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章太炎 節選

**章 苦治經學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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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就來給你們敘述這位偉人的生平。作為一部歷史作品，當然*好有一定的形象性，要盡可能地鮮明生動地展示人物的活動、語言和心理，不過我們注意到，有關章太炎的幾部年譜資料，他在20多歲以前的生活情況介紹，都過于簡略，甚至在許多年份，完全付之闕如，有限的一點資料，基本上是章太炎自己所提供的，其中主要陳述了自己的家世，以及排滿復漢思想如何在自己的閱讀和前輩的教誨中萌生，或許是文字過于崇尚樸質簡古，不愿多做鋪陳，致使我們無從接觸當時生活更多感性細節。魯迅先生是章太炎的學生，比他要小10多歲，他們有大體相似的時代背景和生活環境，而且地域也很接近，也許我們只能借助魯迅先生對早年生活的回憶，諸如讀書的書屋和兒童的興趣天地，來做一些懸想，但是我想這還是留給讀者諸君來做吧，至于本書，只能憑借有限的資料盡力敷敘，絕不敢忤逆真實性的天條。
　　另外還要說明的一點，是稱呼。章太炎*初的名字是學乘，字梅叔，“梅”與“枚”同音，所以又寫做枚叔，后來他改名炳麟，取義于“炳炳麟麟”，有向往光明之意。投入反清革命后又改名為章絳，字太炎，表明追隨清初反清思想家顧炎武（起初名“絳”）的決心。通行的是署章太炎或章炳麟。為敘述的方便，我們這里就一徑稱章太炎。
　　一部傳記就是主人公一生的故事，從他一落地，他的人生故事就開始了，所以我們看到，許多傳記的開始都會是這樣的：某年、某月、某時、某分，某地、某某家，“呱呱”一聲，出生了一個寧馨兒，這就是某某某，后來的一位偉人或奇人，全家都為之感到激動歡欣云云。我們不知道章太炎出生時，家里有何種氣氛，以及有何異常的反應，在他之前，家里已經有了好幾位仁兄，對他的到來，如果不是有何特別靈異祥瑞的表現，大約總不會引起較為持久的波動的。所以我們寧可避免這種不約而同的寫法，把一開始的場景，移至1883年章太炎16歲時。
　　16歲的章太炎，在這一年發生了什么事呢？
　　這是他要到縣城去參加童子試的前夕，那一天他突然發作了癲癇。
　　癲癇又叫羊角風，在人群中并不少見，我們在一份材料中讀到，美國人約有1％到2％患有癲癇。在有些家庭中患病的百分比，要比這個數字更高。通常這種病發作時，病人會突然摔倒在地，昏厥過去，不省人事，身體僵直或抽搐，往往持續幾分鐘左右。也有一種是更輕微的發作，只有幾秒鐘，而且只是童年時期才有，成人后即不再有。章太炎這次發作的癲癇，可能比較嚴重，著實讓大家為之感到緊張了一陣。余杭縣倉前鎮面對運河的章家老宅，頓時籠罩在一種憂慮沉重的氣氛里。
　　父親章濬（音俊）也從外面被人叫來了，他頗通醫道，知道這種病不甚關緊，只待他恢復過來，再給他開一方治暈厥的草藥，吃下就可以了。但是，他眉頭緊鎖，心事重重，夫人朱氏看出來了，便道：“孩子都這樣了，我看就不要去應試了吧，萬一在考場再發作……”
　　章濬說：“我也是在這樣想，但這件事關系太大，他還要不要這個前程，我還真不好一下拿定主意，讓我好好想一想。”
　　到縣城應童子試就是考秀才，考上秀才而后考舉人，考進士，即是一條做官的道路，即所謂仕途，這是那個時代，無數人夢寐以求的一條錦繡前程。縣試不完全等于今日的高考，但就其對一個年輕人來說，其重要性絕不亞于高考，不應縣試，就相當于不再參加高考，從此無緣于做官的臺階，這個決定確實非同小可。當然，這一次縣試不參加，下一次也還可以去，但對于患有這種毛病的孩子來說，只要去參加這樣一場又一場的考試，暈厥發作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因而家中的這個*小的男孩，或許必須放棄走這條路。
　　章家在余杭也是一個讀書的世家。章太炎的曾祖父章鈞，曾經是余杭縣學的“增廣生”。這個“增廣生”，雖然有些類似是“計劃外”的，而實際上也有定額，都是經過考試錄取的，后來他榮任縣學訓導，執教于本省海鹽縣。太炎的母親來自海鹽縣，想來與其曾祖父曾經在海鹽工作過不無關系。曾祖父不僅自己好學，而且也熱心興學、助學，他曾拿出一大筆錢，在余杭縣東門北首白塔寺前，創辦了一所“苕南書院”，又興辦過義塾，對族中子弟進行義務教育。
　　章太炎的祖父章鑒獲得過國子監生的資格，這大概相當于今天的北大學生資格了，但是按當時的制度，這只是一種身份，卻并不一定要去負笈就讀。章鑒好學博覽，收集了許多珍貴稀見的典籍圖書，“蓄宋、元、明舊槧（音欠）本（刻本）至五千卷”，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加上有清一代的各種出版物，真可以說擁有一座小型書城。
