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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發展進程.2020年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503444
- 條形碼：9787519503444 ; 978-7-5195-0344-4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政治發展進程.2020年 內容簡介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規劃中國與制度中國的戰略主題下，中國的發展在各個領域、從各個方向不斷推進：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方式、動力、戰略調整及其所引發的中國經濟發展形態的整體轉變，形成了高質量發展的新政治經濟學；以維護社會成長與社會發展空間為目的的社會建設，形成了有機社會建設的新政治社會學；全方位行政改革積極推進，政府定位、行政過程、行政體制、基層治理不斷自我改革和全面優化；圍繞黨的組織、黨規黨紀、黨的領導、反腐倡廉等戰略重點，全面從嚴治黨自覺推進；圍繞國家制度體系的成熟定型，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持續推進，國家制度的包容性與有效性進一步提升；全面依法治國一體推進，司法改革提檔加速、立法修法深度融入改革進程，法治的政治功能進一步彰顯。中國的政治發展正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中國政治發展進程.2020年 目錄
**章規劃中國與制度中國：發展與治理的政治學（）
一、2019年中國政治發展環境評估（）
二、規劃與制度：2019年中國政治發展的戰略問題（）
三、2019年中國政治建設的基本面相（）
四、2019年中國政治建設的核心命題（）
五、結語：通往未來之路（）
第二章全面從嚴治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
更加定型（）
一、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
二、構筑全面的黨內監督體系（）
三、加強黨的政治建設（）
四、提升基層黨建工作規范化水平（）
第三章國家制度建設：提升國家治理效能（）
一、政策指引與總體態勢（）
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治理為本（）
三、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效能為要（）
第四章深化機構與行政體制改革新取向（）
目錄中國政治發展進程2020年一、“簡政放權”再升級（）
二、“放管結合”的新突破（）
三、優化政府公共服務：公平與效率（）
四、深化機構改革與加強政府自身建設（）
第五章建設新時代法治中國（）
一、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體法律體系（）
三、深化法治政府建設（）
四、標志性法治事件和司法案例（）
第六章制度優勢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
一、推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二、深化村規民約規范化建設（）
三、提高社區綜合服務能力（）
四、開展社區物業治理革命（）
五、各地推行生活垃圾分類（）
六、創新“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
第七章公共危機治理推動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
一、人人有責：疫情防控中的公眾參與（）
二、人人盡責：疫情防控中的協同治理（）
三、人人享有：疫情防控中加強民生保障（）
四、后疫情時期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
第八章中國政治發展的國際投射（）
一、中國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二、國際社會評論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三、世界關注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四、“一國兩制”制度實踐及國際影響（）
第九章跨年度報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困治理的
路徑與手段（）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困治理的演進歷程（）
二、中國減貧的治理手段（）
三、中國貧困治理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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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發展進程.2020年 節選
**章規劃中國與制度中國： 發展與治理的政治學2019年中國政治發展身處其中的時間序列與空間形態，中國政治發展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與政治發展所面臨的風險形態都在連續性中呈現了若干變化性。中國政治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向中國政治體系同時提出了兩大戰略問題，即如何在更為復雜、更具風險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之中，一方面實現更為有效的發展，另一方面實現更為長久的治理，這兩大戰略問題的核心分別指向國家規劃與國家制度建設兩大主題。2019年中國政治建設正是在規劃中國與制度中國的戰略主題下，在各個領域、從各個方向不斷推進：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方式、動力、戰略調整及其所引發的中國經濟發展形態的整體轉變，形成了高質量發展的新政治經濟學，其核心是制度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雙重發展及其雙向互動；以維護社會成長與社會發展空間為目的的社會建設，形成了有機社會建設的新政治社會學，其核心是構筑社會發展與國家發展、社會現代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間的制度性關聯；全方位行政改革積極推進，其重點是政府定位、行政過程、行政體制、基層治理的自我改革和全面優化，其核心是實現有為政府及其有效約束的平衡；圍繞黨的組織、黨規黨紀、黨的領導、反腐倡廉等戰略重點，全面從嚴治黨自覺推進，其核心是實現黨內法規與政黨能力的平衡；圍繞國家制度體系的成熟定型，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持續推進，國家制度的包容性與有效性進一步提升；全面依法治國一體推進，司法改革提檔加速、立法修法深度融入改革進程，法治的政治功能進一步彰顯。中國政治的古今之變提出了現代中國國家建設中兩個至關重要的議題，即發展議題和治理議題；從發展問題中衍生出國家的規劃體系建設，由治理主題衍生出國家的制度體系建設兩大戰略任務。圍繞著國家發展與國家治理，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后先相繼地形成了“向解放尋求現代”“向發展尋求解放”“向治理尋求發展”的政治邏輯，并由此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態。