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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1121179
- 條形碼：9787101121179 ; 978-7-101-12117-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本書特色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從比較文化的宏觀角度分析中國文化的形成、演化和轉變，指出中國文化在發展之初有兩個特色：一是透過天命觀念去理解天人合一的奧秘；二是借著親緣觀念來建立社會組織。在討論近代文化的轉變時，作者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所面對的種種困難：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保守”抗拒“進步”，“傳統”抗衡“覡代”。作者認為中國文化的演變是有來龍去脈的，我輩炎黃子孫的使命是使文化力求改進，以適應多國家、多文化競爭。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內容簡介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成立于1949年。1977年，設立了“新亞學術講座基金”，目標是每年邀請中外杰出學人做系列公開演講，切磋學問，交流思想。1978年，“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首先成立，之后三十年，每年一次邀請著名學者到院主持講座，成為學院的盛事。凡有書稿者，均整理出版，形成了這套系列讀本。
作者從比較文化的宏觀角度分析中國文化的形成、演化和轉變，指出中國文化在發展之初的兩個特色：一是借親緣觀念來建立社會組織；二是通過天命觀念去理解天人合一的奧秘。討論了中國士大夫在各個歷史時期中的作用以及文官制度的運作與演變，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交互影響。在討論近代文化的轉變時，他指出了中國知識分子所面對的種種困難：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保守”抗拒 進步，“傳統”抗拒“現代”。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前言
序：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自從高中時，老師吩咐我仔細研讀《國史大綱》，即受賓四先生的影響。在大學進入歷史系，固然由于對文史夙有興趣，也由于從《國史大綱》看出了一些可以摸索的途徑。及至賓四先生返臺定居，遂更得不時向這位鄉長請求訓誨的機會，但終究未曾有足夠的時間追隨左右，所得也就不如長期從學的及門弟子。今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請我主持“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遂與此間同仁討論了三次。三次講演，均在補綴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仍未離開賓四先生關懷的范圍。題目固在中國，視野卻時時涉及世界史。為此，特將一篇前時演講代替序文，希望讀者能了解我從中國歷史瞻望世界的若干觀念，當有助于理解以下三篇講稿的重點。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內容豐富，資料繁多。治中國史者，在中國史的范圍內，有左右逢源的樂趣，也有心勞力絀的痛苦，是以中國史的園地，遂自成天地，一旦置身其中，即難得再有探首墻外的興趣。這一個世紀內，西洋史學已經介紹于國人，西洋史也是歷史課程的一部分。然而本國史及西洋史（有時雖名為世界史，實則仍是西洋史），兩者之間，各守畛域，罕見流通，毋論史學觀念，即使史實的同步比較，也不常見。
