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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國當醫生:從利物浦到深圳的行醫和管理經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22482
- 條形碼:9787521722482 ; 978-7-5217-2248-2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我在中國當醫生:從利物浦到深圳的行醫和管理經歷 本書特色
30年英國一線行醫經驗,8年中國醫療改革管理實踐一個外籍醫生眼中的中西方醫療差異 張五常 作序推薦
我在中國當醫生:從利物浦到深圳的行醫和管理經歷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朱知梅曾在英國行醫30余年,2012年從英國回到深圳,協助運營及管理新開辦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與兩地的醫護團隊同心協力,為推動中國的醫療進步做了許多工作。至今在該醫院已服務8年,他的經歷讓他對中國的醫療效率和管理體系有著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認識。中國已經建立起一個效率高超、實力雄厚、質量優良的醫療系統,這個發展在中國各大城市尤其顯著。作者站在跨文化的視角,從醫院管理體系、醫療效率、人才培養等多個維度,闡述了自己對中西方醫療理念的認識,對中國醫療體系給予了高度肯定,也對中國的醫療效率提出了高度贊許。
我在中國當醫生:從利物浦到深圳的行醫和管理經歷 目錄
代序
序言
**章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成立背景
第二章 *初三年:從無到有
第三章 文化差異和醫患關系
第四章 深圳醫療服務的定價及收費準則
第五章 醫院管理、臨床能力與專業知識
第六章 經營模式:選擇、彈性和競爭
第七章 本科及研究生專科訓練
第八章 醫學研究與中醫
第九章 親歷新冠肺炎疫情
第十章 反思、收獲與展望
結語
參考書目推介
我在中國當醫生:從利物浦到深圳的行醫和管理經歷 節選
序言 我和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淵源 我于1954年在中國上海出生。4歲時,父母把我和兩個哥哥、三個姐姐在4年內逐一帶到香港。在腦海中,我仍然清楚記得我們在上海居住的里弄,記得每天從里弄盡頭那口井打水,然后用柴火燒水的情景。我深深感激和敬佩我父母堅毅的精神,竭盡心力,無私地帶大我們。 記得我是1958年12月到香港的,那時正值圣誕節,對一個4歲的小孩子來說,烙印在我幼小腦海里*深刻的圖像,就是一輛在五光十色、閃閃發亮的圣誕樹下不停轉動的小火車。這個新奇美妙的景象使我興奮極了。直到今天,那充滿喜悅、溫馨、快樂和熱鬧的畫面仍然歷歷在目。這是我**個圣誕節,也是香港給我的**個印象。 接著我上學讀書的日子開始了:幼兒園、小學、中學,然后于1973年被香港大學醫學院錄取攻讀醫科。在當時人口400萬的香港,只有這一家醫學院,每年錄取大約150名學生,因此要入讀這家全港唯一的醫學院,對考試成績要求非常高,競爭也十分激烈。 完成實習醫生訓練后,我于1980年選擇去英國。對于當時的我來說,除了希望轉換一下環境外,究竟為了什么去英國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可能是出于年少氣盛想到外面闖一闖的心態,也可能是不甘安于現狀,要去一個稍為不同的世界測試一下自己。我刻意用“稍為”這兩個字是因為當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香港大學醫學院的水平即使不比英國的醫學院水平高,但*低限度也與之看齊。由于香港大學醫學本科主要采用英國模式,教學也用英語,因此有意去英國行醫的醫生無須再在當地考取執業牌照,可自動獲得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發出的牌照;不像在美國執業,必須要重新考試,合格后才可領取執業牌照。 我原本以為去英國只是自己一時沖動,為的是要嘗試一下新體驗,一旦經歷過后便會返回香港開展我的事業,但萬萬想不到,這次去英國一晃便是32年有多,我在那里度過了一段不短的歲月。其間,不僅我的行醫事業發展順利,還結了婚且育有一子,我也由實習醫生成為一名血液科顧問醫生,并被一家大學醫院任命為榮譽教授及醫務副總監。如此,不知不覺間我漸漸走進了一個無欲無求、處之泰然的境界。 我喜歡這個無欲無求、處之泰然的境界,雖然這種狀態意味著安享自己長期不辭勞苦、盡心盡力工作所得到的回報,但與此同時我卻將自己關入了一個呆板乏味的牢籠,毫無動力和欲望去追求一些有價值、大膽探索的事物。 2011年秋天,我在香港報紙上看到了香港大學計劃與深圳市政府合作建設一家有著2 000張床位的醫院,作為內地現代化進程中推行醫療改革的一個先行試點。當時我覺得這個改革計劃非常有意義且極具創新性,但是卻別無他想,也沒有積極跟進。 三個月后,我接到香港大學一個電話,問我有沒有興趣回來在一家新醫院工作,就是現在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我覺得他們接觸我不僅因為我是一名血液科醫生,還因為我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工作了32年所累積的經驗,包括行政管理、服務發展、本科生及研究生培訓,以及臨床研究(特別是臨床試驗)等方面。 成書的初衷 所有自傳類圖書,內容都是主觀的,本書也不例外。我嘗試以敘述及反思的手法,闡述我的一些經歷,以及為什么和如何會有這些經歷,希望借此可以誠實地評估將來事情會如何發展。雖然本書有整體的連貫性,但其中每章都有獨立的主題,可以分開閱讀。不過我希望當讀者將各章的內容串聯在一起時,可以更加明白中國醫療系統和它面對的挑戰,以及中國在克服這些挑戰時所做出的努力。 對我這名執業醫生來說,意義*重大的是過去8年我通過在中國一家全新醫院的服務,得以積極投入其醫療體系,由*初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觀察四周事物,到后來以一個局內人的身份近距離參與其中,并因此與中國重新聯系起來。這些獨特的經驗和觀察,推動我構思撰寫這本書,并與讀者分享我的經驗。 