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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2808
- 條形碼：9787208162808 ; 978-7-208-16280-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研究者、愛好者★一部1960年代以來美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智識史 ★一部必將成為政治史經典的作品 ★1960年代以來，美國執政黨贏得選舉的訣竅，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啟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議題：
·個人自由還是家庭至上？ ·保證美國的輝煌（Keep American Great）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支持生命（pro life）還是支持選擇（pro choice）？
…… 這一幕還會重演嗎？
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 內容簡介
《美國人為什么恨政治》的部分“自由主義的失敗”，講的是自由派如何在“文化革命”中將道德文化議題拱手讓給保守派；第二部分“保守主義的僵局”講的是保守派如何在道德上的傳統主義和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之間左沖右突；第三部分“治療意識形態病”則是介紹了如何療救公共生活。書前的第二版導言，則回顧了此書出版后，從克林頓到小期間的美國意識形態史。
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 目錄
第二版導言 美國人還恨政治嗎？
**部 自由主義的失敗
**章 現在就自由：新左派及對自由主義的攻擊
第二章 德性的優點：新保守主義的造反
第三章 并非黑與白：種族、“價值”與威利·霍頓
第四章 家庭政治：女權主義及其敵人
第五章 失去的機會：吉米·卡特與名不副實的中樞
第二部 保守主義的僵局
第六章 觀念有其后果：保守主義的矛盾起源
第七章 節制不算德性：“現代共和主義”的麻煩生涯
第八章 地獄沒有憤怒：宗教右派與新共和黨
第九章 供給方的需求：保守主義政治與新政樂觀主義
第十章 無政府的政治：自由放任主義的重生
第十一章 平衡術：里根、布什與保守主義困境
第十二章 一國兩分：1988年大選與虛假選擇的邏輯
第三部 治療意識形態病
第十三章 “不耐煩的大多數”的政治：如何治療公共生活
致謝
索引
**版譯后記
第二版譯后記
展開全部
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 節選
《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一書的核心觀點是，觀念對政治的塑造，遠遠超過大部分關于公共生活的記錄通常承認的程度。 本書的核心論點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長久以來把政治議題設定為一系列的虛假選擇，美國政治中的許多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我們主導意識形態的失敗。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被各自的矛盾所折磨，為了對自己形形色色的選民的需求做出回應，不容許他們國家去解決那些被*困擾的問題。 但是自從1960 年代以來，贏得選舉的訣竅，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啟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議題。 保守主義聯盟低收入一翼在總統選舉中傾向于投票給共和黨，以表達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在國會選舉中（至少直到1994 年）投票給民主黨，以保護他們的經濟利益。 1960年代的政治將自由主義聯盟中的權力平衡，從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選民（主要關心經濟問題），轉移到中產階級上層的改革者（主要興趣在文化議題和對外政策）。漸漸地，自由主義不再由支持政府對經濟的積極干預所定義，而是由對文化變遷的開放態度以及反對美國干涉他國來定義。文化議題的興起，使得中產階級上層改革者成為美國自由主義的*強音。