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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生態論綱 版權信息
- ISBN：9787570217656
- 條形碼：9787570217656 ; 978-7-5702-1765-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華文化生態論綱 本書特色
馮天瑜先生反復批閱文稿，增刪十余次，方成此書。書中既有文化精神的傳統與過去，又有文化生態的現在與未來。作者以歷史學家的宏闊視野，探討關乎人類福祉的重大命題，融通古今中西之智慧，應對文化生態之難題。
中華文化生態論綱 內容簡介
文化生態學是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對象的一門學科。本書從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制度等方面分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成機制。作者借用生態學的相關范疇，將文化分為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四個層面，意在以此范疇表達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并將中華文化史置于文化生態學的視野之下，加以梳理、追溯。該書邏輯嚴謹、視野宏闊，前承文化之精神，后啟生態之致思，實為文化生態學之綱要性著作。
中華文化生態論綱 目錄
引言001
關鍵詞012
一、中華012
二、文化016
三、文化結構019
四、生態025
五、文化生態學030
六、生態綜述032
**章 究天人之際035
**節 探“人地”，究“天人”035
一、蔚藍色的地球036
二、太陽系內高級生命體的唯一家園038
三、天人合一·天人相分040
第二節 人生天地間045
一、東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同與異046
二、“弱人類中心主義”·“綠色文明”049
三、地理、經濟、社會共構文化生態051
第二章 地理環境054
**節 文化生成的自然基礎054
一、“地理環境”界說054
二、地理唯物論辨析055
三、“地理環境決定論”何處失足061
四、重視地望考察063
五、生產勞動是地理環境影響文化生成的中介065
六、文化：地理環境提供可能，人類活動使之轉變為現實067
第二節 中國地理（一）：疆域廣大070
一、文化發展的遼闊基地070
二、氣候、地形、地貌、流域繁富075
三、地理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076
四、“儒學普被”并非中國文化地理的完整概括080
五、都城屢遷：依憑縱深腹地081
六、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離與合083
七、大運河開鑿：以南濟北089
第三節 中國地理（二）：負陸面海092
一、陸向為主,海向為輔092
二、東亞與西歐陸海條件的差異095
三、中西海洋文化比較098
四、中國古代海洋事業的成就與局限104
五、城址的內陸性108
第四節 東亞地理與文化傳播109
一、文化傳播功能109
二、中國的地理獨立性與文化自生性115
三、突破封閉（一）：“海禁”及其近代開通128
四、突破封閉（二）：西北內陸障壁及其“鑿空”131
第三章 經濟土壤138
**節 農耕與游牧138
一、胡煥庸線139
二、東亞農耕區141
三、中亞游牧區150
四、農耕與游牧對壘153
五、長城：農耕區的防御屏障158
六、農耕—游牧互補與融匯165
第二節 農耕區經濟形態167
一、殷商西周：土地國有及公社所有、集體勞作的領主
經濟168
二、東周秦漢以降：土地私有、個體勞作的地主經濟172
三、編戶齊民·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184
四、城鄉經濟同一性，工商業官營民營之辯190
五、生活資料生產與人口再生產比例周期性失調194
六、前近代農業發展水平200
七、前近代手工業發展水平204
第三節 農業文明的生態理念215
一、經驗理性215
二、循環論217
三、恒久意識·變易觀220
四、中庸之道·天然節奏221
五、尚農重本224
六、安土樂天·耕讀傳家228
七、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232
第四節 農耕文明優勢終結及循環經濟遺產235
一、小農業裹足不前，商品經濟發展迂緩235
二、十六世紀以降文明創發源地西移238
三、近人對東亞農耕文明的評述240
四、弘揚農耕生態智慧：順應自然、節能生產、循環經濟244
第四章 社會制度246
**節 宗法封建的“周制”246
一、宗法：氏族血緣紐帶遺存248
二、封建：宗法原則下的天子—貴族分權制255
