽爾·韋伯(Axel Weber)、法國中央銀行行長克里斯蒂安·努瓦耶(Christian Noyer)、加拿大中央銀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都是初次見面。自此開啟了長期、持續與各國中央銀行行長溝通和交流的新篇章。5年間的大事件在卸任行長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我在任期間的感受，我的回答是“動蕩的5年”，事實也的確如此。在我擔任代理行長7個月前的2007年8月，美國發生了次貸危機，并以2008年9月的雷曼兄弟破產為導火索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此次危機于2009年春季剛趨于平靜，緊接著2010年又爆發了歐洲債務危機。危機從希臘開始，不久愛爾蘭、葡萄牙相繼被卷入，而后波及了西班牙和意大利。2011年3月11日，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地震后的海嘯、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對日本社會和經濟產生了巨大沖擊。與上述三個突發事件完全不同的是，日本人口動態方面的變化進入加速度階段。日本總人口在2010年達到頂峰，勞動年齡人口則早在1995年登頂后開始下降，任職行長期間正趕上第二次大戰后嬰兒潮一代人進入退休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速度進一步加快。日本政界也出現了大變局。2009年8月30日自民黨在眾議院總選舉中遭遇歷史性敗局，拱手讓出自1955年建黨以來（極個別年份除外）長期執掌的政權，民主黨開始執政。2012年12月在眾議院總選舉中民主黨慘敗，政權再次回到自民黨手中。由于短時間內政權連續更迭，我任行長期間首相和財務大臣頻繁更換，每次出席G20會議都是與不同的財務大臣同行，這在其他發達國家是難以想象的。在這期間，新興市場國家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尤其以中國的經濟增長*為醒目。按市場匯率計算，2000年中國的名義GDP僅為日本的25%，10年后的2010年一舉超過日本，2017年更是達到了日本的25倍。由于能源消費量巨大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大宗國際商品市場價格也出現了幾年前難以想象的快速上漲。如果問我擔任行長期間對于這些大事件及事件背后的含義理解到了什么程度，我的回答是，由于經歷了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的一系列事件，對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的，而現實中全球金融危機的規模和范圍還是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對于歐洲債務危機更是如此，雖然我也曾膚淺地討論過歐元能否持續的問題，但完全沒有想到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危機。說到東日本大地震，我深刻意識到災害發生時及時有效應對的重要性，但與很多人一樣，根本沒有想到震后的海嘯災情和福島**核電站事故。雖然已經意識到快速老齡化和人口減少問題的嚴重性，但在當時并沒有強烈的危機意識。這是一個動蕩的時代！但是不管局勢有多么混亂，或充滿怎樣的不確定性，既然現實如此，就要努力探索和制定*優對策，并必須貫徹執行下去。這不管是對企業、個人等民間經濟部門來說，還是對政府、中央銀行等公共決策部門而言，都是一樣的。對于民間部門來說，左右經營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政策，因此負責政策制定的政府或中央銀行責任重大。同時，政府或中央銀行制定的政策，與當時社會的重大事件密切相關，有時又被重大事件所驅策。本書寫作始末卸任日本銀行行長后，許多政治家、學者、經濟學家和日本銀行的前輩、同事、后輩以及海外中央銀行的朋友都建議我記錄一下行長時代的經歷。的確，近年來出版了不少海外政策決策者的回憶錄，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美國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的回憶錄，描述了他在擁有巨大影響力的高盛投資銀行的經歷，這在其他政策決策者回憶錄中是很少見到的。美國財政部部長蒂莫西·弗朗茲·蓋特納(Timothy Franz Geithner)的回憶錄中，既包括了他擔任紐約聯儲行長的經歷，也包括了如何處理陷入經營困境的金融機構這一不受歡迎而又極其重要的課題，從他直面“現實”的率真語氣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著作基于他對大危機時期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論述了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均面臨極端困難時期的中央銀行政策運作問題，清晰的表述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還有一些也許不屬于回憶錄，如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的著作，在系統梳理國內外貨幣發展史和知名學者的貨幣觀點基礎上，對帶來國際金融危機的理論體系進行了深度評判，視野之廣令人折服。印度儲備銀行（印度中央銀行）行長烏爾吉特·帕特爾（Urjit Ravindra Patel）的書是站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央銀行角度展開的，深思熟慮且直爽的表述讓人產生莫名的親近感。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共事過的海外中央銀行或金融監督監管機構決策者的回憶錄以及回憶錄性質的演講。我對于撰寫行長時代回憶錄的建議并不是完全沒有動心，不過起初卻沒有這個打算。讓我猶豫的理由有很多，*擔心的是被誤解為批評他人或為自己辯護。日本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美國不同，擔任中央銀行行長的很少有人留下在任期間的記錄。也許這也是受到了日本“沉默是金”這一美德的影響。我對有關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的很多主流觀點是不贊同的，在我看來有些觀點脫離了中央銀行的現實。“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在此基礎上，中央銀行應該采取怎樣的行動？”我總是提出這個問題，希望汲取更多社會上的智慧，一點點地接近正確答案。考慮到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的重要性，更需要努力尋找正確答案。為此，我認為首先應該提供討論所必需的信息或資料，這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這樣想來，偶爾由日本銀行行長記錄一下動蕩的5年期間的經歷，也許會有一些價值。