這些改革者對繼續打文化內戰也有持續的興趣，不比保守主義少。 本書所設想的政治中心將同時反映公眾的“自由主義本能”和“保守主義價值”。它將采取溫和的文化態度，寬容面廣，但對大眾在工作、信仰、家庭方面的傳統傾向保持尊重。政治哲學家、克林頓前白宮助理威廉·高爾斯頓明確地闡釋了美國共識——他說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寬容的傳統主義者”。 我們所有人都是我們在其中走向成熟的時代的產物，其程度，比我們愿意承認的還要深。 但是，當時代“發牌”時，公民必須上手去“打牌”。我們中喜歡進步主義政治和一種溫和、節制的文化的人，不能因為不喜歡目前這種玩牌的方式，就把競技場讓給我們的對手。 在其內心，早期新左派的政治立場有著深刻的民主傾向，它更多地來自美國的公民共和傳統，而不是任何可被稱為社會主義的東西。這也是新左派之所以新的地方。新左派的語言和方式都體現了一種熱心參與的中產階級的政治，這一階級的成員認為如果公民全體與政治相分離，那么自由將會變得毫無意義。 新左派的核心概念是“參與式民主”，其目標是公民不僅僅是為這個或那個政客投票，而應該有更多的作為。 在新左派看來，美國的人種亟待全面的改善。對新左派而言，1960年代早期的美國是一個充斥著異化的順民的民族。“感覺到社會的復雜壓迫著空虛的生活，”《休倫港宣言》宣稱，“人們擔心事情隨時隨地會失去控制。人們害怕變革本身，因為變革可能擊碎任何無形的框架，而這些無形的框架眼下似乎能為他們把混亂遏制住。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所有運動都很可疑，都很危險。每個人在他的同輩人身上看到的都是冷漠，這一情況使得不愿組織起來實行變革的普遍心態永久存在。”
Feeling the press of complexity upon the emptiness of life, people are fearful of the thought that at any moments, things may be thrust out of control. They fear change itself, since change might smash whatever invisible framework seems to hold back chaos for them now. For most Americans, all crusades are suspect, threating. The fact that each individual sees apathy in his fellows perpetuates the common reluctance to organize for change. … Loneliness, estrangement, isolation describe the vast distance between man and man today. Doubt has replaced hopefulness— and men act out of a defeatism that is labeled realistic.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這場圍繞戴利代表團的斗爭表明了民主黨內改革派系興起的一個主要后果：黨內白人勞工階層的力量在衰落，他們傾向理查德·戴利而非中產階級改革者（也不是杰西·杰克遜）。長遠來看，強調參與的新規則導致富人地位的上升和工人以及中產階級下層的地位下降。1988 年，《華盛頓郵報》記者托馬斯·拜恩·埃德薩爾在一篇文章中不留情面地指出：“初選和干部會議的參加者向富裕階層和中產階級上層傾斜……這些代表遴選程序在不斷加劇工人階級社群的政治組織的衰落。”這和早期新左派平等主義者首先提出“參與式民主”理念時頭腦中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新左派早期圍繞參與式民主的組織工作無疑發揮了有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式政治總是傾向于精英，因為這些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那些階級地位低的人，總是有更多的時間、金錢和資源投身政治。民權運動和新左派的組織者力求克服這些偏見，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勝利。 一個人不必非要成為保守主義者才同意丹尼爾· 貝爾的說法：“現代資本主義已被一種廣泛的享樂主義所改變，這種享樂主義將世俗關注而不是先驗紐帶作為人生活的中心。”貝爾擔心資本主義可能會被它的“文化矛盾”所摧毀。資本主義提倡的消費主義和“放縱”將破壞努力工作、紀律、延遲滿足這些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美德。