這些不同的政治形態深刻規定著國家規劃與國家制度建設兩大戰略的實施形態及其相互關系：從“全能型計劃”到“中心規劃”再到“全面規劃”，從“立國制度”建設到“關聯制度”建設再到“全面制度”建設，“規劃中國”與“制度中國”的合流內在地衍生出“真實中國”建構問題。在通往未來之路上，“向治理尋求發展”政治邏輯所孕育的“向民主尋求治理”的政治邏輯，將引領“規劃中國”“制度中國”“真實中國”的建構，由此真正實現中國現代國家治理在發展基礎上對傳統國家治理形態和治理困境的完全超越。一、2019年中國政治發展環境評估2019年中國政治發展環境既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又有若干新的變化和特點。中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身處其中的時間與空間，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中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所面臨的風險形態都在連續性中呈現了若干的變化性。（一）歷史方位**章規劃中國與制度中國：發展與治理的政治學中國政治發展進程2020年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改革開放4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時間序列，賦予了2019年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及黨的建設的具體目標和當下任務。當下承接著過去，連接著未來，歷史方位不斷變換，對一個處于發展之中的國家來說，國家已經走過的歷史、對國家歷史的總結與反思，調整、完善著未來國家發展的戰略與目標，呈現和提示著國家建設再出發的方向、路徑與經驗。中共十九大的召開，社會主義新時代、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等戰略判斷的提出，改寫和重塑著關乎中國發展的歷史坐標，產生出與2021年、2035年、2049年等特殊時間節點相關聯的歷史任務與時代課題，不斷設置和調整著國家的政治議題及其優先序列。（二）世界與中國正如2019年中國政府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所指出的，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但國際安全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 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156htm一方面，中國對外開放的立場更加堅定、戰略更加清晰、姿態更加明確。2019年，中國非洲研究院成立，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相繼舉行。中國積極參與各種區域協作框架和全球性國際組織，明確展示了中國對區域合作與全球治理的主張，并達成了一系列雙邊和多邊合作共識或方案。另一方面，持續全年的中美經貿摩擦和中美經貿磋商、自2019年底以來新冠疫情的暴發等重大國際事件卻表明，全球化歷史進程并非一帆風順，“逆全球化”風險始終存在，并可能給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造成持續壓力，中國必須“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中國如何在客觀存在的國際競爭與合作中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和戰略目標，完成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整體成長、崛起和復興，這個問題始終存在于中國現代化歷程之中，對于當前中國政治建設產生著越來越重要的塑造和導向作用。（三）新經濟經濟是政治的基礎，也是社會的基礎。由于世界經濟形勢與發展周期以及中國經濟周期性、體制性和結構性因素的疊加影響，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在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首次提出要“理性對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2014年11月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指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若干主要特征——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中國經濟基礎的這一重要變化及其對中國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的重要影響，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判斷依據之一。經濟“新常態”將在一定意義上帶來中國經濟發展理念、戰略、動力的調整與優化，中國經濟增長來源可能發生具有重大意義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將更加倚重低效率部門的改進、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提高、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前沿性的創新和綠色發展， 劉世錦：《中速增長的潛力在什么地方》，《北京日報》，2019年5月6日。這就對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相關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制度建設——比如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收入分配改革、簡政放權的行政體制改革，以及包括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造成緊迫的現實需求。因此，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不得不更加依托于創新創業的內生增長動力，依托于（包括組織、資源、制度與結構在內的）經濟基本面來實現中國經濟的韌性 《中國經濟的韌性從何而來》，《經濟觀察報》，2019年5月13日社論。與可持續發展。簡言之，周期性、體制性、結構性因素，加之諸如新冠疫情這樣的突發公共事件，不僅考驗著中國的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而且考驗著中國的政治智慧和政策智慧。（四）新社會隨著人口出生率的變化和老齡化、信息化、城鎮化的發展，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階層結構、社會思想、社會組織方式、社會治理結構都在發生著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變化，一個不同于以往的“新社會”正在出現。以網絡社會發展為例，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3月，中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手機網民規模達897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3%；在線政務服務用戶規模達694億，較2018年底增長763%，占網民整體的768%。