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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政治與公共政策-第七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224435
- 條形碼:9787300224435 ; 978-7-300-22443-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社會福利-政治與公共政策-第七版 本書特色
這本書的作者追隨著美國政府福利政策的變化,以及社會政策研究的發展,不斷對先前的版本進行修訂。在這個第七版中,作者不僅介紹和分析了奧巴馬政府的福利政策,而且對上一版的每章內容都進行了大幅修訂。
這本教科書的特點是,一方面對美國政府福利政策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另一方面對有關政策立法過程中各方的爭論和政治角力給出了清晰的刻畫。因為作者的目的不僅僅是描述美國主要的福利政策和計劃,而是更關注社會福利政策形成的原因。為了使讀者理解美國當代的社會福利政策,作者對那些塑造了福利政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進行了必要的分析。同時,作者也關注福利政策是怎樣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展和變化的,關注各項福利政策的目標群體和對社會的影響。
這本書對于學生和其他讀者學會如何將相關政策置于其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中加以理解和分析大有裨益。
社會福利-政治與公共政策-第七版 內容簡介
這本書的作者追隨著美國政府福利政策的變化,以及社會政策研究的發展,不斷對先前的版本進行修訂。在這個第七版中,作者不僅介紹和分析了奧巴馬政府的福利政策,而且對上一版的每章內容都進行了大幅修訂。這本教科書的特點是,一方面對美國政府福利政策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另一方面對有關政策立法過程中各方的爭論和政治角力給出了清晰的刻畫。因為作者的目的不僅僅是描述美國主要的福利政策和計劃,而是更關注社會福利政策形成的原因。為了使讀者理解美國當代的社會福利政策,作者對那些塑造了福利政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進行了必要的分析。同時,作者也關注福利政策是怎樣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展和變化的,關注各項福利政策的目標群體和對社會的影響。這本書對于學生和其他讀者學會如何將相關政策置于其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中加以理解和分析大有裨益。
社會福利-政治與公共政策-第七版 目錄
**章 政治和政策制定過程
第二章 分析、實施和評估社會福利政策
第三章 政治和社會福利政策的歷史
第四章 消除貧困:它是一個問題嗎?
第五章 預防貧窮:社會保險和個人責任
第六章 殘疾政策:從公共救助到公民權利
第七章 幫助貧困家庭:結束我們所知道的福利
第八章 醫療融資:所有的美國人都可以被保險嗎?
第九章 防止貧困:教育和就業政策
第十章 提供社會服務
第十一章 多元化的社會的挑戰:性別和性取向
第十二章 多元化社會的挑戰:種族、民族和移民
社會福利-政治與公共政策-第七版 節選
社會保障的目標:適當、公平與效率 很多美國人,包括年輕的和年老的,都支持社會保障的觀念,但也相信這項計劃正在逐漸衰落,特別是年輕人。社會保障的官員們可能已經聽得厭煩了,年輕人認為收取社會保障金和UFOs比起來,他們會更相信UFOs。一項用2005個隨機數字確定的全國范圍的撥號樣本的調查發現,近60%的人對社會保障的未來缺乏信心,但86%的人認為這個項目應該繼續下去。2008年的一項調查也發現,在信心下降的退休人員和在職者中,認為社會保障“將繼續提供至少等值于今天退休人員收到的津貼的津貼”。在我們思考未來的社會保障時,讓我們先評價一下這個計劃在保持其目標———適當、公平和效率方面做得如何。代際的適當與公平社會保障被贊譽為實現了“適當性與個人的公平之間的一種獨特的混合”,項目是在這兩個原則的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保障計劃是適當的,因為它可以幫助很多老年人擺脫貧困。