　　到章太炎的父親章溶，也不可能不是一個讀書種子，他讀書的成績應該說有勝乃祖乃父，考試的成績頗佳，一舉取得了廩生的資格，這差不多可以說是拿工資讀書，類似于今天的博士或博士后了。當然，章太炎的這些先輩，都沒有什么太顯赫的功名，但是，他們都不能不認同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向往和追求過功名，即使是他的父親章濬受過挫折，因為受到心懷嫉恨的小人造謠中傷，曾一氣之下退出考場，個中曲折究竟如何，我們已不得而知，而從他仍然創造條件讓兒子們去參加科考來看，他堅持要把這條路視為年輕人獲得遠大前程的首選。
　　章太炎兄妹加在一起有五人，長兄去世很早，第二個哥哥章籛（音件）要比章太炎大十六歲，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考上了舉人，三哥章箴（音真）也要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舉人，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在章太炎放棄縣試之后考上的，這足以說明，這個家庭并沒有拒絕當時科舉考試，章太炎放棄考試，完全是因為他的身體原因。當然促使父親章濬*后做出這個決定，也還會有其它一些因素，我們也不妨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上做一些考慮。
　　這即是社會上“洋務運動”的勃然興起，動搖了封建時代讀書人追求功名事業成就的單一路向，雖然還看不出章濬有讓章太炎棄科考而就洋務之類的意愿，但是讀書人不就科考也還可以選擇其它途徑以立身揚名，已成現實。章家雖經“洪楊之亂”，大傷元氣，他們逃難回到家鄉時，家里只剩了一頃左右的地（“家無余財，獨田一頃在耳”）但經過近二十年的生養積聚，已然又成為那一帶屈指可數的資財殷實的地主家庭。這個*年幼的多病的男孩，如果確實不宜于去科考試場上“闖關”，以獲取“做官”的前程，那么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衣食無虞，并進而謀求別種發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章濬是一家之主，這個決定的形成，也還一定與族中的其他關系密切的人交換過意見，大家咸認為這個決定并無什么違悖事理之處。
　　少年章太炎被告知這個決定，他的反應當然是非常高興。從現今的眼光來看，按八股來考試取士，也還是一種游戲規則，但毫無疑問是一種極為僵硬、枯燥乏味的游戲規則。做八股文必須從“四書五經”選題發揮，在入手議論時，要刻意編織出四段八股對偶的文字，除非是生性反常的孩子，恐怕不會有誰會喜歡這種強迫性的學習和考試。更何況考試一場又一場，光“童子試”就會有五場之多。“童子試”，顧名思義是稚氣未脫的童子們參加的考試，而實際上，座中祖父輩的白發蒼蒼的考生不乏人在，目睹這種場景會帶給人一種相當凄然的人生感觸。以畢生精力在科舉考場上拼搏的這些人，他們的青春和生命價值就是這樣被銷蝕殆盡，這種科考的意義，怕只能以“將人變成鬼”來形容。或者正如康有為所說的：“徒令其不識不知，無才無用，盲聾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長平趙卒四十萬，尚十倍之。”秦將白起活埋掉趙國兵卒四十萬，是何等慘絕人寰，這種科舉殺人，比之還要過十倍也不止！然而，對于少年好勝的考生來說，冀圖以考試的優異成績證明自己的高智商并獲得贊譽和榮顯，應是一種未可低估的驅動力，但是這種考試的勝出者，既不個個都是卓越的人才，而名落孫山的失意者，也并不都是低能兒。
　　人的一生常常是為一個決定所完全改變的，不管怎么說，如果不是這個決定，章太炎繼續沿著攻習舉業的道路走下去，他也許會和他的各位兄長一樣，終于獲得舉人、進士和進士以上的功名，運氣好的話，成為風雨飄搖的滿清朝廷的一個末代官僚，但是，近代中國將失去一個革命的吶喊者和文化的巨匠。
　　多少年以后，章太炎自己在回憶這一段往事時，固然記述了自己是被動地被“決定”者，同時，也強調了他極為個人化的興趣指向：“年十四、五，循俗為場屋之文，非所好也，喜為高論，為《史》、《漢》易及，揣摩入八比，終不似。”“場屋之文”、“八比”即是科舉考試之文，他明言是不喜歡的，但他還是要隨大流去做。有意思的是，少年章太炎并不像比他晚十來歲的魯迅那樣，喜好一些被人們稱之為“小傳統”的東西，如《山海經》和民問傳說之類，即使是偏離科舉文體，也還是不脫大傳統的語境，這大概還是和章太炎所處的時代環境和社會、家庭環境有關。父親發現他有這種傾向后，曾經諄諄告誡他：“爾文思倜儻，學古非難也，以入制義（按：亦科考八股之文的一種說法），則非童子所應為。”八股要求從“四書”獲得議論的題材和思想，否則便會有離經叛道之嫌，少年章太炎喜歡《史記》和《漢書》，競想將從這兩部著作中獲取的靈感和命題裝入八股的載體之中，這是不被允許的。章溶的信念似乎是，你要不練八股就不練，可不能破壞規矩，胡來亂練。