新社會組織技術的發展，連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不斷賦予包括個體、群體、社會組織在內的社會主體以權利意識和行動能力，一方面持續向政治體系輸出行動支持與政治認同，這些支持與認同構筑著中國政治發展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也持續地向政治體系輸出權利主張與利益訴求，這些主張與訴求可能對政治體系形成壓力與挑戰。更進一步，新社會組織技術、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均衡、不充分發展在當代中國社會中所造成的所謂“數字鴻溝”和“社會斷裂”，直接向社會建設與政治建設提出了亟待解決的重大議題。因為，維護中國社會的一體性和有機性，就是維護中國政治發展的根基。（五）新風險風險防控（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中國現代國家政治本質的內在要求。“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現代化的風險“是工業化的一種大規模產品，而且系統地隨著它的全球化而加劇”，因此（后）現代社會本質上是一種“風險社會”［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8、19頁。。轉型社會的風險與現代社會的風險疊加和彌散性風險傳播，是當代中國“風險社會”的*大特征，當前中國“面臨的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風險防控是*緊迫的政治，公共安全是*必需的政治公共產品，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是政治的基本職能，是國家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性責任。2019年1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所強調指出的，當前中國正面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多領域的重大風險，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要有效防范化解上述風險，就必須“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風險改變著現代政治，風險防控也重塑著當下中國政治主體的思維取向，因而也重塑著中國政治建設的戰略格局和整體面貌。陳振凱：《居安思危：多省份研討防風險 把工作做實做細做好》，《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2月20日。二、規劃與制度：2019年中國 政治發展的戰略問題當前中國政治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向中國政治體系同時提出了兩大戰略問題，即如何在更為復雜、更具風險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中一方面實現更為有效的發展，另一方面實現更為長久的治理，這兩個問題的核心分別是規劃問題與制度問題。規劃問題的本質是發展。以規劃引領經濟社會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重要體現”。作為指導當下中國規劃工作的綱領性文件，2018年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統一規劃體系更好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和2019年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下文簡稱《若干意見》），針對“規劃體系不統一”“規劃目標與政策工具不協調”“地方規劃朝令夕改”等現實問題，從頂層設計高度提出了建立統一國家規劃體系的若干原則性要求。《意見》提出“建立以國家發展規劃為統領，以空間規劃為基礎，以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為支撐，由國家、省、市、縣各級規劃共同組成，定位準確、邊界清晰、功能互補、統一銜接的國家規劃體系”，“形成規劃合力”。《意見》所指的國家發展規劃，“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在規劃期內的階段性部署和安排”“居于規劃體系*上位，是其他各級各類規劃的總遵循”。《若干意見》指出，國土空間規劃要“為國家發展規劃落地實施提供空間保障”，要“體現國家意志和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性”。2019年中國各級各類規劃實踐如火如荼。年內，兩辦印發《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生態環境部辦公廳印發《2019年全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要點》，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印發《大豆振興計劃實施方案》，國家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新華社受權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國辦印發《體育強國建設綱要》，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交通強國建設綱要》與《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2019年底，國務院正式啟動部署作為國家發展規劃的“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2021—2025）。從中共中央、國務院到中央政府各部委編制和發布的系列規劃，加之各級各類地方規劃和實施方案，中國各領域各層級發展被納入一個綿密的規劃網絡之中。制度問題的本質是治理。2019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以制度和治理為主題，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問題進行了通盤謀劃。這是在中國特定發展階段進行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關于制度問題和治理問題的頂層設計。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明確指出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根據《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在內容上包括“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13大顯著優勢，“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當前中國之所以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選擇將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時代主題和戰略問題，乃是因為解決制度和治理問題“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大任務”“是把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是應對風險挑戰、贏得主動的有力保證”。