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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怎么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20976
- 條形碼：9787521720976 ; 978-7-5217-2097-6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美國怎么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本書特色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暢銷榜作品，2020《金融時報》-麥肯錫推薦作品 美國科學院院士安妮·凱斯、2015年諾獎得主安格斯·迪頓新作 美國中年白人死亡率奇高，究竟是什么原因？美國中年白人為何紛紛走向不自救的道路？ 為何西方多家媒體說美國“失調”，資本主義是否走入危機？今日美國如何陷入困境？ 一個關于正在“褪色”的美國夢和關于絕望、病痛與死亡的故事，開創性地探討美國的財富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從另一個層面解讀了今日美國的狀況是如何形成的。 北京大學教授劉國恩作序，《美國真相》作者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自然》、《新科學家》等多位學者和媒體盛贊，《參考消息》《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國內多家媒體搶先報道。
美國怎么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內容簡介
簡單地說，這是一個關于絕望的死亡、病痛、成癮、酗酒和自殺的故事，開創性地記述了資本主義的缺陷如何對美國工人階級造成致命傷害。 曾經讓人生充滿意義的支柱——一份好工作，一個穩定的家庭生活，以及在社會中的一席之地——已經統 統被削弱了。 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研究發現，在25~40歲年齡段的美國白人中，大約一半的死亡要歸咎于自殺、酒精性肝病和藥物過量使用；在40歲左右的白人中，這些原因導致的死亡約占1/3；在50歲出頭的白人中，這一比例則為20%左右。 這三大原因而導致的死亡，被他們稱為“絕望的死亡”。 他們指出，這不僅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機，還是一場經濟危機：美國工資增長緩慢，而醫保費用負擔沉重，工人階級在經濟方面面臨越來越多的不安全感。美國的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已經不再服務于那些沒有學士學位的人口。 然而，富裕國家都面對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影響，是什么讓美國的變化如此迥異？是什么樣的絕望，才會導致這樣的死亡？究竟是經濟上的、社會上的，還是心理上的因素？背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美國怎么了？ 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根據大量的數據和材料，分析了自殺、酒精性肝病和藥物過量使用引起的絕望的死亡，探究了這種死亡背后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原因，并從美國的醫療制度、稅收與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教育、企業治理等多個方面，探討了解決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
美國怎么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目錄
序 言
引 言 午后的死亡
**篇 以過去為序章
**章 山雨欲來
第二章 分道揚鑣
第三章 絕望的死亡
第二篇 沙場面面觀
第四章 受教育程度影響生死
第五章 黑人與白人死亡現狀分析
第六章 生者的健康狀況 _065
第七章 疼痛之苦與疼痛之謎 _079
第八章 自殺、藥物和酒精 _093
第九章 阿片類藥物之痛 _111
第三篇 經濟扮演的角色 _139
第十章 歧途：貧困、收入與經濟大衰退 _141
第十一章 就業市場加劇分化 _161
第十二章 婚姻家庭方面日益擴大的鴻溝 _185
第四篇 為什么資本主義辜負了眾生 _207
第十三章 美國的醫療制度是如何戕害生命的 _217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移民、機器人和外國 _243
第十五章 企業、費者和工人 _261
第十六章 何去何從 _283
致 謝 _305
注 釋 _309
展開全部
美國怎么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節選