從另一方面看，歐美各處討論世界文化的演變，無不由西歐本位著眼，甚至世界史的分期，所謂上古、中古、現代三分法，也莫非由西歐的經驗抽繹而來，于是以西歐的分期強加于世界其他地區文明的發展過程，遂有捍格不通之現象，殆屬不可避免。今日在美國史學同行中，覺察到這種弊病者，已頗有之。也有一些嘗試以世界性角度治世界文化者，如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廣泛討論二十一種文明興衰起伏。又如麥克尼爾以超越國界的角度，或則以人類為整體現象，由疾疫傳染以觀其不可分割之情形；或則視人類社會為超大型生物體，討論其資源與能力之間的關系。此皆犖犖可觀的大家，然而，他們終難完全擺脫西歐本位的立場，未能由世界性的實例抽繹歷史發展的諸種異同。
我在海外任教，與同事討論時，每覺有另辟蹊徑的需要，是以不揣愚陋，嘗試從中國史的發展中抽繹若干現象，與其他主要文化發展相比較，以求其異同，再進一步歸納若干較為一般性的抽象原則。以下即為若干管見所及，以請同仁教益。但務祈同仁了解，凡此原則，只是觀察演變軌跡的角度，絕對不是所謂歷史發展的法則或定律。至于以中國歷史作為參考，則系由于中國歷史長期的綿延未斷，為世界上僅有的例子，而史料豐富、年代確實，則又非另一長存的文化（印度）所可比擬。我當然亦須時時記取，不可從中國本位著眼，以致蹈西歐本位觀的覆轍，總盼能由中國史的發展過程踏出**步，但不自囿限，應視中國歷史如同建屋的鷹架，*后的成果可以包括鷹架的特點在內，卻絕不應當以鷹架取代*后完成的建筑。
世界幾個主要文明，其能夠走到今天這個境界，均有其特色。雅斯貝斯曾以為中國、印度、猶太、希臘及波斯諸文明，均曾經歷超越性的突破，為了人類若干亙古關懷的問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式。中國的突破，由西周的天命觀念，到《易經》的兩元辯證觀念，孔子的仁、孟子的義、荀子的禮，以至老莊的無為……為中國文化的后世發展，鋪設了若干基本意念，也為后世文化決定了行為模式及社會組織，定下了演變的方向。中國的情形如此，印度、猶太、希臘也各自有其抉擇。印度文明選擇了出世與悲憫的意念；猶太文明選擇了一神信仰，并從部落神的基礎擴大到普世真神的觀念；希臘文明則選擇了將宇宙范疇化及因果推理的觀念。這三個古代文明的后世發展，也未曾脫離軸心時代定下的大方向。這些文明所選擇的途徑各有歧異，但都經過突破的階段，遂能卓然自立于天地之間；或則數千年連綿不斷（如中國與印度），或則轉接蔓延，衍生為后續的文明（如猶太與希臘之轉接為基督教文明）。雅斯貝斯稱為軸心時代的文明，不僅因為這些文明都在他所說的“軸心時代”（即公元前數百年的一段），更因為這些文明從彼時以后，始終為人類文化的主要流派。
在中國，軸心時代之后期，即是秦漢大帝國。秦漢的普世性秩序，事實上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在政治上，這是天下共主的皇帝制度及與之相配的文官制度；在經濟上，這是與小農精耕制相伴而生的全國市場網絡；在社會上，這是編戶齊民與選賢與能相疊的察舉制度及其衍生的社會組織；在文化上，這是儒、道、法、陰陽家綜合的中國型思想，所表現的現象是《呂氏春秋》《淮南子》，甚至《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經》諸種大著作，無不企圖整合成一套放之六合而皆準的思想體系。同時，中國文明體系中，有一批胸存普世關懷的士或儒生，在野在朝，用進退藏，這批儒生、士大夫遂成為中國社會上長期存在的知識分子，為中國文化的傳承與開展而盡力。
在別的文明，也各有其普世的體系及其承先啟后的知識分子，如印度的婆羅門、僧侶與隱居的賢人；如猶太的法利賽人、利未族與先知；如希臘的辯士與哲學家。
普世體系，正因其“普世”的特性有足夠的擴張性，使軸心時代文明擴散及其周圍，吸納其四鄰參加體系。于是，普世體系代表者的普世秩序也勢必涵蓋四周，以達到其地理極限；普世的大帝國及大教團遂成為普世秩序的特征。中國的秦漢帝國由中原逐步擴散，終于東及于海，西至流沙，北到長城，南逾嶺表；中國之為中國，已及其古代的極限。同理，印度文明的普世體系彌漫印度次大陸，甚至包含了鄰近的錫蘭與南亞各處。希臘文明體系的擴散，形成希臘化的地中海世界。古代猶太文明，則因其“選民”觀念的自我設限，未能有類同的擴散；但猶太教普世真神的觀念，卻是后來基督教秩序能夠擴散的基本原因。于是，如同中國之為“中國的中國”（借用梁任公先生之語），印度也成為印度的印度，希臘也為希臘的希臘。