老保守主義者一直懷疑這一點。 卡特獲勝有很多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他獨立于黨內所有自由主義的派系：卡特的勝利暴露了自由主義的弱點。后來成為卡特主要的國內政策顧問的斯圖爾特· 艾森斯塔特說：“不言而喻，他是‘76 競選’民主黨候選人中*保守的一位。他是唯一一位談論平衡預算、減少官僚機構、減少繁文縟節這些經常和共和黨連在一起的主題的候選人。”政治學家、卡特研究專家歐文·C.哈格羅夫寫道，卡特“無疑相信美國政治和政府的主要不足是特殊利益蓋過了社會需要。盡管他從沒有使用過‘利益集團自由主義’這個術語，他卻是利益集團自由主義的死敵”。
在這個意義上，哈格羅夫認為，卡特與世紀之交的中產階級進步主義者之間的共同點，超過了和進步主義者的繼承者新政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共同點。
雖然如此，卡特也比大多數中產階級自由派要更好地理解“民粹主義”問題。1972 年，華萊士和麥戈文都通過攻擊賦稅制度對普通納稅人不公平來獲取選票。卡特則譴責這個制度是“人類的恥辱”。如許多右翼民粹主義者一樣，卡特譴責福利制度不鼓勵工作與家庭的價值。但與右翼不同的是，卡特堅稱他將使這個制度對于貧困群體更加公平。卡特讓黑人確信他確實相信民權，即便如此，他還是通過反對“強制校車接送”安撫了白人。黑人可以原諒卡特在種族問題上采取一個比較“保守”的立場，因為這對一個南方白人來說，已經相當進步。卡特那種浸信會的宗教虔誠也直接說出了黑人社區很多人的感受，以及在社會問題上持保守主義立場的白人的感受。而且，保守主義的白人也懷疑南部民主黨永遠不會像北部的民主黨那樣自由主義。卡特只不過通過把主題從種族變為階級，大聲反對華盛頓以及各種“內部人士”，便分解了種族議題。卡特是1924年以來*沒有左翼色彩的民主黨提名候選人，但他比其更為自由派的對手更理解階級憎恨的力量。 卡特對他的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長約瑟夫·卡利法諾的指示很清楚：他叫后者提出一個“鼓勵工作和支持家庭的全盤計劃”。要獎勵工作，就需要給工作的窮人以額外的補助。在許多情況下，工作的窮人不比那些依賴福利的人境況更好——甚至更差，因為他們缺少健康保險的利益。工作培訓或職業訓練方面的要求，意味著創造新的工作和訓練項目。即便如此，卡特仍然承諾他的計劃“比原始制度不多花錢”。
*終，福利改革的某些部分被接受，它們算不上卡特曾經許諾的那種“全盤”改革。挑出卡特戰略的毛病很容易。但是，他的困難觸及現代福利國家的核心問題。卡特的基本問題是，鼓勵工作的福利改革必然要比當前的制度花費更多的錢。為福利接受者提供就業和進行就業訓練，提高工作窮人的收入，所有這些鼓勵和獎勵工作的計劃的核心組成部分，都需要新的開支，需要稅收的改變，這些都要政府財政來負擔。一個促進保守主義價值的制度需要更為自由主義的支出。卡特的財政保守主義使得他不情愿接受這一現實。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一位哈耶克—米塞斯學派的猛烈批評者，曾經說過，奧匈帝國對于美國介入**次世界大戰的報復，就是將它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們輸送到我們的國家。 他說，“通過規訓使自己臻于完美，而規訓的核心是自我否定”。韋弗為私有財產辯護，稱它為“*后一項形而上的權利”。但他心中所想的是個人財產，而并非那種使大多數做生意的資本家們感到親切的財產。“就股票和公債這些抽象財產而言，企業的法定所有權從來看不到人與他的東西之間的聯系，實際上它摧毀了這種聯系……”，韋弗這樣宣稱。“在這種意義上，財產成了一種有助于剝削的虛構之物，同時也不可能使工作變得神圣。” 肯尼迪1960年競選總統的方式表明，在某種程度上，他自己并不相信“充滿激情的運動”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肯尼迪的競選口號是“讓國家再次前進”，其核心是覺得美國有什么地方不對勁，但到底是什么不對勁并不容易說清楚。約翰·斯坦貝克在1960年注意到，整個國家感到“一種令人坐立不安的煩躁，一種對某種不知名的東西的渴望—這個東西或許是道德”。1950年代的社會批評家確實感受到這種道德空虛。像小威廉·懷特的《組織人》、戴維·里斯曼的《孤獨的大眾》（The Lonely Crowd）批評了成功人士的“內在導向”和馴順聽話。當1958年蘇聯發射了**顆人造衛星，美國開始感覺到，他們的國家什么地方的不對勁，已經開始對國家的安全產生實質的影響。就在這一刻，政治科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寫道：“得意自滿之情開始消退了。” 在我們的這塊土地上，人們和有著類似信仰、類似品味、類似族群背景的其他家庭組建了許許多多的教會、俱樂部和鄰里社區。沒人會想著堅持要社區按照固定的比例“融合”起來：多少盎格魯美國人，多少日耳曼美國人，多少瑞典美國人；或者天主教徒多少，新教徒多少，猶太人多少……