它是公平的,因為供款較多的人得到的津貼也更多,同時,低收入者(他們與較高收入的人支付稅率相同的社會保障稅)獲得的津貼比例比高收入者的比例更高。對大多數退休的美國人來說,社會保障是主要的收入來源。社會保障至少涵蓋了20%的老年夫婦受益者和41%的單個受益者的收入中的90%。社會保障至少涵蓋了52%的老年夫婦受益者和72%的單個受益者的收入中的50%。1959年,美國年齡在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的總貧困率為35%。到1984年,這個數字下降為大約12%,2008年是10%(盡管老年婦女和有色人種的貧困率要高得多)。專家一致認為,社會保障對幫助老年人擺脫貧困是*重要的。在社會保障中,“社會”這個詞是重要的,因為不同于私人養老金和退休計劃,社會保障也向那些不太幸運的人進行收入再分配(在他們的工作時薪較低、因殘疾提前退休或遭受養家糊口的人死亡時)。然而,對年輕一代來說,參與社會保障與老一代相比是不同的經歷。現今的職工意識到他們為參與其中支付了大量稅款。如果滿足以下條件,當前的系統看上去也可以不那么令人悲觀:(1)社會保障稅能夠不被今天的職工和雇主看作是過度繁重的負擔(現今低收入的員工支付的社會保障稅比收入所得稅還高);(2)被工作人口贍養的年老人口的數量增長得不是那么快。這些因素使一些為社會保障供款的年輕人不確定他們能夠得到什么回報。事實上,社會保障從沒有打算充分支持那些處于“黃金”時期的人。三個支柱的類比已經被用于描述職工對舒適的退休生活的需要:**個支柱是社會保障;第二個支柱是養老收入;第三個支柱是個人存款和投資。很多受益人至少擁有一種不同于社會保障金的少量的收入,但是大多數人收到的社會保障退休津貼大大超過了他們原來的投入,如果把醫療照顧也考慮進去會更多。在當前的近520萬的受益人之中,計劃如此受歡迎是不足為奇的,他們中的大多數老年人構成了美國*活躍的投票人中的一個非常大的集體,擁有如此強大的支持,使得對計劃做出重大的改變是十分困難的。作為繳納社會保障稅支持當前的退休人員的隨后的一代的成員,他們也希望得到一個相對于他們的投入而言公平的回報。今天的職工花出去的金錢“劃得來”嗎?對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將需要更長的時間收回他們的投資。一個出生在1910年的單身職工,在1975年達到規定的65歲的退休年齡,在退休前其收入是平均工資水平,向社會保障的供款是5857美元,在67歲之前,他就能收回其老年和遺屬保險稅稅款再加上利息。一個出生在1930年的單身職工,在1995年65歲時退休,在退休前其收入是平均工資水平,向社會保障的供款是67564美元,在73歲之前,他能夠收回其老年和遺屬保險稅稅款再加上利息。同樣是一個單身職工,出生在1949年,他要在2015年66歲時退休(記得嗎,領取全額退休金的年齡在慢慢地上升),在退休前其收入是平均工資水平,向社會保障的供款是258824美元,要到78歲時,他才能夠收回其老年和遺屬保險稅稅款再加上利息。如果再加上這些職工的雇主支付的稅款和利息,這三個年代的這些職工收回付款的年齡將分別是68歲零7個月、83歲零6個月和95歲。很清楚,收回供款需要的時間在加長,許多退休人員不會活到95歲。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年輕人會怎樣?你要領取退休需要付出些什么?例證5—2提供了你可能會在社會保障津貼中得到什么和退休后你要舒適生活可能需要多少錢的一個粗略的估計。由于沒有為每個向社會保障供款的個人設置一個利息增長賬戶,所以項目的適當性和公平性直接受到撫養比———受益人與工作人的比率———的影響。1950年是16個工作的人對1個受益人。隨著美國人口因低出生率和壽命增長日益老齡化,撫養比也在降低。今天需要大約3.2個工作的人對1個接受津貼的人。到2034年供養1個受益人的工作的人將降到2.1個。這是加在年輕一代的工作的人身上的一個沉重的責任。社會保障被描述為一個“代際契約”,在其中工作著的一代人同意幫助當前退休的人,它是以前者得到在退休時將能夠獲得幫助的許諾為前提的。當后一代人多于前一代人時,這將不會產生什么問題。今天,使得每個人都對計劃感覺更好的關鍵點可能是推進“代際平等”,即盡可能同樣公平地對待老一代和年輕一代。作為老年、遺屬、殘疾和醫療保險的一項主要的結果,這些年里老年人的財政情況已經得到了改善。一些人爭論說年長的美國人現在享受到的更好的生活是年輕人在掏錢。另外一些人非常不同意這個想法。他們認為,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創造了一種可能性,使相對年輕的人在他們的成長期享受到了一種非常好的生活標準。他們還認為,許多老年人并不十分富裕。