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6-50頁。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的規劃體系建設問題與制度建設問題，不僅并列為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大戰略問題，并且由于當代中國發展問題與治理問題的相互交織與互為條件，規劃問題與制度問題也具有緊密的內在關聯。從比較政治學的視角來說，當前中國不僅越來越呈現為一個“規劃中國”，而且越來越體現為一個“制度中國”。2019年中國政治建設正是在規劃中國與制度中國的戰略主題下，在各個領域、從各個方向不斷推進的。三、2019年中國政治建設的基本面相〖1〗（一）經濟與政治：高質量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政治體系對于經濟發展負有高度責任，亦以經濟發展為政治體系有效性與優越性之證明。因此，經濟發展往往塑造政治體系，形成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建設的重要議題，并因此成為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建設的重要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是*根本的政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啟示。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2019年中國經濟建設有兩大重點：一是制度建設，即培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要素、平臺、機制與制度；二是經濟發展，即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制定和貫徹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與戰略。1繼續建構和完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現代經濟的普遍形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現代中國基于普遍形式之上的特定經濟形式。成熟的市場經濟由秉持市場取向的健康市場主體、完整的市場要素、統一而成體系的各種市場、真實而準確的市場機制，以及包括聯結和規范政府、企業與市場的各種制度體系型構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治理的基礎性制度和基礎性治理機制。 中共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將社會化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起，并稱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打造健康的、有活力的競爭性市場主體。這種市場主體，既包括國有企業，也包括民營企業；既包括大型企業，也包括巨大數量的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關涉到普通民眾的就業與民生，關系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與動能。一個成熟、穩定的市場經濟體系，其市場主體的基礎在于大量的、有生命力和有成長空間的中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因此積極支持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全面改善其包括政策環境在內的營商環境，成為2019年經濟治理的重要方面。2019年12月，為了進一步激發民營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建設完整的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發布，成為支持民企改革發展的首個中央文件。有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營業總額達2850萬億元，與2018年相比增長1644%；資產總額3461萬億元，增長2277%；稅后凈利潤129萬億元，增長1387%。 木丁：《民企500強資產增超22%高研發投入促高質量發展》，《新京報》，2019年8月23日。近年來，國企改革進一步深化，中國政府不再對國企進行系統性補貼，《不再有國企系統補貼是建設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的重要一步》，《21世紀經濟報道》，2019年3月28日。圍繞提升國企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國有企業市場化導向、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形成。2019年6月，中國鐵路總公司改制成為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年內，央企深度參與地方改革與發展，國有資本以企業為主體的產業鏈整合加速升級。王小偉、王基名：《“央地”聯動 地方國企加盟央企提速》，《證券時報》，2019年6月12日。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浪潮中，央企與互聯網企業深化合作，央企數字化轉型進一步推進。國企“混改”審慎推進，武漢國資委旗下的4家商業類上市公司中就有3家控股權轉讓給民營企業。陳紅霞：《湖北國資改革“放大招” 四家商業上市公司 三家轉予民企控股》，《21世紀經濟報道》，2019年4月1日。第二，建設自由、開放、統一、規范的市場體系。自由貿易區布局和建設進一步加速，國務院先后印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中國（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自由貿易區總體方案》，上述《方案》雖各有側重，但打造更具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更好服務對外開放總體戰略布局，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的改革立意卻是一貫的。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當下中國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對不同領域、不同地域、不同空間、不同層級、不同特征和不同功能的市場，比如對縣域市場、城市（群）市場，對大眾創業市場、期貨市場、房屋租賃市場的關注和培育已經提上議事日程，這是建設現代經濟體系和現代市場體系的題中之義。第三，建設成熟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是現代市場系中*為重要的一種，更是當下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適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的成熟、穩定、有活力的資本市場應該是支撐實體經濟、支持民企和中小微企業融資、具有防控風險能力的資本市場，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現代銀行體系，完善以“一行兩會”為主的監管系統并改進監管方式。