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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精)/謝天佑著作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36793
- 條形碼：9787559836793 ; 978-7-5598-3679-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精)/謝天佑著作集 本書特色
專制主義統治下為何盛行講假話、做違心事？臣民如何通過講假話、做違心事來面對喜怒無常的帝王？為什么說講假話、做違心事的這種性格、語言、心理和行為都是專制主義的產物？古代歷史從來不只有文人生活風雅、美好的一面，朝堂之上的殘酷超乎你的想象。 想要在集權統治下明哲保身，為何要學會“拍馬屁”才行？在這本《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中，你或許可以一窺一二。 本書的部分內容曾納入吉林文史出版社和香港中華書局89年推出的歷史反思叢書系列，30年過去了，我們依然可以感受這本書的魅力，作為一部未定稿的遺著，作者的學術關懷透過文字表露無遺。我們在原書的基礎上，增補了作者后人及學生提供的諸多材料，更為全面展現作者的學術風貌，總的來說，這是一部很有意義的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社會心理研究。 該書創(chuàng)作于特殊的時期，歷史反思的風潮賦予這本書一種難能可貴的基調——歷史與現實的強烈碰撞。作者有極強的時代感，以及不可抑制的憂患意識。他認為，君主是法，君主高于法，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一個根本缺陷，也是君主專制主義的一個致命病根。作者對中國傳統社會專制主義的研究，揭示了它對當時政治文化、臣民心理和人性的摧殘。這個制度本身無法自救。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無論其名號，如果統治者高于法律，不受法律監(jiān)督，那么，專制主義的那個致命病根就依然存在。可以說，這本書觸摸了千百年的歷史神經。 且作者行文流暢，輕快好讀，給予讀者極jia的閱讀體驗，適合大眾閱讀。
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精)/謝天佑著作集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古代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態(tài)史，堪稱古代官場現形記；也是一本史實和評論俱佳的歷史小品。書中以中國古代君臣關系、臣民心理為切口，剖析專制主義的內涵，以批評的筆觸，呈現出專制主義的產生過程、權力結構的確定，以及在這場權力的游戲中臣民心態(tài)的種種表現。 作者著眼對歷史人物和歷史活動的心理刻畫，以讀史札記的形式，分析從先秦至清代君臣間的心機和智術，以及忠臣義土的應對苦心，別善惡，寓褒貶，辛辣精準地揭示了制度之弊如何激發(fā)人性之惡。史論結合，展示了古代朝堂上的生存法則，以及集權政治下的君臣博弈。
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精)/謝天佑著作集 目錄
“史筆千斤重”：謝天佑先生著作集總序
序言
一 無秩序中的秩序
二 主宰一切
三 喜怒無常
四 攀龍附鳳
五 明爭暗算
六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七 時時小心，處處提防
八 做“良臣”，不做“忠臣”
九 苦心支撐，力避嫌猜
十 失掉后臺的改革者
附錄
一 “君主制”與“君主專制”——答洪家義同志
二 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個根本缺陷——讀《說苑.君道》
三 專制主義統治與臣民的心理狀態(tài)
四 陶淵明“猛志”的繼承與變異
五 鄭板橋的怪
后記 謝天佑先生著作集編纂后記
展開全部
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精)/謝天佑著作集 節(jié)選
失掉后臺的改革者：王安石變法始末 作者以改革者為視角，回溯了“王安石變法”的過程，透析其變法失敗的原因，從而揭示古代專制社會改革派（維新派）共有的弊端——以皇帝的支持為變法動因。——編者按 李泌、郭子儀都不是改革派，他們的本領全用在維持局面上。改革派是另一種風貌，他們要向危局挑戰(zhàn)，信心百倍地去解決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但是，在專制主義統治下，改革派和維持派有一個同樣的弱點，都離不開皇帝這個后臺。 當王安石登上歷史舞臺時，宋王朝已處于積貧積弱的困境中。恃才傲物的王安石決心以改變這種狀況為己任。他確實有足以憑借的才識，在未上臺之前，歐陽修、文彥博、司馬光、曾鞏等無不欣賞、稱贊、推崇他。他確實有不怕千難萬險的氣概。北宋朝廷盛傳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提出這樣三句口號：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馬光有意置王安石于社會傳統思潮的對立面，以這三句作為一道“策問”，對謀求“館職”的人進行考試，為此，神宗問王安石說：“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王安石沒有正面回答有無，而是作了不無新意的解釋。