(2008年23%的人的生活水平在貧困線以上150%或更低,36%的人生活水平在貧困線以上200%或更低。)其他人認為,削減社會保障津貼的建議不一定意味著對年輕人有更多的好處。需要考慮的更多的突出問題是,為確保各代的成員都能夠有一個體面的生活,我們能夠做些什么,但是就如我們在第七章將會看到的,幫助年輕人是一個與幫助美國老年人不同的政治問題。“嬰兒潮”時期之后出生的第X代和第Y代是否在看到那些“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退休后,而將其作為一種恐怖的來源呢?經濟學家亨利?亞倫(HenryAaron)認為,對“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給年輕一代帶來的壓力感到大驚小怪是不成立的。畢竟,“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們已經為他們將來的退休支付了穩固的稅款,同時供養著那些已經退休的人員并使他們得到比他們以前的付出更多的回報。“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和老一代人相比將不會得到同樣比率的保障金。將來能夠進入工作的人太少了,這個問題并不局限于社會保障體系。同樣,也只有較少的工作著的人去支撐所有政府(和私人部門)的活動。社會保障的另一個至關重要的代際方面的問題是,它使年輕人從支持自己的年老或殘疾的父母方面得到了保護。大多數職工發現在經濟上支持其父母是困難的(盡管他們可能在其他方面提供幫助),而且老年人通常也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承擔這種責任。從歷史上看,社會保障的收益和成本一直是“廣泛跨代分布的”。種族和族群之間的適當和公平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社會保障計劃是否對某些種族和族群的成員在操作上存在支付上的不公平。由于國家在種族上變得越來越多樣化,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心也日益增長。一些組織,諸如自由主義的卡托研究所(LibertarianCatoInstitute)和保守主義的傳統基金會(ConservativeHeritageFoundation)一直認為,社會保障歧視有色人種。例如,他們指出,非洲血統的美國人比白人的平均壽命要短,因而他們得到社會保障退休津貼的時間也比較短,即使他們在工作時按照相同的稅率向系統交稅。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還認為,累退的社會保障稅加大了有色人種和白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他們認為社會保障稅將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人)本來能夠在年輕時形成資產或財富(例如,擁有一套房子、為孩子的大學教育進行儲蓄、建立私人退休儲蓄)的錢抽走了。此外,非洲和西班牙血統的美國人往往被雇傭到一些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崗位上,這樣的工作崗位使他們較早地被消耗了。社會保障改革,諸如延長退休年齡,將他們置于了一個更加難以守住的位置上。再有,西班牙血統的人比白人要年輕,這就將更沉重的負擔加在了他們的身上,由他們去支持由不成比例的白人和更富裕的人構成的退休人口。許多自由主義的組織以及代表美國老年人和有色人種的團體拒絕社會保障計劃對有色人種是不公平的觀點。他們提出了很多理由來證明社會保障對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是一個好的理念。他們的論點之一是,在退休方面有色人種比白人更依賴社會保障。這是因為他們經常工作在低工資的崗位上,這使他們無法進行適當的個人儲蓄,他們的雇主通常也不會為能夠給他們提供一筆退休金的私人退休賬戶繳費。(當然,自由主義者和許多保守主義者則認為這就是社會保障對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來說不是一件好事的原因。)在承認非洲裔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比白人短的同時,像全國維護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委員會(NationalCommitteetoPreserveSocialSecurityandMedicare)這樣的組織提出了另外一點。