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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4795275
- 條形碼:9787534795275 ; 978-7-5347-9527-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本書特色
理雅各用五十余年的時間,架起了一座中西方的橋梁,他的一生是由傳教士走向漢學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動,開始于向東方宣揚基督教義,然卻顯赫于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至今雖逾百年,理雅各的譯本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他結束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獻業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本書對理雅各中國北方之星的過程進行梳理,并與其他傳教士的記錄及中文史料相對照,體現理雅各嚴重當時中國北方的情況及歷史背景。
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內容簡介
理雅各是近代偉大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他將中國的四書五經等經典翻譯成英文,推動了中國文學文化在英語國家的傳播,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時至今日,他的譯作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理雅各對漢學的研究本是為了向東方傳教鋪路。在中國傳道的同時,也開啟了他數十年的漢學研究生涯。離開中國后,理雅各就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首任教授,開創了牛津大學的漢學研究傳統。本書就是以理雅各的“牛津時代”為中心,挖掘理雅各后期的社會交往和學術活動,梳理其在漢學研究方面的各類著述,探究其思想發展的特點、轉變及其意義。
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目錄
前 言
導 論
一、理雅各的知識背景及其研究意義
二、理雅各相關研究綜述
中文著述
英文著述
**章 理雅各傳教士生涯的結束及北方之行
**節 殖民地的*后時光(1870—1873)
第二節。保福罚 年的中國北方之行
一、中國北方之行的背景
二、香港—上!綎|—天津
三、理雅各訪問北京
1.1873 年以前北京教區的情況
2.理雅各在北京的見聞
四、山東之行
。保畯闹彪`到山東:一個帝國的余暉
。玻┥街小
。常翱鬃又恰保呵贰
第二章 理雅各與早期牛津漢學系
**節 講座席位的設立:1874—1876
一、漢學席位背后的政治杠桿
二、非國教徒進入牛津
三、東方學聯盟:麥克斯·繆勒與漢學教授席位的設立
四、英國漢學的里程碑:理雅各就職演說
第二節 理雅各與早期牛津漢學系(1876 年起)
一、“智識無政府”: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精神與牛津知識分子
二、理雅各:其傳教士背景及與智識界的關系
三、展望歐洲:理雅各與歐陸漢學界
四、公共活動中的漢學家:牛津時期的理雅各與中英關系
第三章 牛津時期理雅各翻譯事業的延續
**節 《東方圣書》出版始末及內容概述
一、麥克斯·繆勒與比較宗教學理論在英國的奠基
二、《東方圣書》的籌備和理雅各的加入
三、《東方圣書》與《中國經典》的文本聯系
第二節 在華新教傳教士對“上帝”譯名的爭議
一、“譯名之爭”中所涉主要文獻的梳理
二、本次爭論中理雅各和繆勒的關系
三、“譯名之爭”事件中的反對者
四、有關譯名爭論中的焦點問題
五、“譯名之爭”內在的自然宗教問題
第四章 “黜異端以崇正學”:理雅各的儒教研究
**節 “皇家儒教”:文本與儒家倫理
一、《圣諭廣訓》的文本解釋和譯本
二、“異端”與“正學”:《圣諭廣訓》與基督新教的關系
三、作為儒教倫理基礎的“孝”
第二節 理雅各對孔子思想的詮釋及其自我修正
一、理雅各早期著作中對孔子的批評
二、道德家或是宗教家?
———理雅各在牛津時期對孔子的態度轉變
三、理雅各對孔子思想所做詮釋和批評的內在意義
第三節 孟子與巴特勒:理雅各對“性善論”的再詮釋
一、問題緣起:理雅各對孟子及其“性善論”的評價
二、儒家思想史中的“性善論”
1.“性”的概念及孟子與告子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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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髡、焦循論“性善”
。矗硌鸥鲗v代注家的取舍
三、基督教人性論與儒家“性善論”傳統的互通
。保硌鸥鞯拿献印靶陨普摗苯庾x
。玻吞乩眨夯浇倘诵哉撛冢保 世紀的變調
3.巴特勒理論中的“自然法則”和“自愛”與“善端”的關系
。矗锱c“性善論”的“缺陷”
第五章 從“迷信”到圣書:理雅各的道教研究
**節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學者對道教的認知
第二節 理雅各早期對道教及道教經典的態度
第三節 比較的價值:理雅各在牛津時期對道教的研究
一、找尋“唯一神”的努力
二、世俗與典籍的距離:理雅各對“作為世俗宗教的道教”的研究
三、理雅各與翟理斯關于《道德經》真偽的爭論
四、理雅各晚年的道教研究成果和觀點修正
五、手稿與其他:理雅各道教研究中的一些矛盾
結 論 重構理雅各的思想世界和觀念來源
附 錄