這本書將高質量的社會科學理論應用到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迫問題上，引人深思。在探索*近流行的“絕望的死亡”時，兩位作者講述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歷史故事，提出了有關資本主義未來的基本問題。在這個舉國上下陷入絕望的季節，很難想象會有一本能給人帶來時間感的書，也許這也是一本給人希望的書。 ——羅伯特·帕特南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政治學協會前主席，哈佛大學教授 在這本出色的書中，凱斯和迪頓將一些事實聯系起來，解釋了美國白人工薪階層因絕望而死亡的人數急劇上升的原因。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將問題的根源歸結為一個過于昂貴的醫療保健系統。這個系統浪費了數十億美元和如此多的人才，但沒有改善人民的生活。 ——伊齊基爾·伊曼紐爾 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 這是一部直言不諱的研究美國資本主義的著作，兩位作者指出，1979—2017年，沒有學士學位的白人男性的平均購買力降低了13%，而同期美國人均收入提高了85%。他們講述了藍領階層的絕望和死亡，并分析了其原因——自殺、酒精性肝病和藥物過量使用，以及掠奪成性的衛生保健系統。因此，毫無疑問的是，“在沮喪和憤怒之下”，唐納德·特朗普才贏得了大選。為解決這一問題，作者認為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革。 ——《自然》 經濟學的重要性在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中得到了彰顯……兩位作者認為，之前讓無數人擺脫貧困的資本主義，現在正摧毀美國的藍領階層。他們在這本書中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案。 ——《新科學家》 引言 午后的死亡 本書的寫作始于2014年夏天蒙大拿州的一間小木屋內。我們每年8月都會前往麥迪遜河瓦爾尼橋旁的小村莊度假，那里可以俯瞰麥迪遜山脈的群山。我們曾立志調查幸福感與自殺率之間的關系，換言之，調查在那些幸福感低下、人們聲稱自己生活得一團糟的縣鄉和城市，自殺現象是否更為普遍。縱觀過去10年的自殺率，蒙大拿州麥迪遜縣是我們常年居住的新澤西州默瑟縣的4倍。我們對此頗為好奇，特別是因為我們在蒙大拿州總體上過得非常愉快，并且那里的其他居民似乎也生活得很開心。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美國中年白人的自殺率正在迅速攀升。我們還發現另一個令我們頗為困惑的現象，那就是美國中年白人還遭受著其他傷痛的困擾。他們中罹患疼痛癥的比例更高，整體健康狀況也更差。雖然他們的總體情況略好于美國老年人—畢竟健康狀況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惡化—但二者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一方面，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中年人的健康狀況則在惡化。我們知道，病痛會驅使人們自殺，所以或許這兩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系？ 那只是**步。當我們考慮如何呈現我們的結果時，我們希望把自殺現象置于一個更大的背景中。自殺在總體死亡情況中的比例如何？與癌癥或心臟病等主要死亡原因相比，其嚴重程度又如何？于是，我們回到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下載相關數據并進行計算。我們驚訝地發現，對美國中年白人而言，不僅自殺率正在上升，他們的整體死亡率也在攀升。雖然增加的數字不大，但考慮到死亡率應該逐年下降，因此死亡率不再下降也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更不用說不降反升了。 我們以為自己一定在什么地方犯了錯誤。死亡率不斷下降是20世紀*美好，也*確定的特征之一。任何一個大群體的死亡率都不應該不降反升。例外情況當然也出現過，例如，**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流感大暴發，或者30年前許多年輕人死于艾滋病。但是，死亡率穩步下降，特別是中年人的死亡率穩步下降，是20世紀*偉大（也*可靠）的成就之一，并且這正是推高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富裕國家新出生人口預期壽命的原因。 到底發生了什么？自殺事件的數量并不足以解釋整體死亡趨勢的逆轉。我們研究了其他可能導致這種逆轉的因素。令我們驚訝的是，“意外中毒”是一個重要原因。怎么會這樣？難道很多人不小心誤喝了通樂管道疏通劑或者除草劑？由于我們（當時）的無知，我們并不知道“意外中毒”這一死因也包含藥物過量使用致死，也不知道服用阿片類藥物造成的死亡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并且這種情況還在迅速蔓延。此外，酒精性肝病的死亡率也在迅速上升。因此，死亡率上升*快的三大原因包括自殺、藥物過量使用和酒精性肝病。這些類型的死亡都屬于自戕，無論是用槍迅速地自我了斷，還是緩慢并且不那么確定地因為藥物成癮送命，抑或更緩慢地死于酒精中毒。我們開始將這三大死因統稱為“絕望的死亡”。這主要是為了給它們貼一個標簽，從而能夠方便地將其聯系在一起。