他說，陛下“每事唯恐飭民，此即是畏天變”。實際上，王安石確實認為“天變不足畏”，他曾說過：“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他又說：“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言從之，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茍當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他更是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 王安石這樣有膽有識的改革家，在待價而沽，有哪位皇帝敢用他？仁宗慶歷七年(1043)，王安石作《讀詔書》詩曰：“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群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在王安石當了十八年地方官之后，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進京任三司度支判官，他認為向皇帝獻出他的治國方略時候到了，于是于第二年向仁宗皇帝上萬言書，雖然不為暮年的仁宗所賞識，但是，作為改革派的王安石在朝廷內外亮相了。有人預見到王安石將要作為改革派登上政治舞臺，開始造謠中傷他。如洛陽城天津橋上慘聞杜鵑聲，預示不二年南士為相，“專務變更”，天下將亂，又有人假托蘇洵作《辨奸論》，將王安石不倫不類地比作王衍、盧杞，又牛頭不對馬嘴地說什么面垢不洗，衣垢不瀚，“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這預示著王安石登上政治舞臺是挾雷帶電滾滾來，必然要爆發(fā)震撼整個社會的大風暴。 英宗在位四年，正值王安石在江寧結廬守孝，喪期過，神宗即位，天賜良緣，王安石遇到了支持他變法的皇帝。 王安石出眾的才學和治理地方的政績，使他已名噪社會，當時士大夫“恨不識其面”。神宗在做太子時不僅有所聞知，而且還讀過他的《萬言書》，欣賞他的才干，“想見其人”。所以，神宗即位第二年，授王安石翰林學士，“越次入對”，神宗本以唐太宗為榜樣，王安石認為唐太宗不足學，“當法堯、舜”。王安石心目中的堯、舜是什么樣子，只有王安石自己知道。不過，王安石的話使神宗擴大了眼界，從而使神宗感到王安石抬高了他的身份。所以，神宗謙和而又充滿希望地說：“卿可謂責難于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隨即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兼新建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副主管。王安石向神宗推薦呂惠卿，開始推行新法。 王安石變法堅持了十六年，變法的內容廣泛，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均輸法、市易法等。漆俠教授將王安石變法的全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自熙寧二年(1069)初王安石執(zhí)政到熙寧五年(1072)夏行市易法之前，是為**個階段。在這階段中，反變法派圍繞著青苗、免役兩法向變法派進攻，形成變法斗爭的**個大浪潮。對變法猶豫、不堅定的分子，或放棄自己從前的主張，或離開變法派，從側面或跟反變法派一道向變法派進攻。但斗爭的結局卻是：反對派遭到很大的失敗，變法改革得以廣泛地進行。自熙寧五年(1072)行市易法到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罷相，是為斗爭的第二階段。在這階段，改革愈益深入，宋封建統治力量(對內對外)已有所加強。宋的北方敵對力量遼國因宋加強邊防實力而故意挑起釁端，要求‘議界’，反對派趁著這個有利的機會，并同大商人和皇親貴戚結成聯盟，向變法派發(fā)動了兇猛的攻勢，形成了反變法斗爭的第二個大浪潮。變法派抵擋住了內外敵對力量的聯合進攻，維持住了變法改革的局面。但在這個猛烈的打擊下，變法改革顯現了停滯，變法派內部則因而日趨分裂，*后王安石罷相，離開政府。自熙寧九年(1076)底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到元豐八年(1085)春宋神宗去世，是為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宋神宗成為變法改革的指導者，雖然還繼續(xù)執(zhí)行以前的改革，但前此改革中的若干積極因素(如抑制豪強之類)大為縮小，單純?yōu)榱藵M足國庫收入的措施增多，兩次對西夏斗爭的巨大損失，更給局部地區(qū)人民帶來更多的痛苦。變法改革的*初動向至此發(fā)生了逆轉。反變法派更由此取得廢除變法改革的種種借口。 王安石上臺推行新法，過去稱贊他的人改變口氣攻擊他，過去攻擊過他的人變本加厲了。 富弼，仁宗、英宗兩朝宰相，神宗即位優(yōu)之以禮，他教神宗以權術御臣說：“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神宗問到邊事，他回答說：“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并不完全聽他的，但仍任他為相。