附錄一: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館藏理雅各部分相關檔案
目錄
附錄二:理雅各著作與活動年表(1870—1897)
附錄三:理雅各與繆勒通信列表
附錄四:其他牛津時期重要信件列表
附錄五:《詩經》篇目次序對照表
附錄六:英文人名索引
附錄七:中文人名索引
附錄八:專有名詞對照表
附錄九:孔子的影響和觀點(譯文)
附錄十:孟子與巴特勒關于人性論的討論比較(譯文)
附錄十一:《書經》中記載內容的可信性(譯文)
參考文獻
一、理雅各已發表著作、文章
二、其他參考書目
后記
附圖
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節選
理雅各訪問北京 1. 1873 年以前北京教區的情況 北京在當時作為清帝國的都城,對新教傳教士們來說也是魂牽夢縈之地。在倫敦會1867 年的年報中展示了雒魏林所繪的北京地圖,并附有如下的描述:“北京城位于帝國北方,屬于直隸省,始建于1267 年。永樂皇帝在許多方面將其設計成一個高貴的城市。如地圖所示,北京城可以說是由南北兩部分組成!^靼城’(滿城)在北部,是一個標準的正方形,每一邊都是4 英里長。漢城在南部,5英里長,2 英里寬!胍敱M描述這座城市中的偉大建筑所具有的不同尋常的美是不可能的!雹 在倫敦會的文獻中也不遺余力地強調北京的重要性:“北京作為傳教點非常重要,不僅因為它是中國的大都市,有著龐大的人口,也因為這里有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地方官每年至少要來一次,而上京趕考的生員每年大約有一萬人……”② 隨著條約的簽訂,新教傳教士開始踏足這座名副其實的“禁城”(ForbiddenCity)。北京是天主教傳教士的傳統領地,而新教與天主教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信仰鴻溝。如教會史家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1884—1968)所說:“對于新教徒來說,好像羅馬天主教徒從未來過中國一樣。新教徒們幾乎總將自己看作福音的唯一代表……照他們的看法,羅馬天主教*多被看作是基督宗教的一種腐敗形勢,改革派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與犧牲來逃離這個形勢,重新恢復了純正的基督宗;教……基督宗教這兩個派別之間的鴻溝被語言與文化的差異更加深化了!雹垡恢币詠,倫敦會對于在清帝國中心的傳教活動有非同尋常的重視,而顯然,這時傳教工作的成功與否與英國政府的態度密切相關。針對英國政府對傳教工作的冷淡態度,倫敦會指出傳教工作不但不會妨害外交工作,反而對其有利:“我們相信向北京本地居民介紹基督教,以及對勞苦大眾的關心和善意,將會改善他們對外國人的看法! 倫敦會在北京*早的傳教點由醫學傳教士雒魏林建立,當時他租賃了英國公使館旁邊的一座兩進四合院作為醫院,這就是北京施醫院*早的地址。② 雒魏林的醫院漸漸步入正軌之后,病人也越來越多,艾約瑟遂在1863 年離開天津來到北京加入了雒魏林。在此之前,雒魏林只負責醫療工作,布道則由中國講道員負責。艾約瑟調到北京之后,就專門負責傳教事務。根據艾約瑟的報告,北京的醫院一直人滿為患,但開辦兩年來病人當中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只有6 人,其中一個是回民。然而艾約瑟對整體的傳教前景表示非常樂觀,在1864 年寫給倫敦會的報告中,他用“好運的開頭”來形容北京教區的發展。③ 雒魏林在1864 年結束在北京的工作準備返回英國,倫敦會派另一位醫學傳教士德貞④接替他管理北京的醫院。 德貞在傳教事業上頗有野心和行動力,在發現許多病人因為路途遙遠無法來看病之后,他就決心要開設醫院分部并且四處尋找合適的地方,但都失敗了。⑤不僅如此,9 月英國公使館收回了租給倫敦會的房子,他們不得不把醫院搬到哈德門大街的一座廟里,這時病人的數量已達到每天七八十人之多。⑥ 艾約瑟實際上是北京傳教點的負責人,德貞則負責醫院工作,兩人合作無間。德貞認為艾約瑟工作極其勤奮,而艾約瑟也認為德貞的醫療工作對差會至關重要:“從一開始北京傳教點就感受到了醫院的優勢!鼘幵*近發生的洪水之后發揮出很好的作用。疫苗接種在城市和鄉村都在穩步增加!钡剑保福叮 年,北京傳教區已有當地教徒90 人。艾約瑟并不滿足于在滿城(內城)傳教,而是將傳教點擴大到外城 和鄉村地區。到1868 年,倫敦會在北京周邊地區已經有5 個傳教點,共有教徒(準教徒)84 人。① 盡管艾約瑟對傳教工作一腔熱忱,但情況是,不斷有新人加入,也不斷有教徒退出,很多人在受洗之后才被發現抽鴉片。② 在19 世紀60 年代,北京教區的另一重要事件,是《圣經》官話本的翻譯。根據雒魏林在1864 年初提供的一份名單,當時共有10 名新教傳教士在京傳教。③1864 年,新教傳教士在北京成立“《圣經》翻譯委員會”,成員包括艾約瑟、包爾騰、施約瑟( S. I. J. Schereschewsky,1831—1906)、白漢理( Henry Blodget,1825—1903)、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④,目的是翻譯《圣經》官話本。5 名成員來自英、美不同的傳道會,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有較高中文水平和長期在華傳教經驗。 在此前,英美傳教士在譯名問題上曾有過激烈的爭論,分裂為“上帝”“神”和“天主”三個陣營,始終也未能達成一致,但北京翻譯委員會成員之間的合作尚可稱作和諧。⑤ 在委員會中,分屬英國安立甘會和美國圣公會的包爾騰和施約瑟,堅持認為應該采取天主教的譯名,把God 譯為“天主”。艾約瑟作為唯一的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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