我所理解的美國人的目標，既不是建立一個隔離的社會，也不是建立一個如此這般的融合的社會。我們的目標是保存一個自由的社會……結社的自由是雙方的自由，否則它就什么都不是。它適用于彼此想和對方結社的雙方……屏障會損害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而不僅僅是少數者的自由。
除去這些屏障提升了自由……但是同樣清楚的是，當你對不結社自由樹立屏障的時候，自由也減少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結社自由和不結社的自由意味著同樣的事。在這一自由的任一方面樹立屏障都是錯誤的。
認為必須強加某些預先確定的官僚性的平等計劃，特別是基于種族概念的平等計劃是其中*糟糕的，這必將毒化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使其變得苦澀。 1960年代中期，現代共和主義者*后一次付出較大努力，以建立一種值得尊敬的知識基礎，服務于他們和共和黨右派的戰斗。或許，這一時期*好的自由派共和黨著作是雅各布·K. 賈維茨的《戰斗命令：一個共和黨人對理性的呼喚》。賈維茨試圖挽救一種更為古老的共和黨國家主義傳統—也就是，更重視國家利益，而不是州的利益和地區利益。在書中一處生動地描述歷史的部分，賈維茨宣稱他自己“選擇祖先的道路”。其中包括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締造強大的全國政府的國父，號召全國經濟計劃的**人；亨利·克萊，支持“美國體系”的輝格黨人，美國體系包括聯邦大規模投資于水壩、道路、橋梁、運河；當然，也包括亞伯拉罕·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賈維茨論斷的沖擊力在于，共和黨的這一譜系賦予它一個強大得多的基礎：比起民主黨來，共和黨才是支持聯邦行動的政黨，民主黨只有在新政的時候才致力于這一事業。民主黨是后來者。 在他的**個總統任期，他就決定好了：盡管有時候向左轉（特別是在經濟議題上）對他的再次當選有利，大勢還是要向右。這樣理解這個矛盾就明朗了：那就是，只有當你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的議題去衡量，尼克松才看上去如此自由派；在那些定義了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議題如種族、學生騷亂、文化等問題上，尼克松是個徹頭徹尾的保守派。 尼克松選擇強調保守主義的社會議題政治，而不是他的政府在自由主義政策方面的成就，他*終走向了水門，放棄了成為一個可行的現代共和主義設計師的機會。尼克松的決定對美國政治未來是至關重要的，這一決定預示著，政治將變得越來越兩極分化，圍繞社會議題和種族問題的虛假選擇將成為政治過程的一個正常部分。尼克松本來可以通過早一點結束越南戰爭，或者拒絕斯卡蒙和瓦滕伯格分析的邏輯展現給他的顯而易見的誘惑，來改變這一切。自由派本來也可以通過追求一個不那么招致分裂的政治——不要拱手把“愛國主義”或者白人造反議題交給尼克松讓他占盡便宜¬——來避免這一切。到頭來，兩方都選擇了兩極化。 當然，保守主義者并不同情“自由派媒體”，他們認為正是這些媒體毀了尼克松。的確，許多保守派人士越來越把水門事件看作一場自由派政變，這場政變奪走了尼克松被合法賦予的權力，推遲了保守派的政治重組。當然，和尼克松擁有同樣的敵人并不一定和尼克松分享同樣的目標。但是，保守派的觀點對民主黨和自由派也充滿了暗示。因為，民主黨比起政府之外的所有機構來，從水門事件中得到的收益要少得多。《華盛頓郵報》在尼克松的困境中扮演了決定性的作用，其執行編輯本杰明·C. 布拉德利說：“新聞界在水門事件中大獲全勝。”他是對的，而且新聞界所獲得的勝利并不限于那些顯而易見的方面。至少對民主運作成功的信任歸于新聞界——同樣也歸于司法——民主黨的政客們并沒有獲得這種信任。事實是，在水門事件的鼓舞下，產生了一個越來越持對抗態度的新聞界，助長了對政府信譽的摧毀。批評總是針對共和黨人，但其*終結果卻傷害到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因為他們的主張建立在“政府總是好的”這樣一個觀念上。在水門事件之后，沒有多少美國人還相信這一點了。民主黨在水門事件中的*大贏家是它在國會中一位*保守的議員，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薩姆· 歐文，他長期主張“有限的憲政政府”。【聯系到現在NYT對川普的猛烈批評】