本書的內容主要介紹中國內地提供的醫療服務及其演進過程,其中特別闡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在醫療服務改革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同時我又對過去8年在深圳所走過的路進行反思,并嘗試預測未來的發展。 我在這里所寫的一字一句都不是道聽途說或是子虛烏有,而是訴說我作為一名在西方國家受訓的醫生自2012年起在國內行醫所獲得的寶貴、真實的經驗。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不論是從事醫療還是非醫療工作的讀者,都能夠加強了解及認識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醫療制度,幫助中國在這方面做出適當的借鑒及參考。同時,這本書也讓我有機會書寫一個我開始認識并產生深厚感情的中國。我在深圳居住了多年,通過每天與患者、同事和普通市民在醫院及社交層面的接觸和互動,經歷了在這個中國現代城市生活的一點一滴,同時更結交了不少朋友。 香港大學醫學院與我的淵源 我想在這里簡單介紹一下香港大學醫學院跟中國內地過去一些重大事件如何互相交織的歷史,以及一些主要人物在推動西方醫學植根于中國內地及香港的過程中如何寫下輝煌的一頁。這些重要人物都是創辦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先鋒,同時亦在我行醫生涯中留下了影響深遠的足跡。這些感人故事的發源地是我摯愛的香港大學醫學院,而當時的歷史背景是中國備受戰亂、饑荒和貧窮蹂躪,以及人民飽受苦難煎熬、前路茫茫的年代。這個故事延續到今天,香港大學醫學院已蛻變為國際舞臺上一個成功出色的醫學教育中心,并贏得現代西方醫學界的認證及贊譽。 香港大學醫學院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87年成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該書院于1907年改名為香港西醫書院。這家西醫書院由來自英國蘇格蘭阿伯丁大學的醫生白文信教授(Professor Patrick Manson,即帕特里克·曼森爵士,又譯萬巴德爵士)創辦,白教授后來被世人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在白文信教授主理香港西醫書院期間,孫中山先生是他少數的學生之一。孫中山先生原籍廣東,1911年在推翻清王朝的運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也因此被后人稱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與此同時,香港西醫書院亦于1911年正式成為香港大學醫學院,率先為香港引入了一套結構完善、以課程為本的西方醫學教育制度。 我的恩師達安輝教授于1928 年在廣東省省會廣州市出生。當時的中國軍閥割據,日本蓄謀已久的侵華野心已日益彰顯,人民生活在被饑荒蹂躪、民不聊生的艱難動蕩的日子中。襁褓中的達教授在孤兒院被一對美國傳教士夫婦達保羅醫生(Dr.Paul Todd,保羅· 托德)和他當護士的太太瑪格麗特· 托德(Margaret Todd)收養。達保羅醫生在致力于將西方醫學引進中國(特別是廣東省)方面,功不可沒。在他的努力下,廣東公醫學堂于1909年創立,其后該學校由政府接管,并與其他醫學院合并成為廣州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這所醫學院到了今天更躋身中國**醫學院之列。至于達安輝教授,他在跟隨養父母成長期間,親眼看到他們如何教授及使用西方醫學治病,同時又目睹人民受盡苦難,于是立下心志,追隨養父達保羅醫生的足跡和抱負,做一名醫生。 達教授在香港大學的工作崗位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了40多年,全心全意為臨床醫療、教學和研究做出無私奉獻。他又為香港大學醫學院奠下基礎,使之發展成為一所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醫學機構。他不但是香港大學醫學院我們所有人的啟蒙老師,更是一位實至名歸的偉人,他的言傳身教可謂無與倫比。 我于1973年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時是達教授的學生,后來更成為他的朋友。通過我們的交往,我知道達教授十分珍視他在廣東的根,而且非常關注香港的醫療工作和教育,對中國內地的關注尤甚。雖然他從來沒有在中國內地教授過醫科或行過醫,但那里畢竟是他的家鄉。他的這種家國情懷不但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還激發了我對他無限的敬佩。 達教授可以說是一位傳奇人物,當他于2017年去世時,他傳承給我們所有人的典范,與白文信教授、達保羅醫生、孫中山先生等幾位醫學先鋒的典范一脈相承,清晰地顯現出香港的命運及福祉如何與中國內地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雖然我無緣結識上述幾位將西方醫學引進中國的先賢,但我有幸認識達教授。鑒于達教授在我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假若作為一名醫生能夠活出他傳承的一小部分,我便已經感到萬分榮幸。我竭誠希望,也默默地相信,他會喜歡閱讀我這本書。因此,我衷心將此書獻給他。
我在中國當醫生:從利物浦到深圳的行醫和管理經歷 作者簡介
1978年畢業于香港大學醫學院。1980至2012年服務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任職血液科顧問醫生及教授,皇家利物浦醫院醫務總監,英國皇家內科學院院士,以及英國皇家病理學學院院士。在英國行醫32年間,于臨床丶管理和教學方面累積了豐富全面的經驗。 朱知梅醫生憑借自2012年起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實務和體驗,確立了不少個人的洞識和視角,尤其是有關中國醫療體系的卓越臨床水平、高超效率、人民對醫療服務的期望、國內全科及專科的平衡發展、醫學界前沿的科技進展,以及這些發展對未來醫療服務丶藥物研發和醫學專才培訓的影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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