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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學諫往錄 本書特色
《問學諫往錄》是作者蕭公權在結束42年的教學生涯后，從家庭婚姻、治學門徑、政治理念、民族情感和人格修養等方面，追述畢生求學、教學經歷的回憶錄，向讀者展示了一位學人不平凡的人生歷程，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問學諫往錄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結束42年的教學生涯后，從家庭婚姻、治學門徑、政治理念、民族情感和人格修養等方面，追述畢生求學、教學經歷的回憶錄，向讀者展示了一位學者不平凡的人生歷程，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問學諫往錄 目錄
引言
一、家鄉與家世
二、蒙師與業師
三、青年會中學的師友
四、清華兩年的收獲
五、問學新大陸（一）·密蘇里大學的三年
六、問學新大陸（二）·康乃爾大學的三年
七、歸國途中
八、上海六個月
九、教學相長（一）·南開東北燕京五年半
一○、教學相長（二）·清華五年
一一、漂泊西南（一）·從北平到重慶
一二、漂泊西南（二）·糊口于四校
一三、漂泊西南（三）·成都九年半
一四、何莫學乎詩（一）·誼兼師友的吳雨僧
一五、何莫學乎詩（二）·朱佩弦及其他詩友
一六、是亦為政（一）·談教育
一七、是亦為政（二）·談憲政民主
一八、轉徙東南
一九、萬里寄蹤（一）·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上）
二○、萬里寄蹤（二）·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下）
結語
后記
一、家鄉與家世
二、蒙師與業師
三、青年會中學的師友
四、清華兩年的收獲
五、問學新大陸（一）·密蘇里大學的三年
六、問學新大陸（二）·康乃爾大學的三年
七、歸國途中
八、上海六個月
九、教學相長（一）·南開東北燕京五年半
一○、教學相長（二）·清華五年
一一、漂泊西南（一）·從北平到重慶
一二、漂泊西南（二）·糊口于四校
一三、漂泊西南（三）·成都九年半
一四、何莫學乎詩（一）·誼兼師友的吳雨僧
一五、何莫學乎詩（二）·朱佩弦及其他詩友
一六、是亦為政（一）·談教育
一七、是亦為政（二）·談憲政民主
一八、轉徙東南
一九、萬里寄蹤（一）·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上）
二○、萬里寄蹤（二）·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下）
結語
后記
展開全部
問學諫往錄 節選
一、家鄉與家世
我們蕭家的祖籍是江西省中部偏西位于贛江西岸的泰和縣，但我卻出生于江西南部離梅嶺不遠的南安縣（今名大庾縣）。那時先祖父星北公任南安縣教諭。先父丕侯公，先母湯夫人和兩位未出嫁的姑姑隨侍在任所。我出生的日期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初六日，當公歷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民國三十七年夏末我在南京辦理出國手續，外交部的職員在我的護照上把十一月誤寫作十二月。我只好將錯就錯，把生日改晚一個月。）先母生了我約一個月，不幸便病故了。這沒有母親的嬰兒由兩位姑姑帶養。不久以后先祖辭官回籍，兩位姑姑先后出嫁。到我六歲的時候先祖棄養，先大伯父唐侯公，先四叔烈侯公，先五叔威侯公從四川省奔喪回籍，會同先父辦理喪葬大事。大伯父見我乏人領帶（先父尚未續娶），他那時還沒有兒子，商得先父同意，于喪葬完畢后帶我同他去四川西部的崇慶州（兩年后搬到川東的重慶“巴縣”）。于是我便永遠離別了故鄉。因為我久居重慶，至今說話還帶著一點川東的口音。泰和的“方言”雖能聽懂，卻不會說。無怪有些人誤認我是四川人了。
泰和縣北門外和西門外的鄉間有兩個同姓不同宗的蕭族。我們這一族世居縣西的千秋鄉上田村。照族譜的記載，我們的遠祖是西漢**任的宰相蕭何。（其實年湮代遠，這是否事實，無法確定。）居住在河南省的后裔，于北宋末年南遷，在泰和縣落籍。上田村地勢不高，贛江每三五年泛漲一次。村里的住戶（全是蕭姓族人）照例避居樓上，水退之后才能下樓。好在準備有素，因漲水而受到的損失并不嚴重。這種樓居避水的生活我尚約略能夠想起。
上田蕭族人口眾多。村中的建筑各房各家大小不一的住宅外，還有幾座合族及分房的祠堂，和族曾祖蒲郵公創議興建的藏書樓一所。據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說，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之后，浙江大學避寇內遷，曾在泰和縣停留了一些時候。隨校遷徙的教職員學生借用上田村蕭族的“公”“私”房屋作為臨時的教室和宿舍。（他那時在浙大任教，后來到美在華盛頓大學任教。）我們的族人多數守著傳統習慣，或耕或讀。“治舉業”的雖大有人在，但中鄉舉或進士的卻為數無多。我的一位族兄（名焱文）讀書“過目不忘”，經史百家的書籍，多能隨口背誦。但十幾歲“入學”以后便“困于場屋”，毫無進展。先祖父“人泮”以后，屢試不第，因此絕意仕進，并鼓勵子侄輩棄儒就商。
