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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正視域下的農民工報道傳播模式變革 版權信息
- ISBN:9787310046058
- 條形碼:9787310046058 ; 978-7-310-04605-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社會公正視域下的農民工報道傳播模式變革 本書特色
★徐艷博士的著作研究的是新聞媒體如何引導社會在公正的前提下解決農民工問題,選題直面社會重大現實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重要的理論價值。 面對復雜的研究題目,作者在建構主義思想基礎上運用多學科理論把政府、媒介、農民工這幾個研究對象,歷史、現實、報道、政策等范疇有機的組織在一起,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開展研究,概括出了傳媒30年發展中傳播職能、傳播方式、傳播模式的變化,構建出媒介單向線性模式、雙向并行模式以及中心互動模式,這是傳播研究中的一個創新之舉。 ——申凡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
社會公正視域下的農民工報道傳播模式變革 內容簡介
《天外“求索”文庫:社會公正視域下的農民工報道傳播模式變革》共分8章,從歷史的視覺考察大眾傳媒在塑造中國農民工形象和記載農民工“公民”待遇實現的歷史進程,探尋了在農民工公正待遇和社會形象提升過程中的大眾媒介傳播模式和變化軌跡,提出如何對農民工進行媒介素養教育。
社會公正視域下的農民工報道傳播模式變革 目錄
第1章 中國農民工與農民工問題
1.1 農民工的產生及其概念衍進
1.2 中國農民工歷史發展與政策變遷
1.3 農民流動的階段及農民工公正待遇的逐漸實現
1.4 農民工政策議題及政策周期的變化
1.5 中國農民工社會公正地位的實現問題
第2章 社會公正、媒介角色與中國農民工報道
2.1 社會公正概論
2.2 關于媒介角色
2.3 關于中國農村大眾傳播媒介的研究
2.4 關于大眾傳媒與社會公正的研究
2.5 社會公正、媒介正義和農民工報道
第3章 主流媒體農民工報道的發展脈絡:以《人民日報》為例
3.1 農民工報道的概念
3.2 農民工報道的發展歷程:以《人民日報》為例
3.3 農民工報道媒介分期標準的確立
3.4 農民工報道的3個時期
第4章 報道初始期:生存權訴求中的媒介報道與傳播
4.1 社會背景及媒介報道的“他人公正”立場
4.2 農民工“生存權”求取期間的主流媒體傳播
4.3 議程設置:政府議程-媒介議程-公眾議程
4.4 傳播內容:“農民進城了”與“民工潮”
4.5 媒介話語:一元國家一宣傳話語
4.6 傳播社會效果:媒介歧視從形成到加劇
第5章 報道成熟期:發展權訴求中的媒介報道與傳播
5.1 社會背景及媒介對農民工“發展權”的報道與傳播
5.2 “發展權”求取期的主流媒介報道與傳播
5.3 議程設置新流向:媒介議程-公眾議程-政府議程
5.4 傳播內容:對農民工生存生活狀況的人文關懷
5.5 媒介新話語:精英話語和大眾話語
5.6 傳播社會效果:媒介歧視從加劇走向緩和
第6章 報道鼎盛期:融入權訴求中的媒介報道與傳播
6.1 社會背景及媒介對農民工“融入權”的報道與傳播
6.2 媒介農民工報道與傳播新特征:關注農民工融入權
6.3 議程設置新流向:公眾議程-媒介議程-政府議程
6.4 傳播內容: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
6.5 媒介新話語:公共話語和草根話語
6.6 傳播社會效果:媒介歧視走向消解
第7章 《人民日報》傳播模式和公正理念發展
7.1 《人民日報》農民工議題傳播模式總論
7.2 農民工媒介話語變遷中的社會公正
7.3 《人民日報》傳播理念發展:在回歸新聞本源中實現社會公正
第8章 農民工新聞報道未來發展和改革的若干問題
8.1 弱勢群體報道的媒介偏見及其修正
8.2 新媒介環境下的農民工媒介素養
參考文獻
致謝
社會公正視域下的農民工報道傳播模式變革 節選
《天外“求索”文庫:社會公正視域下的農民工報道傳播模式變革》: 李國慶(2005)指出農民的公正觀正在分化,并具有如下特點:首先,處于不同階層農民的公正觀念存在很大區別,相同階層的人對不同領域社會事實的認識和判斷標準也是不同的,具有多層次性。農民判斷社會公正的價值尺度可分為兩個層次,*為基礎的判斷尺度是社會習慣或曰“地方性知識”;當矛盾難以在村莊范圍內解決時,人們開始向村莊外部尋求解決對策,其中,政策支持是極為重要的,對不公,事件的*高裁決是法律性的,由法院做出裁決。其次,隨著農村經濟所有制的變化與職業分化,農民在經濟領域的公正觀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變化是從平等主義向能力主義的轉變。王曉毅在分析中國農民公正觀念的三種表達形式(上訪、轉移對象、直接沖突)以后,提出了建立協商機制的四點建議:**,讓農民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表達意愿,增加農民的表達機會,減少表達的成本;第二,強化社區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三,建立一套包容農民地方實踐的機制,不單純依靠外部強加的規則;第四,加強農村社會輿論的作用,讓街頭巷議重新發揮規范社會的作用。 在“社會公正與當代農民的表達”方面,王曉毅(2005)研究了普遍主義的制度安排何以往往與農民公正理念發生沖突。與通常人們認可的正規化制度有利于加強農民公正觀念的表達能力相反,王曉毅發現,如果忽視了農民的特殊利益,高度一致的制度安排可能只加強了一部分人的權力,而削弱了農民群眾的表達能力。在當代農村,土地糾紛和集體資產被侵占是造成社會不公的兩大問題。王曉毅發現,農村工業化導致的集體資產增加和農村土地被征用所帶來的土地資產增值迅速地擴大了村民內的貧富分化。由于公共權力介入這些變化的過程,因此對公共權力的不滿成為抗議不公正的焦點。 關于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研究方面,李和森(2004)認為,城鄉統籌是社會保障的應有之意。首先,它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其次,它是縮小日益擴大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統一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必經之路,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終發展目標。第三,整合現行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將農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實行全民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滿足基尼系數不斷提高條件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①。景天魁(2004)則就如何實現社會保障的城鄉統籌提出了建議。他認為,首先,應該像在城市一樣,在農村建立完善的*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在標準上可因地制宜;其次,要建立城鄉統籌的公共衛生和大病統籌制度,防止農民因病致貧,保障農民的健康權利;然后,在有條件的縣、市和省,鼓勵依靠自己的力量,開展其他符合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項目。在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政策和制度可以多樣化,不必固守現有的單一化做法。段明華也認為,城鄉統籌不是要求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不是要求社會保障的內容、方式和標準完全城鄉統一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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