古代中國的普世體系，在漢代發展至極致；然而物極必反，月盈則虧，人事的發展每有如此辯證式的消長進退。在漢代，知識分子與文官制度的重疊，使知識與政治權力有緊密的結合。權力腐蝕知識，終于因為儒家成了正統，而使儒家走向繁瑣的學風。注疏之學的過度發展，使儒家喪失了創造的活力。儒生的世家大族，使知識分子中有一批貴族。學術繁瑣化及知識分子貴族化使普世秩序在意念上及組織上都趨于僵硬，不再能為體系做適時的修改與調整，也不再能為一代又一代提出當代關懷的問題與答案。東漢的崩潰，不僅是一個政權的垮臺，實則是古代秩序的崩解。與漢代秩序的發展相似，則有古代羅馬的瓦解，及印度孔雀王朝的崩潰。羅馬統治階層的貴族化，與印度阿育王對佛教的過分保護，均可與漢代世家大族出現后，文明體系的崩解相比較。只是統治羅馬的貴族并非擔負文化承先啟后的知識分子；而印度的宗教繁多，佛教猶須與印度教及耆那教競爭，是以羅馬與印度的知識分子并未與漢代儒生一般長期的獨占知識資源，也未長期與政治權力緊密結合。然而，這兩個古代文明也終于崩壞，這一現象，我稱之為古代秩序的崩壞，崩壞的動力不來自外力，而來自內部生機的衰竭，而生機之衰竭的部分原因可歸結于文化之繁瑣及知識分子的貴族化，腐敗的過程是由內部開始的。
古代的幾個普世秩序，在其盛時，力量都足以抵御外來的侵略，甚至可以進行相當程度的擴張；如中國之拒匈奴于塞外，羅馬之辟高盧的土地，及印度在五天竺（旁遮普）邊外的擴張。但在其季世，則不足以抵抗外敵；西羌人眾不及漢代一個大郡，武力不如匈奴，卻能困擾東漢，使漢帝國疲于奔命。無他，漢帝國內部腐蝕已深，遂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同樣的，羅馬遂受蠻族之困，而貴霜可在印度建立皇廷。
古代秩序崩解，然后經歷一段中古時期的轉變與重建。中國中古時期（魏晉至隋唐）的變化，頭緒紛繁，各方面變化同時進行；但要約之，則可分內外兩面觀察。對內，中國的人口經歷一番調整，南方人口增加，北方人口減少。前者導引土地的開拓，后者導引外族的移入。由于人口與土地的比例有所更改，農耕由精耕改為粗耕，勞力的供需也跟著變；于是有奴役制度出現以掌握勞動力。外來的征服民族凌駕于中國人之上，南移的漢人也凌駕于當地原居民之上；凡此都導致社會的階級化。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兩個軸心文明的意念體系接觸之后，經過調適，終于互補融合為中古以后中國文明秩序的精神部分。中古中國的轉變，在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勞力又不虞匱乏時，農耕便逐漸回到了小農精耕制，而社會也再度漸漸回到編戶齊民的階級形態。
對外的關系，中國雖然還保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但實際上，中國已必須面對多國并立的局面。不但中國內部有五胡十六國，有南北朝；中國之外，也經常有不臣服于中國的他族與他國。“列邦體制”在中古以后成為中國的常態，因為中國已不再是自足的中國，中國已是亞洲許多國家中的一員。在文化方面，中國也不能不面對印度文化的存在，甚至還須承認印度文明在某些方面有超越中國的優點。
中古的調適，對內而言，是經濟、社會、文化多方面的調整與重組；對外而言，是主要軸心文明在接觸后的交融（convergence）。歐洲世界也經歷相似卻又相異的演變，地中海世界以城邦為單元的政治體制一步一步走向領土國家；北方蠻族的入侵，先是被納入羅馬的秩序中，終究仍脫出羅馬的普世體系，開始了近代的民族國家。地中海世界的經濟體系，經過這一內海的聯系，早已結合為一個整體。但是歐洲內陸的開辟，逐漸將經濟網絡擴展至整個歐洲、西亞及北非。這個體系之中，地中海世界也只是幾個合成部分之一而已，面對的也是一個政治上為列邦體系、經濟上是幾個單元的交流和互助。文化上，希臘的軸心時代文明和猶太的軸心文明融合為基督文明，也是兩大軸心文明的交會。不過中古歐洲的整合終究與中古中國的整合異致。歐洲體系終究將走向永久的多元體制，而中古以后的中國仍是一個同質性相當濃厚的普世體系。
中古的轉變在西亞又是一個變局，古代波斯的軸心文明，若草蛇灰線，未嘗澌滅，終于與古代猶太文明真神觀念相合而形成伊斯蘭文明。這又是一次軸心文明的交會。在印度次大陸，伊斯蘭文明與印度文明也有了接觸，兩者卻不能融合為一個新的文明，結果是二者將印度次大陸分割為長期對抗的兩半。