當變法開展后，富弼就對神宗說，“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這必定是“小人獻說于陛下”，大凡“小人”都喜歡“生事”，從“生事”中得到自己要得到的東西。若是朝廷“守靜”、遵“常法”，“小人”。怎么會有機可乘呢？把力主變法的王安石罵為別有用心無事生非的“小人”。 唐介，在仁宗、英宗兩朝有“直聲”，神宗即位任參知政事。由于神宗信任王安石，委以大權，事事讓王安石參與決策，唐介說，假如是這樣，“則是政不自天子出”，即使“輔臣皆忠賢”，也是“擅命”，假如用非其人，“豈不害國”。皇帝*忌文臣“擅命”，唐介偏偏用這一著，挑撥王安石與神宗的關系。 呂誨，神宗時任御史中丞；更是赤膊上陣上疏專攻王安石，說他是“外示樸野，中藏巧詐”，并羅列王安石十大罪狀,聳人聽聞地說：“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 范純仁，范仲淹子，多次向神宗進言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又說：“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建議退王安石，重用“稱疾家居”的富弼。 魯迅先生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寫道：“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王安石出場實行變法，面對的是反對、謾罵、攻擊、造謠、中傷，其勢洶洶，如沒頂的惡浪。當時，幾乎所有的重臣、社會名流都卷入圍剿王安石的潮流，除上面已提到的富弼、唐介、呂誨、范純仁外，還有歐陽修、司馬光、張載、張戩、程顥、文彥博、韓琦、范鎮(zhèn)、蘇軾、蘇轍等人。司馬光說：“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zhàn)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王安石在統治集團上層異常孤立，真有“必欲力戰(zhàn)天下之人”的局勢，這樣的局勢，王安石的勝敗取決于一人，神宗支持他，他就能在朝廷上以少數壓倒多數，若失掉神宗的支持，就會為多數所壓垮。 王安石之所以能開展變法運動，主要是因為神宗不信上面所提到的富弼、唐介、呂誨、范純仁等人的讒言，信任王安石，給以重用，給以大權。神宗愈是重用王安石，王安石便愈是握有大權，變法運動便愈是深入開展，反對派對王安石和他的新法也愈是忌恨、攻擊、謾罵，愈是要離間王安石與神宗的關系。他們先是一般地泛泛地攻擊，后來，他們是有重點地攻擊某一項改革，例如在**階段，他們曾集中力量攻擊青苗、免役兩法。 知通銀臺司范鎮(zhèn)攻擊青苗錢是“盜跖之法也”。神宗將韓琦疏出示給王安石等人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神宗以韓琦的話而疑惑，王安石因神宗的動搖而“稱疾不出”。翰林學士司馬光為神宗起草批答，私自加上“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等語。王安石見此語，“即抗章自辯”，神宗“手札慰安石”說：“詔中二語，失于詳閱，今覽之甚愧。”神宗一方面挽留王安石，另一方面又“欲大用司馬光”。神宗為此訪王安石。王安石認為，司馬光盡講有害于新法的話，所交往的盡是反對新法的人，陛下“欲置之左右”，參與朝廷決策，“是為異論者立赤幟也”。 然而，神宗在未聽王安石意見之前，已任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力辭說：“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免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神宗“諭執(zhí)政罷青苗法”，這時王安石求退家居，曾公亮、陳升之準備“奉詔”，趙抃說：“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司馬光不肯上任，王安石又出“視事”，因此，青苗法得以不廢。 神宗看了韓琦疏，始疑青苗法不“利民”而是“害民”，表揚韓琦，實際上是貶了王安石，王安石因此求退。神宗一方面對王安石表示挽留，另一方面未等王安石出來視事，就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下令罷青苗法。假如保守派的旗幟司馬光上臺，王安石下臺，青苗法廢，改革就有可能付之東流。 從表面上來看，神宗對王安石變法的支持是夠堅決的了，但神宗的內心活動是極復雜的，他既要王安石變法，又要容忍保守派對王安石變法的攻擊，既要王安石當權，又要保守派與王安石共同執(zhí)政。因此，出于這種原因的支持不可能是穩(wěn)固的，是經不起韓琦和司馬光這些有極大社會影響的上層人物擠壓的，用王安石的話來說,神宗對這些人“剛健不足”。神宗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從未完全投向改革派。如王安石說：“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時也。”王安石太天真了，他根本忘掉了神宗是皇帝，與臣子不一樣，作為皇帝，有皇帝的打算。皇帝根本就不想將羹煮熟。對皇帝來說，司馬光、韓琦這些人不是全無用，他們所講的話不是全無可取之處。這次變法出現了危機，其根源是神宗皇帝的動搖，而危機之所以很快過去了，也是因為神宗這個鐘擺沒有完全擺到司馬光、韓琦那一邊，而又擺到王安石這一邊來了。 