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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18867
- 條形碼：9787521718867 ; 978-7-5217-1886-7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 本書特色
作為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著作，本書將經濟史、政治史、社會史，尤其是思想史結合起來，全面考察了英國在1700年之后的一個半世紀中的經濟發展情況，重點論述了思想和制度對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作用。
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 內容簡介
為什么西方國家遠比世界其他國家富裕？如何解釋工業革命期間西方國家收入巨增？為什么英國能夠引領工業革命？作為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著作，本書將經濟史、政治史、社會史，尤其是思想史結合起來，全面考察了英國在1700年之后的一個半世紀中的經濟發展情況，重點論述了思想和制度對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作用。從光榮革命至水晶宮博覽會期間，英國經濟發生了巨變。本書為理解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的非凡崛起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證明了智識力量而非物質力量是這一現象背后的驅動力。雖然帝國、貿易、資源等因素都起了作用，但很重要的是，啟蒙運動帶來的創造性及其對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的信念，影響了思想家、發明家、企業家和工匠的經濟行為，從而引領英國邁入現代。莫克爾認為，英國之所以能夠引領歐洲其他國家進入工業革命，是因為它是思想、文化、制度和技術的很好交匯處。如果認識不到英國啟蒙時代思想巨變的重要性，我們就無法理解工業革命。
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 目錄
總 序
致 謝
地 圖
引 言 經濟變化中的意識形態、知識和制度因素
**章 1700 年的英國經濟
第二章 啟蒙運動和經濟
第三章 有用知識和技術
第四章 啟蒙政治經濟
第五章 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
第六章 英國技術領袖地位的緣起
第七章 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革
第八章 英國和世界： 一個開放的經濟
第九章 啟蒙時代的農業
第十章 服務部門：商業和運輸
第十一章 服務部門：金融和個人服務
第十二章 進步和生產力
第十三章 啟蒙時代的人口變遷
第十四章 啟蒙經濟中的性別和家庭因素
第十五章 技術進步時代的工廠和公司
第十六章 社會規范和公民經濟
第十七章 正式制度：國家和經濟
第十八章 生活水平和不平等
第十九章 結論：1851 年的英國經濟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 節選
任何時期的經濟變化都依賴于人們相信什么，且依賴程度比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的要高。從“光榮革命”到水晶宮世界博覽會這一期間，英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就是如此。本書是一部個人解釋性著作，分析哪些因素發揮作用，促成現代經濟發展萌芽于后來發展成為“工業化世界”的地區。所有人都認為，在“工業化世界”中，英國經濟起到了關鍵作用。本書介紹了英國在1700年之后的一個半世紀中的經濟發展情況。本書未能面面俱到：考慮到研究這一時期的文獻汗牛充棟，任何研究都應有所側重，我也斗膽照做。簡而言之，本書指出，除了地理因素以及市場、政治和社會作用等標準論據外，現代經濟增長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認知和信念，以及這些信念如何影響他們的經濟行為。18世紀是啟蒙時代，我們有必要充分檢視這一事實產生的經濟影響。正如黑格爾指出的，思想和哲學啟迪著人們構建的現實世界；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不過經濟學的情況又如何呢？意識形態和“文化”是否影響經濟結果？這一問題和經濟學本身一樣古老。馬克思和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都認為，信念能夠自我調整，以適應經濟利益；經濟利益本身則很大程度上由技術、人口、地理等更深層的力量決定。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一樣持歷史唯物主義觀，認為意識形態大體上內生于經濟環境，無法影響經濟環境。一些經濟學家則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他們認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一句名言，即“與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夸大了；蛟缁蛲砘蚝没驂模ｋU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我將會指出，在歷史現實中，兩者通過復雜的方式相互作用。