中古以后，世界進入各軸心文明的交會。從十五世紀以來，沒有一個文明體系能自外于其他體系。經濟上的互相倚伏已構成一個世界性經濟網絡。各地雖有優劣起伏，全球的整體性則已是不能回頭的現象。十五世紀后，新大陸資源流入世界網絡。西歐雖是掠奪新大陸資源的主要力量，中國、印度、日本卻都因為世界性市場網絡的形成，也分別經歷了長期的經濟繁榮。十九世紀以來，西歐、北美（及日本）因為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成比例地占有了優勢地位。但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印度及伊斯蘭文明的繼承人，均已浸浸然有拉平優劣差距的可能。世界各個文明體系的固有特質仍影響各個文明的發展方向。近代以來的再一次調適與轉變，正在熔鑄為一個世界性的新體系。近代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近代的歐洲，是世界的歐洲；近代的印度，也是世界的印度。但是，在這一正在熔鑄的世界體系中，個別的軸心文明仍將保留其相當成分的原有特質，以致個別文明體系的轉變也為此而有不同的歷程，而達到不同的結局；遂使人類共有的文明體系在再一次突破之后，仍將顯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面貌。
總之，歷史的演變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規律，卻仍有若干可找尋的軌跡；大致言之，一個文化體系的內部，須有若干基本觀念的價值存在，也須有一群知識分子擔任承先啟后的工作。二者在發展過程中，自有其盛衰，于是也就影響了該文化的活力及生機。文化體系發展到極盛時，體系之內必有*得勢的知識分子及*發達的觀念；在別無對手挑戰時，盛極勢必走向僵化，僵化導致衰敗，這是一系列辯證式的發展模式。此時，外力的干預，即可誘發文化體系的崩解。
另一方面，因每一個文化體系都有擴張其影響圈的潛力，一旦發展到極限，兩個或多個體系因接觸而互有影響，此時，內部已顯衰落的體系，遂不能抵抗另一體系的影響；于是有兩個體系融合為一個體系的新內容，甚至構成新的文化體系。相對來說，內部發展尚未盛極將衰的文化體系，則未必深切地感受到另一文化體系的影響力。文化體系的接觸并逐步融合，中古時代是若干次兩個文化體系的融合，近古以后則是世界主要體系的大融合。這是體系之間接觸與交融的大勢，不僅使個別體系內部的基本觀念不斷修正，而且經歷這一過程，逐步構成世界性的文化體系。
總結而言，個別文化體系的線性辯證發展，配合體系之間互相刺激與啟發的經歷，人類的文化遂呈現不變中的變化、復雜中的單純，在多元合流時，卻也保持了各文化可識別的特性。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目錄
迎許倬云教授到新亞書院講學（林聰標）
序：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講中國文化的形成
第二講中國文化的演化
第三講中國文化的轉變
附錄一論雅斯貝斯軸心時代的背景
附錄二中國文化演變周期概論
序：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講中國文化的形成
第二講中國文化的演化
第三講中國文化的轉變
附錄一論雅斯貝斯軸心時代的背景
附錄二中國文化演變周期概論
展開全部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作者簡介
許倬云，江蘇無錫人，1930年出生，求學于臺灣和美國，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文學科博士學位。先后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南京大學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史學系退休名譽教授等職，學貫中西，善于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代表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萬古江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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