王安石這次未退，但是，要求神宗退王安石、廢新法的疏文像雪片一樣紛飛，攻擊王安石的言辭愈來愈烈，如監(jiān)察御史里行張戩上疏數十，*后極言之：“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還到中書“聲色甚厲”地爭吵。翰林學士范鎮(zhèn)上疏說：“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有殘民之術。”范鎮(zhèn)使用了保守派慣用的權謀，極力把神宗與王安石分離，將一切罪過歸咎于王安石。王安石“持其疏”，氣得手發(fā)抖。王安石就是生活在天天被人攻擊、誣蔑的環(huán)境中，老是不稱心。所以，王安石一生氣就要辭退。為此，神宗曾與王安石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于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神宗與王安石的關系非同一般，神宗這一番話也非同一般，確有真誠感人之處。但是，不能因為神宗對王安石真誠敬重而就改變他猶疑于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政策，更不能因此就能保證神宗對王安石不產生猜疑。 熙寧六年(1073)、七年(1074)連續(xù)發(fā)生蟲、旱災，反對派利用這個機會將對王安石變法的攻擊推向高潮。說什么變法觸犯天威，非廢法不可救，說什么新法使人苦不堪言，加上天災，致使流民遍野。這時曾經為王安石所提攜的鄭俠大做文章，向神宗獻《流民圖》。神宗本來就焦急不安，看了圖，更是長吁不已，“寢不能寐”。神宗特地對王安石說，士大夫多言新法“不便”。又說，“置官多費”，要撤除制置三司條例司。神宗因為天災而“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說，對于天災，“當修人事以應之”。神宗答：“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耳。”這實際上當著王安石的面，表達了他對王安石和新法的懷疑。 熙寧七年(1074)四月一天，神宗下求言詔，司馬光“讀之感泣”上疏，全面攻擊新法。“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新法之害。有一日，神宗侍太后(高氏)至太皇太后(李氏)宮，太皇太后對神宗說：“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又說：“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神宗沒有馬上同意。于是，太后流著淚說：“安石亂天下,奈何？”神宗再堅持不了，王安石只得主動“求去位”，將權交給韓絳和呂惠卿，自己到江寧去了。呂惠卿與韓絳兩不相容，“事多稽留不決”，而且呂惠卿忌王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為”。韓絳“密請帝復用安石”，王安石在外不到一年即得到皇帝的召喚，他欣然“不辭，倍道而進，七日至京師”。 一年后復位的王安石所面臨的境況更復雜。王安石*親信的呂惠卿背叛了他，這對他是*沉重的精神打擊，以致王安石打不起精神與呂惠卿合作共事。王安石在給友人的信中訴述他的心情：“顧自念行不足以悅眾，而怨怒實積于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波常出于交游之厚。”促使他不得不心灰意懶。呂惠卿對神宗說：“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一切托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安石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王安石與呂惠卿之間的糾葛，引起了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對呂惠卿的怨恨，王雱因此偽造罪狀企圖陷害呂惠卿，事情敗露，王安石受牽連。王安石責子王雱，“雱憤恚”，于熙寧九年(1076)“疽發(fā)背死”。王雱“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深得王安石喜愛。王安石早就“多稱疾求去”，兒子死，更“力請解機務”。這時神宗對年老多病的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已有所厭惡。56歲的王安石獲得恩準，回江寧養(yǎng)老了。從此王安石一去不再返回政治舞臺了。
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精)/謝天佑著作集 作者簡介
謝天佑（1932—1988），曾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區(qū)史研究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曾兼任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上海市歷史學會常務理事。著有《秦漢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史稿》《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國農民戰(zhàn)爭簡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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