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年內國有銀行布局更加完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升格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自2018年11月科創板宣告設立并試點注冊制以來，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持續進行，圍繞“打造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的改革目標，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改革進一步加速。 程丹：《證監會部署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任務》，《證券時報》，2019年9月11日。2019年7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發布《關于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有關舉措》，推出涵蓋債券市場、銀行保險市場和證券市場的11條金融業對外開放新舉措，這些舉措有望豐富金融市場主體、增強市場活力。 徐佩玉：《金融業對外開放全面擴大》，《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7月22日。隨著改革深入，社保基金和保險機構作為資本市場中長期資金和專業機構投資力量的作用被寄予厚望。 郭璐慶：《證監會連續釋放改革信號 更多中長期資金將入市》，《**財經日報》，2019年10月24日。同時，伴隨著金融業開放程度的加深和更多市場主體的介入，資本市場的潛在和現實風險不可避免地增加，這就對監管機構從嚴、審慎監管提出了內在要求。這種從嚴、審慎性監管的重要價值取向在于，堅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本底線，改善民企和中微小企業融資環境，維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和中小市場主體權益，引導和促進金融業發展與實體經濟和國家發展戰略的結合。與此相應，從中央到地方的金融監管和金融風險防控持續升級，2019年3月，證監會發布《首發業務若干問題解答》50條，實質性提升首次公開募股（IPO）發行審核透明度； 涂波：《證監會發布“IPO審核50條”》，《新快報》，2019年3月27日。10月，長生生物正式進入退市整頓期，成為因重大違法被強制退市**股。 劉鳳茹：《重大違法強制退市！長生生物成A股首例》，《北京商報》，2019年10月9日。地方金融監管規則體系構建加速，多省市出臺了地方監管條例。 張莫、劉惟真、朱銀霞：《防控金融風險 各地頻出組合拳》，《經濟參考報》，2019年10月17日。2019年，證監會成立了以證監會主席為組長的投資者保護工作領導小組，維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成為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前提和資本市場監管的重要原則；兩辦印發《關于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干意見》，國辦印發《關于有效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作用切實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的指導意見》，推動金融機構化解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困境；全國首個小微企業續貸中心“北京市企業續貸受理中心”成立；自2018年以來，央行會同有關部門以銀行貸款、市場發債、股權融資方式紓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 包興安：《央行力挺民企發債 專家建議引入第三方評估》，《證券日報》，2019年9月26日。第四，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探索優化政府（市場）監管機制。2019年初，國務院印發在市場監管領域全面推行部門聯合“雙隨機、一公開”監管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健全以“雙隨機、一公開”監管為基本手段、以重點監管為補充、以信用監管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進一步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加快形成政府公正監管、企業誠信自律、社會公眾監督的良好氛圍”。 國務院印發《關于在市場監管領域全面推行部門聯合“雙隨機、一公開”監管的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19/02/15/content_5365962htm。年中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相適應的市場監管新機制，明確提出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聯合懲戒、“互聯網+監管”的監管新思路。《 中國部署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相適應的市場監管新機制》，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6/12/8863082shtml。2019年2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制定涉企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必須聽取相關企業和行業協會商會意見；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9月發改委發布《關于建立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的實施意見》，就涉企政策制定確立了政府與企業常態化溝通機制。 《完善科學決策程序 創新政企互動機制》，《21世紀經濟報道》，2019年9月19日社論。第五，加速基礎性制度構建和相關法治建設，提升經濟治理制度和法治水平。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
中國政治發展進程.2020年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劉杰，1965年生，1995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獲法學博士學位。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上海政治學會副會長。個人出版過《國際人權體制》《當代美國政治》《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家主權》《人權：中國道路》等專著13部，發表《黨政關系的歷史變遷與國家治理邏輯的變革》等學術論文200多篇，曾20多次獲國家和上海市優秀學術成果獎。近年來主要從事中國政治發展、人權理論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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