蕭族在“功名”上雖少成就，在商業上卻有不尋常的發展。嘉慶道光年間有幾位祖先開始沿長江西上，遠入川西，往來販運各地物產。長期努力經營，業務逐漸擴大。到了光緒中葉，“怡豐號”成了一個著名的商號。華西華中各地（包括重慶、漢口、長沙、揚州）都有分號。怡豐號除大規模運銷長江上下游各省出產的重要商品以外，也兼營淮岸官鹽的運銷。我的兒童時代正值業務盛極將衰的時期。這坐落在重慶城內陜西街的商號只經營大宗批發，并不做“門市生意”，因此怡豐號的建筑格式與一般商店不同。這是一幢廣庭深院，高樓大廈的建筑。前門開向陜西街，后門開向曹家巷。重慶是一座山城。曹家巷的后門是在*后一進房屋二層樓的背面。前幾進的房屋是重慶分號的“辦公室”、“會客室”、“餐廳”，和“店員”、“學徒”、各項仆人等的“宿舍”。后幾進的房屋是分號老板（經理）和家屬的住宅。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大伯父由崇慶州分號經理升任重慶分號經理。我隨著他全家遷居陜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統元年（一九○九）怡豐號決定歇業，才搬出去，在城內玉帶街馬家巷一處較小的宅子居住。陜西街住宅*令我留戀的地方是*后一進三樓左側一個面積十余方丈寬大平坦的“屋頂花園”。天氣晴朗時大姐、二姐（大伯父母的兩個女兒）和我常常上去玩耍眺望。重慶南岸的山嶺，江上往來的船舶都清晰可見。陜西街房屋各處門上廳柱上有不少石刻或木刻的對聯。我現在尚能憶及的只有兩副：其一是“譜傳酂國，派衍蘭陵”。另一副是“文習六經，武習七經，歷代勛猷有師法；男修九德，女修四德，一家雍肅得光昭”。民國二十六年秋末我避日寇，由北平經濟南、漢口到重慶，在馬家巷的舊宅暫住了一月余。那時大伯父母早已棄養。大姐二姐也都早已出嫁。大姐夫蒲叔葆（名殿位，是曾任一九。九年十月中旬開幕的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的三弟）也已經病歿。大姐帶著一兒一女寄居于此。暢話家常，不勝感嘆。陜西街怡豐號的舊址租給了憲兵第三團。我曾在陜西街上走過一次，只好“過門不入”了。
怡豐號歇業，據我推測，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庚子拳亂”以來全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形都在轉變。舊式的商業，無論其規模怎樣宏大，逐漸不能應付新局勢。其二是怡豐號是一個純粹“家庭”企業的組織。蕭氏族人志愿經商經過“學徒”式的訓練而有成就的都可以參加業務，升任各分號的“老板”。他們與雇用的店員并肩工作，但他們不是雇員而是“所有人”。他們既然有決定業務方針的力量，他們的行動便直接影響業務的盛衰。在開創和發展的時期，一些兼具“股東”和“經理”身分的族人大都小心謹慎，克勤克儉，努力工作。但是后繼的人豐衣足食，甚至“養尊處優”，忘記了前人創業的辛苦艱難，不僅不能盡心于業務，甚至沾染浮華，從事揮霍。于是營業漸趨不振。主持總號的族曾祖篠泉公相機立斷，在辛亥革命的前兩年決定停業。正式停業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聲中把高懸在陜西街前門上“怡豐”兩個金字的橫額取了下來，結束了一百多年締造成功的商號。
蕭氏族大人多，但與我接觸較多，給我印象*深的是“本房”的幾位尊長和弟兄。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經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頗為憐愛。兩位姑姑出嫁以后，他對我更加著意照料。天氣晴朗的時候他時常領我到村中各處散步，一面走一面講些往古名人的事跡。走到村里的“市街”照例買一點糖果給我吃。他逝世時得年不過六十一二歲。某一天下午客人來訪，他送客出門以后，端坐在中堂的椅上“無疾而終”。童蒙無知的我還要拉他起來，帶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習商。四十多歲的時候升任怡豐號重慶分號的經理。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職位。他辦事精明，交游廣泛。商界人很少不認識或不知道“三老板”。（他有兩個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雖是先祖父的長子，卻排行第三了。）在怡豐號停業若干年前，他捐了一個“候補道”，并曾晉京“引見”。當地的長官，川東兵備道，重慶知府，巴縣知縣，到任以后照例到怡豐號來拜訪，此外也偶爾互相往來。這種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聲氣的情形，在十九世紀以前尚不多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卻逐漸普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時重慶唯一的報館當主筆。他盡情揭發當地官吏的“黑暗”，觸怒了他們，被加上了“亂黨”的“罪名”，逮捕入獄。他的太太與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識，到怡豐號來求救。先伯父探明他并非亂黨，便去拜訪知府，代他疏解。不料這一來反斷送了卞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監牢的獄吏把他害死，卻報稱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為謹嚴。記得我在八九歲的時候，像一般淘氣的兒童一樣，時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見了便叫我站住，嚴詞譴責說：“這樣沒規矩，不像一個斯文人，將來只好去抬轎。”后來見我讀書尚知用心，有時候背著我稱許我。他曾說“可惜科舉廢了。否則舉人進士這孩子應當有份的。”（他捐了道員之后，替我捐了一個“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歲送我進京去“就職”。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無官一身輕”了。）他不惜重金，延師教讀。雖然兩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學，他的主要目的還是在培植我。從我到崇慶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們都在家里讀書。民國三年的夏天我壯著膽向他表示，想去進新式的學堂肄業。他當時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他便親自送我到上海去投考學堂。