20世紀90年代初，為了尋求應對泡沫經濟崩潰后的政策措施，我曾研讀過一些**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泡沫及泡沫崩潰后危機應對的相關文獻，其中，日本銀行井上準之助行長退任后在當時東京商科大學（現在的一橋大學）的系列講義，讓我受益匪淺。本書特色經過深入思考之后，我*終決定開始動筆。問題是怎么寫。上文提到的海外政策決策者的著作通篇充斥著知識性。與眾多學者或政策決策者出版的關于貨幣或中央銀行的著作相比，若要問我這本書有什么特色，那就是本書完全基于我自身的經歷，盡可能選取其中重要的部分展開分析。因此，本書特別關注以下4個方面的問題。**，盡可能從國際視角考察日本經濟以及討論日本的貨幣政策。目前很多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的討論都受到了美國學術界的嚴重影響，許多經濟理論也都是建立在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上的。然而世界是由眾多國家組成的。日本先于其他國家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經濟，90年代以后的泡沫經濟崩潰及此后的金融危機，90年代后半期開始的物價下降、快速老齡化和人口減少問題。我曾經以為這些都是日本獨有的現象，現實卻是世界范圍內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類似狀況。以全球視野分析日本經濟和日本貨幣政策，不論是對日本，還是其他國家，都應該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第二，我的職業生涯幾乎都是在中央銀行度過的，本書充分利用這一優勢，不單分析貨幣政策，甚至覆蓋了中央銀行業務的方方面面。中央銀行的工作不僅僅包括貨幣政策，還包括支付清算系統以及對金融機構的監督監管等多項業務。幸運的是，我在中央銀行的很多部門都有過工作經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以外的業務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而關乎中央銀行的討論往往只關注貨幣政策。鑒于這種情況，我將盡可能全面完整地探討中央銀行的所有業務。第三，以中央銀行行長這一組織領導者的立場講述中央銀行。組織是由人組成的。既然是一個組織，那么組織成員的動機、組織內部之間的隔閡以及支配組織的文化等種種因素都會影響組織決策。就任行長之后，我更加強烈地意識到組織方面的問題，諸如行長與其他政策委員會成員的關系、普通職員的職業道德修養、組織文化的傳承等。我還注意到了其他許多重要的問題，如中央銀行與政府和政治家的關系、與媒體和學術界的關系、與海外中央銀行之間的關系等，這些問題是在我擔任行長之前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本書有意識地加入了這些內容。第四，力爭再現“時代”特征。在實際工作中，即使是在不確定性條件下，都必須及時做出“決策”，當然，什么也不做本身也是一種決策。事后諸葛亮式地評論與當場做出決策有很大差異。但有時“時代氛圍”往往會嚴重影響政策的輿論導向，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時代氛圍”又*容易被遺忘。實際上，“時代”并不是僅靠宏觀經濟數據就可以再現的。我將一邊回顧當時的狀況，一邊利用報紙、書籍等的記錄努力再現“時代氛圍”，希望讀者能夠切身感受到日本銀行是在什么環境下被迫做出的決策。
動蕩時代 作者簡介
日本央行第30任行長（2008—2013年），日本經濟學家。1949年出生，1972年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同年進入日本銀行。1975—1977年由日本銀行公派到芝加哥大學留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回日本后歷任日本銀行信貸機構局信貸機構科科長、計劃局計劃科科長、大分支行行長、審議負責人，2002年就任日本銀行理事。理事任期結束后曾獲聘京都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2008年3月出任日本銀行副行長，2008年4月—2013年3月任行長，為該行第30任行長。2011—2013年任國際清算銀行(BIS)理事會副主席。2013年9月成為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特任教授，2018年9月起至今任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特聘教授。著有《現代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8年）、《泡沫經濟與貨幣政策——日本的經驗與教訓》（合著，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1年）。;.;裴桂芬，教育部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經濟學博士。1983年畢業于河北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于河北大學，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碩士學位，2000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赴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創價大學、加拿大UNBC和美國堪薩斯大學經濟系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兼任中華日本學會、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秘書長，世界經濟學會和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美國經濟學會理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項，重點項目一項；出版專著5部，曾在《世界經濟》《日本學刊》《求是》《證券經濟研究》等期刊發表中、日、英文論文50余篇。;.;尹鳳寶，教育部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教師，經濟學博士。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首都圈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中華日本學會理事。2002年畢業于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系，獲管理學學士學位，2010年和2013年分別畢業于神戶大學經濟學研究科，獲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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