導致死亡的究竟是怎樣的絕望，到底是經濟上、社會上，還是心理上的絕望，我們不得而知，也未妄加臆斷。但這一標簽被廣泛接受，而本書則是對這種絕望的一次深入探索。 本書所講述的正是這一類死亡以及被死亡陰影籠罩的人群。我們如實記錄了當時的發現，以及我們和其他人隨后的更多發現。其他作家已在新聞報道和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好書中描述過死者的名字和面容，并講述了他們身后的故事，我們也將利用這些描述。我們自己此前的工作主要聚焦記錄正在發生的一切，但是在本書中我們更進一步，嘗試追溯其潛在的經濟和社會根源。 哪些人正在死去？一個人死亡后，需要為其開具一份死亡證明，其中一欄需要填寫死者的學歷。在這一欄中，我們又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增加的絕望的死亡者幾乎全部是沒有學士學位的人。擁有學士學位的人基本上未受影響，處于危險之中的是那些沒有學士學位的人。這種情況在自殺人群中尤其突出。一個多世紀以來，受過良好教育者的自殺率普遍較高，1但在當前泛濫的絕望的死亡中，情況卻并非如此。 學士學位正在日益分裂美國，它帶來的非同尋常的好處成為貫穿本書的一個主題。有學士學位的人和沒有學士學位者的差距越來越大，不僅在死亡率方面，在生活質量方面也同樣如此。沒有學士學位的人飽受病痛日益增加、健康不斷惡化以及嚴重精神壓抑的折磨，工作和社交能力也不斷下降。與此同時，這兩類人群的收入、家庭穩定性和所在社區的差距也不斷擴大。2學士學位已經成為社會地位的關鍵標志，那些沒有學士學位的人好像被迫佩戴著一枚圓形的猩紅色徽章，上面寫著BA（學士學位），并打了一個大大的紅叉。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像英國和其他富裕國家一樣）已經逐步建立精英制度，并且被我們理所當然地視為一項偉大的成就。但是，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邁克爾·楊早就預言的那樣，這種制度也有其陰暗的一面。他在1958年提出“精英制度”這個概念，同時認為精英制度將導致社會災難。3那些沒能通過大學考試、成功畢業并成為大都會精英的人，在飛速發展、科技騰飛、興旺繁榮的都市中并無一席之地，被迫接受在全球化和機器自動化生產的威脅下朝不保夕的工作。精英人群會為自身的成就揚揚自得，將其歸功于自己的努力奮斗，同時鄙視那些沒有學士學位的人，認為他們也曾被給予機會，但是卻沒有抓住機遇。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的價值得不到認可，也不會獲得尊重，他們自己往往也以失敗者自居，并對社會制度不公憤憤不平。4縱觀今日世界，成功可以帶來多大的好處，那些未能通過精英測試的失敗者就面臨多大的懲罰。邁克爾·楊不無預見性地將那些被時代洪流拋棄的人群稱為“民粹主義者”，將精英人群稱為“偽善主義者”。 在我們的敘事中，不僅有死亡，還有病痛和成癮，以及分崩離析和喪失意義的生活。在沒有學士學位的美國人中，同居率和非婚生子女比例持續上升，結婚率則持續下降。許多中年男子并不認識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已經和曾經同居的女友分手，而他們的孩子現在正和一個不是他們父親的男人住在一起。過去那些來自宗教組織，尤其是傳統教會的慰藉，現在已經從許多人的生活中消失。人們對工作的依戀度日益下降，許多人已經徹底脫離就業大軍，僅有少數人擁有長期雇傭關系，雇主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對員工負責，而這種長期雇傭關系對許多人來說曾是地位的象征，是富有意義的生活的一個基礎。 過去，更多的工人加入工會。工會幫助工人提高工資，并幫助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場所和工作條件擁有一定的控制權。在許多城鎮，工會議事廳是社交生活的中心。而現在，曾經支持藍領工人的高工資已基本消失，制造業的工作機會已被服務業工作取代，例如，醫療、食品制備和服務、保潔服務以及維護修理性工作。 我們所講述的關于絕望的死亡、病痛、成癮、酗酒和自殺的故事，關于低薪的低檔工作的故事，關于婚姻解體的故事，以及關于宗教信仰下降的故事，主要發生在那些沒有學士學位的非西班牙裔美國白人身上。據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2018年，年齡在25~64歲的美國人口數量為1.71億，其中62%為非西班牙裔白人，而這些人中的62%沒有學士學位。換言之，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白人，即面臨上述危險的人群，占工作年齡段總人口的38%。當然，全體美國勞工階層，不分民族和種族，均正在遭受經濟力量的傷害，但黑人和白人的故事截然不同。 回望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那些在中心城區工作的非洲裔美國人的遭遇與30年后白人勞工階層的經歷頗有共同之處。全球化的**波浪潮對黑人的打擊尤其嚴重，對于這個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中心城市的工作機會變得稀缺。受教育程度較高和更有才能的黑人逐漸離開市中心地區，搬到城市中更安全的社區或者郊區。結婚率急劇下降，因為適婚男子不再擁有工作。