我的父親與我接觸的時問較短。他似乎不曾參加怡豐號的業務。他的生活事跡我所知道的實在極少。光緒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慶州怡豐號的住宅內。那時他已續娶。我跟著我的生父和繼母在那里同住了兩年。當大伯父帶著我去重慶時，先父繼母仍留在崇慶，兩年之后才搬到重慶。當他三十二歲的時候，便因肺癆病歿于陜西街怡豐號住宅內。臨終的前兩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聲地囑咐我，大意說，“大伯父要你過房承繼，我當然很放心，但也很舍不得。我平日時常出門在外，不能多照顧你，我現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讀書。你如愿意經商也好。無論讀書經商，總要腳踏實地，專心努力去做。此外我望你將來成家立業，要看重家庭，看重事業，不要學我的榜樣。我多年來東走西奔，沒有成就，于人于己都無益處。”十二歲的我在當時不能完
全體會這些話的意義，雖然也感到傷心落淚。我雖不能做到他所期望于我的一切，但我此后幾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遺囑的影響。
喪葬完畢之后，繼母命我幫助清理先父的書札和其他遺物。怡豐號某職員說“五老板”在堆棧中存有一個大木箱，并伴同我去開看，結果發現其中盡是在日本出版的《民報》。這許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從何而來？我無法知道。先父是否與同盟會通消息？或者他與同盟會并無關系？這些刊物是由別人交給他代為存放？平日和他來往的幾個日本人是否與這一箱書有關？這些疑問都無解答。我當時童蒙無知，并不曉得《民報》是革命黨的刊物。我拿去給我們的廖老師（大伯母的異母弟）看，他說：“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燒掉。”我因愛這些刊物的內容奇異，印刷精美，偷著留存了一套（**至第四期）背著人翻閱。其中不少“非常異義”看了不懂，不敢去問老師，只好存疑俟解。
七叔（在本房中排行第五）繼大伯父任崇慶州分號老板。我在崇慶州的時候日常和他見面。他自己有四個兒子，但看待我同他們完全一樣，買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樣給我一份。他雖然自幼參加怡豐號的業務，但對于傳人中國不久的“西學”，尤其是“格致”發生了濃厚興趣。江南制造局和歐美駐華教士等所譯著的格致書籍（特別是關于化學的刊物）他盡力收集，細心研讀。不久之后他竟能“無師自通”，作小規模比較簡單的化學試驗。在崇慶州住宅中辟了一間較大的房屋作為他的試驗室，羅列了許多化學藥品和儀器。他*大的成功是用科學方法釀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漢口請專家鑒定。據說其品質不在煙臺張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競有過之。朋友們勸他出資設廠，擴大釀造，與張裕競爭。他也同意，著手進行。辛亥革命爆發，四川省內也發生了“護路”的風潮，大局動蕩，籌備的工作便停頓下來。民國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長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輩不經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國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國四年我到上海進學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后來凡從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學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在民國六七年間同時留住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個兒子（長子伯昭曾留學日本和美國，短期從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學）整整是十個人。那時他已經從虹口搬到民厚里。樓下的寢室都成了“學生宿舍”。開飯時一老十少滿滿地坐了一大圓桌。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嚴，期望他們也甚殷。他氣象嚴肅，不茍言笑。我們對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間也大膽和他開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樂（我們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點心，回家晚飯時食量大減。他老人家便說：“平常罵人不中用，說這是個飯桶。假如一個人連飯都不能吃，那豈不是比飯桶還不如嗎？”我們肅然靜聽，心照不宣。