三、周制確立中國傳統社會初基259
四、“家國同構”267
五、宗法范式下的社會心理270
六、宗法倫常的雙重功能277
第二節 君主集權的“秦制”280
一、中國—西歐前近代政體比較281
二、秦制：君主集權、重本抑末、文化一統283
三、宦官干政與外戚專權287
四、君權與相權博弈290
五、監控臣民：御史制·廠衛制·戶籍地籍合一制294
六、秦漢以下政制主體非“封建”299
〔附〕與谷川道雄議“封建”301
七、清末民初新封建論：地方自治、聯省自治307
第三節 周秦二制：博弈間共存310
一、從中外比較透視中國政制生態大勢311
二、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315
三、后世對周制的承襲319
四、王權郡縣制對封建制的更革324
五、封建—郡縣優劣激辯·何以秦統一中國331
六、綜匯周秦二制的皇權政治：霸王道雜之·內圣外王338
七、近代轉型視野下的周制與秦制（一）：二制與憲政的距離349
八、近代轉型視野下的周制與秦制（二）：二制與民主的關系351
第五章 文化生態的歷史回顧與現實觀照361
**節 生態學觀照下的文化史分期362
一、前文明：智人到大禹傳子362
二、文明奠基：夏商二代363
三、殷周變革：巫覡文化轉向人文文化364
四、秦漢：君權大一統365
五、魏晉南北朝至唐中葉：胡漢、中印文化融匯367
六、唐宋變革368
七、元明坎陷369
八、明末迄今：中西文化交會·近代轉型371
九、當代：三大變革交叉互疊372
第二節 世紀之交的文化生態373
一、異彩紛呈的20世紀374
二、“俱分進化”：善惡并舉、苦樂同行376
三、“盛世危言”378
四、傳統生態智慧的現代啟示384
結語 文化生態前瞻394
一、中國生態實況鳥瞰394
二、“中國世紀說”提出395
三、“中國世紀說”反論400
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403
五、逾越“中等收入陷阱”406
六、超克人口—資源失衡瓶頸410
七、阿拉善的啟示412
八、舊邦新命415
展開全部
中華文化生態論綱 節選
引言 （一） 中國有“盤古開天地”《太平御覽》卷二引〔三國〕徐整《三五歷記》。“女媧造人”《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漢〕應劭《風俗通義》。等人格神開天辟地、創造人類的神話，又有神農、黃帝、后羿、后稷等“圣王制器”、為民創作的傳說。見馮天瑜：《上古神話縱橫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293頁。 西方元典《舊約全書》首篇《創世記》稱，神（或譯作上帝）六天區分晝夜，構建陸地海洋、編制節令年歲，滋生禽魚走獸，按自己的樣式造人，使其管理海里、空中、地上各樣活物。天地萬象造齊，神歇工安息，賜第七天為圣日（即后來所稱之安息日、禮拜天）。 對于神創造時間、空間、生靈、人類及其文化的言說，可以作“自然神論”詮釋：神（上帝）其實是自然本身，自然才是造物主，它于億萬斯年形成日月星辰、山川海洋、生命物種，以至誕育具有理性的人類并組成社會。人類憑借自然—社會條件，制造工具，包括思維工具這一“世上*美麗的花朵”，贏得認識世界、管理生靈的能力，擁有了人類獨具的“文化”。 “文化”并非個別圣賢的獨創，那種“凡生民千制百學，至黃帝而大備”康有為：《民功篇》，《康有為全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頁。的說法可作如下詮釋：“黃帝”等文化英雄，實為蕓蕓眾生的代稱，文化是眾生依憑生態環境創制的“共業”。中華元典《周易》謂：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賁卦·象傳》。 又謂：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周易·乾卦·文言傳》。 這種“仰觀俯察天地以成文”及人與空間、時間“合德、合明、合序”的議論，超越文化神造說，通向文化仿生說（此“生”即“生態環境”）。 另一中華元典《老子》將“天—地—人”效法的*高目標指向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自然”，本為形容詞，“自”乃本身，“然”乃如此，合為本然如此、天生而然。“自然”又作名詞，指物理性的大自然。任繼愈先生因“自然”的前釋（指規律、法則），而稱老子為“唯心主義者”；因“自然”的后釋（指物質實體），而稱老子為“唯物主義者”。此乃“詮釋多元”的一個明顯例證。“道法自然”可通釋為：天地人所循之道，皆以作為客觀規律或物質實體的自然為本源、為歸依，不存在創世的人格神。佛家“緣起十一義”之一的“無作者義”（沒有造物主）見《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所列“緣起十一義”。，大意近此。 易、老、釋重視生態環境，持“與天地合德”說、效法自然說、因緣說，排拒神造說，皆為關于文化生成的千古卓識。 （二） 如果把人創造的文化比喻為參天大樹，是生態環境提供了這株大樹賴以生長的陽光、雨露和土壤。“人類的家園”——地球，擁有完備的條件（空氣、水、陽光、適宜的溫濕度等），繁衍千萬生命物種，而其中唯人類具備自覺意識，可以識別世界并有限度地構制人工環境，人因以被譽為“天地之心”“萬物靈長”。 依憑自然創新文化的人類應當自信，卻并無理由狂傲，正如一篇朗誦詩所云：“自然并不特別在意人類，而人類一刻也不能離開自然。”謙恭、友善地對待自然環境，謙恭地處置與他人的關系，人類便得福報，文化便綿延繁衍。如果不知天高地厚，自以為能夠主宰萬方，恣意妄為，則必遭自然鐵腕的回敬。 人類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德］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頁。 古人已有“勝天”之想，卻因能力限制，多以“順天”行事。工業文明三百余年來，隨著工具理性漸趨發達（蒸汽機—內燃機—電氣機—信息網絡遞進），“征服自然”衍為近代主流意識，人改變自然的速度大大超過自然本身的變速，天人觀的主流從“順天”向“勝天”轉化，在取得文明進步的同時，孕育著愈益嚴重的生態危機。 當下邁入后工業文明的信息化時代，人類掌握了核裂變、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術，似乎能夠得心應手地“改造自然”。但這些“勝利”包藏著巨大風險。生態學家弗里喬夫·卡普拉在《轉折點》中說： 我們**次被迫面臨著人類和地球上所有生命全部滅絕這樣一場確確實實的威脅。［美］弗里喬夫·卡普拉：《轉折點——科學·社會·興起中的新文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這種威脅并非來自毒蛇猛獸、地震火山，也不是已經延傳萬千世代的天然病菌、病毒，而是掌握尖端技術的人蓄意或不慎打破生態平衡。這是具有理性的人類必須時刻自警的。 以新陳代謝為基本特征的有機體，其生命活動都以本物種的生存繁衍為中心，與他物種博弈、又彼此依賴，“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達成生態平衡，這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可持續過程。作為高級生命體的人類，追求個體及族類延綿發展，乃天性使然，所謂“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人既然要生存與發展，就必須占有、消費資源，并按自身的需求對環境作某種改造，如將野生動植物馴化為家畜、農作物，挖掘運河、筑壩發電、開采礦物、獲取能源、制造器具等。故要求人類放棄干預自然，是一種高蹈的、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但是，人類改造自然，須有節制，維系生態平衡是必守的底線。 由自然、社會共組的生態世界似乎是靜定平和的，但一旦嚴重失衡又是狂暴無情的，歷史一再演繹過人類破壞環境、環境回敬人類的酷烈場景。人類應當對唯一的生態世界深懷敬畏，呵護生態的動態平衡。 （三） 人類很早就萌發生態意識（《老子》《周易》《孟子》《荀子》等中華元典有精辟的生態警句），積累了若干保護生態的經驗（《國語》等史籍及《齊民要術》等農書多有記載），但形成系統、自覺的生態理論并付諸大規模社會實踐，則是晚近六十年以來的事情。 1962年問世的《寂靜的春天》被視作環境保護的現代開篇。在此以前，世界各國的書刊幾乎找不到“環境保護”一詞，“環保”在那時尚未進入社會意識和科學討論視野，《寂靜的春天》啟其端緒，發出關于DDT等殺蟲劑傷害環境、理當嚴加控制的呼吁，卻遭到美國各化學公司和主管農藥的政府部門強烈反對，一批有工商資本后臺并受政府支持的專家高調宣稱“人是萬物的中心和主宰”“人類已經成功地管控生態環境”，連篇累牘譴責作者蕾切爾·卡遜（1907—1964），稱其為“歇斯底里病人與極端主義分子”“大自然女祭司”。而當時及后來的無數事實表明，卡遜女士對生態問題嚴重性的揭示完全正確，她的聲音永遠不會寂靜，她驚醒的不但是美國，甚至是整個世界。見［美］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呂瑞蘭、李長生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1972年羅馬俱樂部公布文本《增長的極限》；
中華文化生態論綱 作者簡介
馮天瑜，1942年生，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學部委員，從事中國文化史、區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國文化生成史》《中華元典精神》《封建考論》《辛亥首義史》《張之洞評傳》《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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