在適當的環境中，正如18世紀的英國，這一相互作用產生了正向反饋回路，帶來了經濟史上自農業出現以來的*大變化：即工業革命和可持續經濟增長的萌芽。人類的認知和信念與經濟活動之間的互動方式具有歷史偶然性。我的意思是，它是許多絕非不可避免的局勢融合在一起的結果。有人認為統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信念非常關鍵，這似乎再自然不過。政策制定者負責制定有關經濟游戲如何運行的規章制度。不過，在工業革命時期，知識分子、科學家、熟練技工、發明家、企業家的信念和理念可能更為重要。當然，理念并非從天而降。商業和城市社會對于創造智識理念（intellectual ideas）而言是必要的，因為它們能夠養活一大批憑借智力而不是靠耕作為生的人。這些人的主業是思考和分析，在思想市場中開展競爭（Mokyr，2007）。一些理念*終勝出，而其他的理念卻沒有。通過這一競爭激烈的自然選擇過程，智識環境發生變化，對“現代”政體和經濟體的構建產生深遠的影響。為什么一些理念能夠*終勝出，成為“主導范式”？這一問題沒有簡單答案。在合適的“環境”中，一些理念能夠勝出；有時雖然環境有利，但是理念遲遲未到或者以失敗告終。就像在進化生物學中，我們無法確切了解為什么一些適應力極強的物種能夠幸存下來，而一些適應力同樣不弱的物種卻慘遭淘汰。歷史存在某種令人迷惑不解的不確定性。時機和偶然性能夠解釋*終的結果。當然，如果理念順應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那么它們具有一定的優勢。不過，精英階層秉持的理念，其演變過程是否存在自主性邏輯（autonomous logic）呢？精英階層的信念被證明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就結果而言，言辭（rhetoric）是否完全無足輕重？如果認為意識形態只是經濟利益的反映，而勸導（persuasion）本身根本不重要，那就大錯特錯了。歷史上許多頗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背叛了自己的階層，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歷史唯物論的信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傮w而言，創造啟蒙運動的啟蒙哲學家擅長勸導他人，并慢慢地向同時代的社會和經濟精英灌輸全新的價值觀和信念。對于為何制定出臺現有政策這一問題，我們在尋找答案時，可以首先回答“符合誰的利益”這一問題，這是一個不錯的起點。不過，它絕非終點。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尋找“何人獲益”（cui bono）這一問題的答案，那么會忽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經濟利益團體經常遭遇其他經濟利益團體的反對。人們結盟，達成交易，同時還必須考慮運用具有說服力的言辭，來說明什么*有利于“國家”。改革者每前進一步都會遭遇當權者和保守派的反抗，結局充滿不確定性。結局并非預先設定或者無法改變；如果沒有這些結果，我們是無法解釋英國轉型的。有待解釋的問題很多。在1700年之后的一個半世紀里，英國經濟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到1850年，英國人口數量與1700年相比增加了兩倍多。此外，城鎮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提高（達到45%，而在1700年這一數字僅為18%）。人們向陌生人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大幅增加。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家門，在要求員工守時守紀的大企業工作。他們在國內出行時乘坐火車，而不是“驛站馬車”（又稱公共馬車）。人們航海時對帆船的依賴越來越小。家庭內部勞動分工發生了變化，同樣，人們與鄰居及社會之間的經濟關系也發生了變化。早在1700年，市場已經無處不在；到了1850年，市場已占據主導地位。人們通過市場購買日常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時也通過市場出售自己的勞動，拿出儲蓄進行投資。在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與陌生人打交道的機會越來越多。他們選擇棉質衣服，而不是羊毛或亞麻材質的衣服。同時，盡管人們的住房和食物質量并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但經過仔細考查，我們會發現其實也有所變化。對這些變化的敘述往往被人指摘采取了“目的論”的解釋方法，即我們敘述變化時，好像發生的所有一切都是為了促成我們*終觀察到的結果。涉及這一時期的經濟核算工作經常將這一轉型描述為成功范例，從而被人指摘存在“揚揚自得”的心態。在本書中，我會小心行事，避免犯下類似的錯誤，但在某種程度上我仍有可能犯錯。史學家在介紹這一變化過程時面臨一個顯而易見的困境，即是否能夠并且應該避免強調，依據大多數標準，特別是當時的標準，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功范例？