水門事件之后，宣稱“制度發揮了作用”稀松平常，但是發揮大作用的并不是政府本身，而且確實不是政治過程本身；“勝利”的是一系列對政府權力的制約措施。1974年橫掃共和黨、堂而皇之重新執政的許多民主黨人是年輕的新式自由派，他們與老一代自由派*顯著的不同，是他們對政府機構運作的懷疑主義。這一點兒都不奇怪。 宗教右派的重要之處，不是它創造了新的政治事實，而是它強化了早就開始的趨勢—保守的南部白種人反對民權的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宗教右派既改變了共和黨又改變了保守主義運動。一直到1976 年，一個在社會議題上持溫和（也就是說不保守的）觀點的候選人還可能獲得共和黨的題名。但到了1980 年，這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能了。一直到1976 年，保守主義還主要由反共產主義和有限政府這些議題來定義。但到了1980 年，保守主義越來越多地由諸如墮胎、色情、學校禱告以及小學教學的內容這些話題來定義了。過去，宗教保守派滿足于艾森豪威爾式的無具體內容的虔誠。到了1980 年，共和黨內的論辯已經帶有濃重的宗教色彩了。喬治·布什不僅認為改變他在墮胎問題上的立場是明智的，他還感到有必要說明他經歷的宗教體驗和卡特一樣深厚。在共和黨的政治中，再生不再是“古怪的”；它幾乎成為根本性的。 那些相信民主共和的人堅持，公民在一起辯論和思考的政治過程是一種積極的善。他們認為，人并不僅僅是自私自利的“偏好”的集合，并且我們共同生活能產生出我們中的任何人自己都無法產生的社會之善。他們堅信自由是一種價值，但同樣的，團結也是。自由放任主義者的理想變得越來越流行，說明很多美國人已經放棄了“一種共同之善”的可能性，他們因此變得更傾向于不受政府干涉的保護，更不愿意成為民主事業的一分子。考慮到民主政府的失敗，這看起來是一種再明智不過的選擇。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宗教右派把傳統主義變成了群眾運動，至于自由放任主義，如果不是群眾運動，也毫無疑問變成了一種政治科學家所稱的“大眾信仰體系”。隨著右派中的各翼都變得更有力，他們各自都帶著日益懷疑的目光看對方。他們非常有理由相互懷疑，因為這兩種世界觀的根源完全抵牾。自由放任主義者是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者，他們在個人自由的名義下，會毫不猶豫地推翻傳統和宗教。傳統主義者和宗教右派則視啟蒙運動為一次錯誤的轉向，視傳統的破壞為一種嚴重的危險。這不是在一兩個議題上的小差距，差異是根本性的，它將對保守主義政治產生重大影響。 。在和馬里奧·庫默這樣的自由主義者辯論的過程中，威爾遜宣稱：“在種族被作為一個粗糙的社會階級的指示器的情況下，很多被當作‘種族偏見’的東西不過是階級偏見。”［26］這個論點在后來的年代變得更為流行。黑人有理由拒絕這樣的辯論，因為用種族當作“一個粗糙的社會階級的指示器”聽起來脫不了種族主義的嫌疑。這種“粗糙的指示器”經常被當作種族歧視的根據。但是威爾遜的分析對于大多數反叛的城市白人的真實情感而言，比起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些白人就是十足的種族主義者的觀點，更真實。像新保守主義者喜歡指出的那樣，現實是復雜的。
保守主義的政治家注意到這些觀點，并且積極地向白人工人階級以及他們在新保守主義者中的知識分子辯護人獻殷勤。理查德·M.尼克松在1968年說，“曾經有一段時間，國家的焦點在失業者、窮人、破產者身上，工作的美國人變成了被遺忘的美國人”。這些被遺忘的美國人，尼克松說：“有合理的冤情需要平反，正當的事業應當獲得勝利。”［27］威爾遜和其他半打的新保守主義者能很容易地寫出尼克松的演講稿。1968年，大部分新保守主義者還固守他們的自由主義，反對尼克松，支持休伯特·漢弗萊*。［28］但是到了1972年，相當多的人走到了另一邊。他們開始把尼克松當作正義的應當獲勝的目標，尤其是戰勝喬治·麥戈文這樣的反對者。
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 作者簡介
小尤金·約瑟夫·迪昂（E.J. Dionne, Jr.）
美國著名記者，資深政治評論家，曾長時間任《華盛頓郵報》社論作者，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喬治城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譯者趙曉力，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政治哲學。著有《代表制研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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