他們指出,雖然非洲裔男性與白人男性相比明顯地去世較早,但那些達到65歲的非洲裔美國男性,他們的平均壽命只比白人男性短兩年。此外,由于非洲裔美國男性傾向于提前退休,平均而言,他們與白人男性相比得到社會保障津貼的時間上的差別比人們想象的要小(不到兩年)。許多組織也認為社會保障對非洲裔美國人是公平的,因為他們接受的殘疾津貼及其家屬得到的撫恤金通常比白人多。雖然接收更高比率的殘疾和遺屬津貼對非洲裔美國人沒有多少慰藉作用,但預算和政策優先中心的研究表明,非洲裔美國人的社會保障供款的總體回收率是略高于白人的(老年和遺屬項目相同或略高,殘疾、保險部分更高)。矛盾的是,西班牙裔的美國人有更高的發病(殘疾)率,但比一般人有更長的預期壽命。因此,他們更多地依賴社會保障計劃的殘疾部分,并且有更長的時間接受退休津貼。沒有社會保障,所有的種族和族群中的許多較年輕的人的收入可能會剩不下多少或完全沒有剩余。他們很可能沒有私人殘疾保險或大型壽險保單以使自己或家人在發生不幸的事件時有足夠的收入。移民是另一個討論的焦點。支持移民的團體強調移民有助于社會保障,因為移民們常常是就業者和支付社會保障稅的。甚至非法移民都可能繳納這些稅款,雖然他們沒有資格得到社會保障津貼。在一般情況下,移民群體的生育率往往略高于非移民群體,這又有助于降低撫養比。然而,也有分析指出,額外的移民對社會保障資金的影響可能是很弱(但有利)的,預算和政策優先中心表明,“無論在制定移民政策還是社會保障政策時,這都不應該成為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改變移民政策可能會對社會保障產生更積極的影響。根據喬治城大學移民學者蘇珊?馬丁(SusanMartin)的看法,一項移民申請被批準通常需要15~20年的時間,主申請人的年齡中位數是55歲,這些得到接收的移民往往接近退休年齡了。如果申請人特別是高收入的申請人在他們*富有成效的工作年齡期間得到接受,那么他們對于改善社會保障的財務狀況可能會有更多的影響(并且可能減少非法移民)。適當性、公平和性別一般來說,男性和女性在退休期間都嚴重依賴社會保障,但是社會保障情況對女性的影響更為明顯。女人的平均壽命比男人長,并且她們有養老金或其他退休收入的可能性更小,這增加了她們對社會保障的依賴。2007年,在65歲及以上的人中,女性的年均社會保障收入是10685美元,與之相對照,男性的是14055美元。未處于婚姻狀態的個人,包括寡婦和鰥夫,社會保障占女性平均收入的48%,與之相對照,這部分收入構成了男性平均收入的37%(構成了夫妻收入的30%)。此外,所有的未處于婚姻狀態的65歲及以上的女性社會保障受益人中,有47%的人,其收入中的90%或更多依賴社會保障。首次采用社會保障體系時,男人和女人的角色與今天相比是不同的。女性很少在家庭之外工作,離婚也是很不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狀況,大多數女性被認為是她們工作的丈夫的“家屬”。大多數減少性別不平等的努力對社會保障項目的影響*小。有一項措施允許離婚的丈夫根據他們的前任妻子的收入記錄申請津貼。另一項措施允許離婚配偶在前配偶的收入基礎上在62歲時獲得津貼,前提是前配偶還沒有提出申請。國會尚未解決許多繼續存在于計劃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性別不平等現象繼續存在的原因有很多:1.女性的工資普遍比男性低,導致女性在退休或殘疾時得到的社會保障津貼也較低。2.女性可能花費更少的時間在有工資的工作上,因為她們繼續承擔著的主要是無償照顧家庭的義務。這也導致對女性較低的社會保障給付。3.結婚至少10年后離婚的人有權利得到她們前配偶的一半的退休社會保障津貼。女性使用此規則的比男性多,因為它通常提供比她們自己的工作記錄更高的津貼。如果這是一個女人的唯一的收入,它可能不足以滿足其在退休期間的生活需要。4.家庭主婦沒有自己的社會保障,除非她們擁有一份向勞動力支付工資的工作。5.失去配偶的女性直到60歲之前,通常沒有資格得到社會保障津貼,除非她們有殘疾或有18歲以下的孩子。這一規定也表明了一直在家庭里的女人的弱勢。6.社會保障退休金往往以主要的工作者的收入為基礎,通常是丈夫的收入。工資收入處于次要地位的通常是妻子,夫婦結合的社會保障津貼可能不會提高。7.即使兩對夫妻的總收入是相同的,若一對夫妻中有一個人工資較高(通常是丈夫),那么他們能夠得到的退休津貼就比丈夫和妻子的收入相同的那對夫妻更高。8.越來越多的女人從未結過婚。已婚員工從社會保障中得到的津貼比單身工作人員要多,因為從來沒有工作的已婚的人也可以基于他們的配偶的工作獲得社會保障津貼。單身工作人員不能獲得額外的津貼,雖然他們與結婚的人繳納同樣稅率的社會保障金。