一個不變的事實是，到舉辦著名的水晶宮世博會（1851年）時，英國已經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經濟領袖，享受著突如其來的（盡管曇花一現的）政治威望和霸權，并且有能力確保英國一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數人過上越來越好的生活。在當時，這一部分人口所占比例不小，且占比還在不斷提高。過去只有權貴階層才能享受（或者以前不為人所知）的奢侈品開始進入越來越多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所有國家的史學家都會對英國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發生的情況極感興趣。說到底，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這一段歷史并不是英國獨有的現象。歐洲其他國家和英國一樣經歷了經濟轉型，*終海外領地也實現了經濟轉型。這一時代“創造”了現代經濟增長，F代經濟增長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得益于它，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超過了滿足生存需要的*低消費水平，過上了舒適、安全、閑暇和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生活，而在過去僅有少數人能夠享受到這一切。無論人們認為商業工業主義的興起、金融資本主義、城市化和技術成就是福佑還是詛咒，毋庸置疑的是，它們已成事實。在本書討論的這一時期里，繁榮之樹發芽，并首次開花。這一切發生在英國，居于中心的是工業革命。如果史學家、經濟學家和側重歷史的社會學家就世界經濟史達成什么共識，那么這一共識就是，歸功于工業革命，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經濟增長始于英國。盡管涉及時機和因果關系的許多細節仍有爭議，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意識到，在1750年之后的某個時點，不列顛群島發生了深刻、不可逆轉的變化，而且這一變化*終蔓延到西歐大部分地區、北美以及受西方影響的其他地區。在1700年，對世界尤其是英國而言，經濟增長并不完全是新鮮事物。鮮有學者會對下列說法持異議，即自諾曼征服到1688年光榮革命，英國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經濟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消費模式日益多樣化，總產出實現長期增長。在1688年，格雷戈里·金（King，[1688]，1936）勾勒出首份有關英國經濟狀況的定量圖。然而，依據現代標準，英國經濟變化速度極為緩慢。一些人可能會說，這只是“一個程度問題”，但是在經濟史中，程度意味著一切，并且經濟變化加速問題是有待解釋的核心事件。同樣，如果我們將英國在本書討論的時期里的經濟史稱為“工業革命時代”，這一說法就有誤導性，因為這樣就好像這一時期的前夕只是工業革命的前奏，而在它之后的數十年只是工業革命的余波。在現代經濟學家看來，工業革命之所以顯得突出，是因為回頭來看，它對全球經濟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我們無須考慮后來出現的現代經濟增長，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英國這一時期的經濟史進行介紹、分析、定性，甚至建模。在1700年至1850年間，英國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一切與工業革命毫無關系，或者關系很小。工業革命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在它之前和期間發生的所有一切必然“引發”甚至推動工業革命，也不代表之后發生的事情都是工業革命造就的。不過，經濟增長問題將繼續讓經濟學家著迷，同時史學家也無法回避這一問題。在工業革命出現之前，經濟增長表現平平，不僅慢于今天經濟學家認為的“正常”經濟增長，而且存在著質的區別。在當今時代，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技術進步，以及經改良的生產資料、新技能和勝任力（competence）的積累。技術進步和生產資料等要素的積累代表并推動創新。盡管在1750年之前，世界就已取得了技術進步，但它們在推動經濟變化方面僅發揮了次要作用。盡管我們很難對上述假設進行量化，但是似乎在工業革命出現之前，當時的經濟增長雖表現平平，卻基本上仍可以被視為人們熟知的“斯密型經濟增長”。斯密型經濟增長是基于商業擴張、市場發展、資源配置的完善。亞當·斯密指出，當兩個地區或經濟體相互開展貿易時，雙方都可從專業化分工中受益。自此之后，經濟學家一直傳授這一觀點。在1450年至1750年間，貿易額大幅增長，西歐從中受益尤多。貿易增長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有用知識的增加：船舶設計和航海技術得到完善，地理知識得到擴充，人們找到了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伙伴。此外，各種制度得到完善，從而強化了“法治”，進而推動貿易的發展。