5犯罪率迅速上升，同樣上升的還有因為暴力和霹靂可卡因泛濫導致的藥物過量使用和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其中艾滋病對美國黑人的沖擊尤其巨大。黑人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弱勢的地位，而美國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進一步削弱了其社會地位，因為經濟格局的變化造成低技能工作機會大量流失，黑人群體首先受到這一負面影響的沖擊。 長期以來，非洲裔美國人的生活處境一直比白人艱難。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黑人的壽命都更短。黑人也更不容易上大學或者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的黑人，其平均收入水平也低于白人。黑人的財富更少，擁有自己住房的可能性更小，進監獄和陷入生活貧困的可能性更大。在上述許多領域（盡管不是全部領域），黑人的處境現在都已有所改善。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黑人在教育、工資、收入和財富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1970—2000年，黑人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超過白人。在21世紀前15年，黑人的死亡率持續下降，而與此同時，勞工階層白人的死亡率則有所上升。 與1970年相比，公開的歧視現象有所減少。美國已經選出一位黑人總統。同時，過去絕大多數人認為不同膚色的人通婚是錯誤的，而現在的情況已經變成絕大多數人認為這樣做沒什么問題。毫無疑問，一些白人對喪失白人長期享有的特權感到憤恨，但這只是傷害了他們，而對黑人沒有影響。6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指出，主要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制度實際上損害了貧窮白人的利益。富人曾拉攏貧窮的白人，告訴他們，盡管他們可能沒有多少錢，但至少他們是白人。正如馬丁·路德·金總結的那樣，“南方貴族奪走了全部，只留給貧窮的白人吉姆·克勞法（Jim Crow）”。于是，當貧窮的白人沒有錢吃飯時，“他可以吃吉姆·克勞，并自我安慰說，無論自己的日子多么糟糕，也總比黑人要好，因為至少他是一個白人”。7隨著種族歧視與其他形式的歧視日漸消失，白人勞工階層也喪失了這些歧視給他們帶來的好處。超過半數的美國白人勞工階層認為，對白人的歧視已經與對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歧視同樣嚴重，但在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中，只有30%的人認同這個觀點。8對此，歷史學家卡羅爾·安德森表示，對于一個“長期享有特權的人而言，平等看上去無異于壓迫”。9 盡管黑人的死亡率仍然高于白人，但過去30年間，黑人的死亡率與沒有學士學位的白人的死亡率的差距已明顯縮小。20世紀90年代初，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兩倍多，但后來，隨著前者的死亡率持續下降，后者的死亡率不斷上升，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到20%。2013年以來，阿片類藥物濫用也開始蔓延到黑人社區，但在此之前，絕望的死亡只是貧窮白人的流行病。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記錄了白人勞工階層的生活如何在過去半個世紀逐步衰落。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據勞動年齡人口的62%，因此了解他們的死亡率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有關20世紀七八十年代非洲裔美國人的故事已經得到廣泛的研究和探討，10我們對此并無多少補充，但我們仍然希望提醒大家，那個故事與今天白人的困境存在某些相似之處。與此同時，西班牙裔人群則是一個涵蓋多族裔的群體，劃分的依據是其是否講西班牙語。美國西班牙裔人口的死亡率因西班牙裔移民構成的變化（例如移民主要來自墨西哥、古巴或者薩爾瓦多）而不斷變化，因此我們無意講述一個能夠囊括這一群體的統一故事。 我們在本書中闡述了一些社會和經濟力量，這些力量使得勞工階層的生活緩慢地日益惡化。其中一個論點主要關注了勞工階層白人這一群體內部價值感的不斷下降和文化的日益失調。11毫無疑問，有關非婚生子女禁忌的社會規范崩潰，*初對許多人來說似乎意味著一種解放，但從長遠來看，它帶來了沉重的代價。那些年輕時篤信自己可以活得無拘無束，不需要承擔責任的人，在人到中年之后發現自己孑然一身，獨自漂泊。對宗教的背棄或許與此類似，當然這也有可能是因為宗教組織未能適應政治和經濟變化，并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繼續提供意義和安慰。這些關于社會規范的論點無疑有其道理，但我們的敘事更加側重于某些外部力量，這些力量已經逐漸吞噬半個世紀前典型勞工階層生活所依賴的基礎。現在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勞工階層的災難是咎由自取，因為他們對工作喪失了興趣，但是有充分的事實證明，這純屬無稽之談。 