　　至此，我們應該將章太炎早期所受的教育狀況做一補敘。他的陰歷生日是戊辰年的十一月三十日，從陽歷說是1869年1月12日。1873年他五歲那年開始接受啟蒙教育。幾年之后，即在1876年章太炎八歲時，他的外祖父朱有虔先生離開海鹽縣家鄉，來到余杭倉前章家為他做專任教師，所授的課程主要是讀經。這一教就是四年，“時雖童稚，而授音必審，粗為講解”。課程教得極為認真，而章太炎也就由此“稍知經訓”。接下來是外祖父回海鹽老家去了，改由其父章濬親自執教，所教的則主要是律詩和科舉文字，到我們前面所說他應去應“童子試”的時候，這種教育他整整接受了長達十年之久。從我們現有接觸到的材料看，這種教育中，幾乎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時代信息和社會內容。
　　客觀上說，這一段時間雖然洋務運動已經頗成氣候，但是封建傳統文化的勢力和影響依然十分頑強深固，大多數讀書人埋頭舉業或研讀經書而不知其它（這種情況需到甲午戰爭后，方有較大的改變），余杭章家可以說是這種背景的一個縮影。倉前鎮離浙江首府杭州不過幾十里路，當時看來還是相當閉塞，章太炎后來談到自己早年的生活時，很少提到有關洋務的事情。事實上，這個時候，所謂洋務已不局限于與外國辦理外交事務，而是模仿和學習西方的技術，興辦實業，甚至也開始譯書、辦學堂、議論變法了。和外國人已經愈來愈多深入內地與中國人雜處同步，西學也愈來愈多介入到人們的生活中，一些人已經從中西強弱的對比和滿清政府腐敗無能的現實中，產生了對滿清統治合法性的懷疑，然而，章太炎只是在多處談到，這個時期，他還是從自己的閱讀經驗，以及與老師的交談中，萌生了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例如，他談到自己有一次和外祖父的談話：“余十二、二歲時，外祖朱左卿授余讀經，偶讀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義’。余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日：‘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余日：‘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闖。’外祖日：‘今不必作此論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觀之，可見種族革
命思想原在漢人心中，惟隱而不顯耳。”_可見，即使是這種族革命思想，也是源于“夷夏之防”的古老傳統和語言，是他自小閱讀大量史籍所獲得的。
　　少年章太炎不再去科場趕考，但并不意味他擺脫了封建傳統教育的樊籠，還有另一條路在前面等待著他，那就是“研精學術，忝為人師”，而學術，在當時主要就是指經學。所謂“經”，就是那些古代傳下來的堪作為人們道德倫理規范，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字。具體地說，從孔子起到宋代，由六經增加到九經、十二經，直至十三經，計含《詩》、《書》、《儀禮》、《周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轂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而所謂經學，則是鉆研，了解并進而詮釋這些經典的學問。可想而知，這些學問也是相當枯索乏味的。章太炎在放棄了八股文的練習之后，曾有過一段小小的“解放”，即所謂“泛覽典文，左右采獲”，特別是“任意瀏覽《史》、《漢》”，但是為時不久，他就經長兄章篾指點認識到，“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必須從文字學、音韻學人手，逐字逐句地解讀，才有可能準確無誤地把握和宣講古代圣賢們的原文真意。
　　十多年后，章太炎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
　　年十七，瀏覽周、秦、漢氏之書，于深山喬木間，冥志覃（音談）思（深思），然后學有途徑，一以荀子、太史公、劉子政為權度。持此三子以觀古今中外之冊籍，有旁皇周浹（意為遍及）者曰知之矣。涉是日近之矣。吐言相戾，陳義不相應，則以為未知楚夏，不在六藝之科。會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音寨，病也），而思以古之道術振之。蓋自三子以后，得四人焉。日蓋次公、諸葛孔明、羊叔子、黃太沖。之四人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然大要知君民之分際，與親仁善鄰之所以長久，而不肯以殘夷割剝、陵轢（音利，欺凌也）元元（庶民也）者，則數逾千祀（此處意為年），風期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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