制度致力于剿滅海盜，完善合同和產權的執行，減少風險，提供信貸、保險和信息，并提供合理的擔保，確保貿易伙伴兌現承諾。這些制度是實現斯密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市場能夠更好地配置資源。經濟學教導我們，如果重新配置勞動或資本，使之從低生產率用途轉移至高生產率用途，將會提高總產出。通過完善制度框架和市場，我們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人們在市場中開展經濟活動。意大利北部、低地國家、德國南部地區和英格蘭曾是現在人們所說的“斯密型經濟增長”的受益者，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當時，商業繁榮發展經常與工業和技術變革掛鉤。在17世紀黃金年代，荷蘭成為富國，這部分歸功于該國的航運業和商業；另外一個原因是它依賴于帆布織造、造紙、制糖等依靠或者服務于國際貿易的行業，并且能夠通過創新提高生產力和開展競爭。不過，驅動此類發展的引擎通常是商業和制度完善，技術只是提供輔助動力而已。在1750年左右，一切都已開始發生變化。對工業革命*貼切的定義是將技術置于經濟變革主引擎位置的一系列事件。許多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馬爾薩斯機制主導著前工業革命時代的經濟。在馬爾薩斯機制下，人口壓力導致人均收入停滯不前。一種現代觀點認為，現代經濟增長克服了此類人口負反饋效應。這一觀點特別受經濟學家的歡迎，在史學家中也很司空見慣。工業革命的意義在于資源產量增長“跑贏”了人口增長。為什么資源能夠勝出？隨著資源開采技術的不斷提高，人類能夠更好地開采一直擁有卻無法利用的資源，可用資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三個基本因素促成了這一現象。**個因素是創造力。在馬爾薩斯模型描述的“有機經濟”中，動植物構成能源基礎，四處可見的水力和風力作為補充（Wrigley，1987，1988，2004a）。有人說，在工業革命推動之下，英國經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轉而以礦產和化石燃料為物質能源基礎，從而增加了可供經濟支配的有效資源。鐵和后來的鋼材取代了木材，煤炭取代了畜力和人力能源。雖然這一觀點可能低估了1700年之前的經濟對風力、水力等無機資源的依賴程度，但是大體上貼切地描述了當時的真實情況。人們本來以為固定不變的土地供應增加了，就可以提供更多的糧食、能源和原材料。在18世紀，英國加大開采自然資源的力度，這并不是因為它面臨來自需求側的壓力，而是因為礦物開采、運輸和利用方面的知識在不斷增加。第二，英國日益依賴進口資源。英國盛產礦物質，但是礦物質不能當飯吃。不過，英國可以從海外一些國家進口糧食。這些國家擁有更多或更肥沃的土地，因此糧食生產成本更低，這是英國無法比擬的。為換取糧食，英國出口工業制成品和礦物資源。第三，人們終于決定少生孩子。在過去，除了愛爾蘭以外，英國人口不斷增加，但到了19世紀，收入增長速度開始超過人口增長速度，且領先幅度越來越大。當出生率開始下降時，兩者之間的差距迅速拉大。人們經常提到，在馬爾薩斯撰寫頗具影響力的著作《人口論》（Malthus，1798）時，它已經不適用于當時的情況了。也許事實就是如此，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便在此之前，他的模型充其量只不過是相當粗糙地近似描述了當時的情況。書中*著名的理論是“工資鐵律”。該理論認為，從長遠看，人均增長注定失敗，因為人口增長將抵消它。在一定程度上，下列證據能夠證明這一理論是錯誤的：盡管依據現代標準，經濟增長速度很慢，但從長遠看，經濟仍保持了增長。農業、礦業和航運業的生產力得到提高；與1400年相比，到1700年可供英國普通人選擇的日常消費品要豐富得多。大多數學者估算1750年之前的經濟增長率在0.2%至0.3%之間（Snooks，1994； Maddison，2002，第46頁、第90頁）。按照這一增長速度，人均收入每250年到300年翻一番。此外，支配人口波動的力量似乎遠比人均收入因素要強大：疾病和傳染病發病率似乎遵循自身規律，并且可以歸因為外源微生物事件，以及馬爾薩斯所說的“積極抑制”（positive checks），即死亡率對人口過多問題做出的內生反應（Goldstone，1991）。氣候波動同樣對生產力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此外，一些經濟學家，例如荷蘭經濟學家伊斯特·博斯魯普，對經典的馬爾薩斯模型提出批評。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長會導致收入減少，進而導致人均收入減少。這些經濟學家則認為，馬爾薩斯低估了社會通過更加密集、高效地利用相對稀缺的資源適應人口壓力的能力。
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 作者簡介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和歷史學教授。主要從事技術和人口等領域的經濟史研究，曾任經濟史學會主席，并主編《牛津經濟史百科全書》（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現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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