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增加了她們退休時的社會保障津貼。也有越來越多的婦女的收入高于她們的配偶。然而,許多婦女仍然比她們的丈夫收入低,但是仍然依據丈夫的收入,而不是依據她們自己的收入,獲得較高的社會保障津貼。有幾個選項已經被提出來了,以糾正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使計劃跟上時代。收入分享的選項將處于婚姻狀態的丈夫和妻子每年的收入平分,使社會保障津貼在丈夫和妻子那里分別計算,而不管他們是否仍然處于婚姻狀態。這個選項可以消除“主要的掙工資的人”和“依賴配偶的人”的觀念,并且承認主要負責照顧家庭和/或孩子的配偶是婚姻中的平等的伙伴。然而,依賴年度的總收入、記入每年處于婚姻狀態的每個配偶名下的金額可能會相當低,并且大大降低每個人有資格得到的退休或殘疾社會保障津貼。對每個配偶記入年度收入的完整的數量,將增加項目的適當性,但它會降低對從未結過婚的工作人員的平等性,因為她不能以這種方式“雙重支薪”。與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相比,這也將是相當昂貴的。根據“雙重支薪”計劃,每一個美國人都有資格獲得一個基本的津貼,無論他/她們是否曾經工作并繳納過社會保障稅。那些有過有償工作經歷的人在基本的津貼之外還能夠得到更多的給付。照顧受撫養人的建議集中于照料的角色,通常假定是妻子承擔照料者的角色。其中一個建議是照顧受撫養人的收入抵免,即每年給一個因為撫養孩子而待在家里或收入很少的人至少一個*低的社會保障收入。另一個建議是將指定的一定量的收入算作社會保障收入。在一個固定的年數之內,照顧的提供者因為有一個孩子需要照顧,因而沒有收入或收入很低,對此,按照她在此之前的每年的平均收入的一半記入。另一個選項是從收入平均數量中減去提供照顧的年數。今天,社會保障津貼是以員工收入*高的35年為基數的。一段沒有收入或收入很低的年數是可以排除在外的。因為低收入的父母可能無法幾年都完全不工作,所以這種方法可能和照顧受撫養人的建議一樣不會給他們提供什么幫助。為婦女和其他退休收入較低的人提供社會保障津貼的其他建議也被提出了。它們包括提高*低津貼和遺屬津貼,以及減少要求離婚的配偶必須已經結婚10年才能收集其前配偶的收入記錄的時間要求。其他人可能會說,決定離開勞動場所是一種選擇,政府沒有責任給那些沒有向社會保障體系繳費的人提供退休收入補助。社會保障體系的效率除了適當性和公平以外,效率也是社會保障計劃的一個目標。在籌集到的每一美元中只有不到一美分被用于管理這項計劃。然而,社會保障署(SSA)工作人員的數量與使用這個體系的人數相比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有困難和疑慮的人很難得到幫助。如本書第六章所描述的,社會保障署也正在艱難地面對巨量積壓的殘疾案的聽證會。
社會福利-政治與公共政策-第七版 作者簡介
戴安娜?M?迪尼托,獲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社會工作碩士和博士學位。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杰出教授,主要講授社會福利政策、酗酒和吸毒問題、社會調查、兒童教育等課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悉尼大學(澳大利亞)、塔林大學(愛沙尼亞)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涉及物質濫用、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以及社會福利政策。與人合著Chemical Dependency: A Systems Approach(4th Edition)和Social Work: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 Challenging Profession(3rd Edition)。
曾擔任社會職務有:美國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學會會員、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理事、物質濫用醫學教育和研究協會理事、得克薩斯酒精中毒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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