在進行通貨膨脹調整后，美國男性的平均工資增長已經停滯半個世紀之久。對于沒有學士學位的白人男性而言，其平均收入的購買力在1979—2017年下降了13%。而在同期，美國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85%。盡管2013—2017年，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的收入變化出現了可喜的轉機，但與其長期下降趨勢相比，這一轉機微不足道。在經濟大衰退結束后的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近1600萬個新工作崗位被創造出來，但其中只有不到300萬個工作崗位針對的是沒有學士學位的人，針對僅有高中學歷就業者的工作崗位更是只有區區5.5萬個。12 工資長期下降是打擊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人的一種根本性力量，但簡單地將絕望與物質生活水平下降相聯系并不能解釋目前發生的一切。首先，工資的下降還伴隨著就業情況的惡化—從較好的工作跌落到較差的工作，許多人完全離開了就業市場，因為較差的工作沒有吸引力，也因為根本就沒有什么工作可做，或者因為他們難以為了新工作搬家，也可能是以上這些原因的綜合作用。工作質量的下降和完全脫離就業所帶來的痛苦，遠遠超過單純的收入損失帶來的痛苦。 其次，許多低工資工作無法帶來受雇于成功企業（即使只是一名低級雇員）的自豪感。當清潔工、看門人、司機和客服代表直接受雇于一家大公司時，他們歸屬于這家公司，但是當這家大公司把這些工作外包給只能支付很低的薪水且沒有晉升機會的商業服務公司時，這些雇員則不再歸屬于該公司。即使工人們從事與外包前相同的工作，他們也不再是這家大公司的一部分。正如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布魯姆發人深省地指出的那樣，這些人不再被邀請參加公司的假日聚會。13如今，柯達公司的看門人一路晉升，*終成為集團旗下一家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14而且在上面提到的工作中，一些工作現在受到軟件的密切監控，這些軟件完全剝奪了工人的控制權或主動權，堪比舊時代那些被工人深惡痛絕的裝配線。15與此相反的是，即使是礦工等從事危險和骯臟工作的工人，或是知名大公司的低級職員，也能夠因為自己的職業角色感到自豪。 沒有前途的男人不可能成為好的婚姻伴侶。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的結婚率開始下降，更多的人失去了婚姻帶來的好處，包括不再有機會見證孩子的成長以及失去含飴弄孫之樂。目前，大多數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母親平均至少有一個非婚生孩子。暗淡的前景使人們更難建立像他們父母一般的生活，擁有自己的家庭或者攢錢送孩子上大學。高薪工作的匱乏威脅著社區及其可以提供的服務，如學校、公園和圖書館。 工作不僅是金錢的來源，也是勞工階層生活中的儀式感、習俗和慣例的基礎。當工作遭到破壞，傳統勞工階層的生活*終將不復存在。伴隨著婚姻和社區的消失，意義、尊嚴、驕傲和自尊也喪失殆盡，隨之而來的將是絕望。勞工階層損失的不僅僅是金錢，甚至可以說，金錢并非他們的主要損失。 我們的論述呼應了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埃米爾·杜克海姆對自殺的論述，即一旦社會無法為某些成員提供框架，使他們能夠在此框架中過上有尊嚴和有意義的生活，自殺現象就會出現。16 我們關注的重點并不在于經濟上的困境，盡管經濟困
美國怎么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作者簡介
安妮·凱斯（Anne Case） 普林斯頓大學1886年亞歷山大·斯圖爾特經濟學和公共事務教授、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榮譽教授，2020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她也是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計量經濟學會會員，美國國家醫學學會、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和美國哲學學會成員，曾獲得國際衛生經濟學協會的肯尼斯·阿羅健康經濟學獎、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科扎雷利獎。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經濟學和國際事務名譽教授。此前曾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等。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貧困、不平等、健康、福祉和經濟發展等，著有《逃離不平等》。 2019年，《展望》雜志將安格斯·迪頓和安妮·凱斯評為年度“世界50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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