過后伯昭（我們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歲早死了）提議：“我們明天晚飯，一齊大顯身手。”果然，屆時菜飯上桌，全體落座，他老人家舉起筷子說，“吃罷”，這十名健將“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鐘桌上的菜如風卷殘云，一掃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廚子叫來說“菜不夠吃，快添來吧。”民國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華學校，他十分高興。聽說我從上海到在崇慶州住宅中辟了一問較大的房屋作為他的試驗室，羅列了許多化學藥品和儀器。他*大的成功是用科學方法釀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漢口請專家鑒定。據說其品質不在煙臺張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過之。朋友們勸他出資設廠，擴大釀造，與張裕競爭。他也同意，著手進行。辛亥革命爆發，四川省內也發生了“護路”的風潮，大局動蕩，籌備的工作便停頓下來。民國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長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輩不經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國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國四年我到上海進學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后來凡從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學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在民國六七年間同時留住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個兒子（長子伯昭曾留學日本和美國，短期從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學）整整是十個人。那時他已經從虹口搬到民厚里。樓下的寢室都成了“學生宿舍”。開飯時一老十少滿滿地坐了一大圓桌。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嚴，期望他們也甚殷。他氣象嚴肅，不茍言笑。我們對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間也大膽和他開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樂（我們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點心，回家晚飯時食量大減。他老人家便說：“平常罵人不中用，說這是個飯桶。假如一個人連飯都不能吃，那豈不是比飯桶還不如嗎？”我們肅然靜聽，心照不宣。過后伯昭（我們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歲早死了）提議：“我們明天晚飯，一齊大顯身手。”果然，屆時菜飯上桌，全體落座，他老人家舉起筷子說，“吃罷”，這十名健將“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鐘桌上的菜如風卷殘云，一掃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廚子叫來說“菜不夠吃，快添來吧。”民國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華學校，他十分高興。聽說我從上海到北京（后來改名北平）的路費還沒著落（大伯父遠在重慶），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買好火車票，并給我一些零用錢。民國九年夏天我在清華畢業，回到上海，準備赴美。他明知學校發給每名畢業生五百銀元的治裝費，卻另外給我百元，表示他對我的獎許。我上船的那天，他又親到碼頭來送我。不幸他在我回國的前兩年病故。十五年秋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去“拜見”他了。
問學諫往錄 作者簡介
蕭公權（1897-1981）是上世紀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政治學家，江西南安(今大庾縣)人。早年就讀于清華大學，后赴美留學，專攻政治哲學；在康奈爾大學以《政治多元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后，他一直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歷任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四川、光華、臺灣、華盛頓等大學教授。在教授政治學、法哲學、中西政治思想史、中國社會制度等課程的同時，著述頗豐，主要有《康有為思想研究》 、《中國政治思想史》 、《政治多元論》 、《憲政與民主》 、《中國鄉村》、《翁同龢與戊戌維新》等。1948年4月蕭公權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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