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 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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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子春秋》是記述春秋末期齊國名相晏嬰言行的著
作。長期以來，無論是對該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還是對
該書的思想體系，學術界都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對這
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以期得出比較接近于事實的
結論。
    一、關于《晏子春秋》的作者及成書年代
    關于《晏子春秋》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大致有如下幾
種說法，現分別予以評介。
    一說為晏嬰本人所作。《隋書·經籍志》：“《晏子春
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按該書一些章節記載了晏子臨
終及死后的事情，一些篇章的結尾有“晏子沒而后衰”之
類的話，而該書敘事時提到晏嬰一律稱“晏子”(稱“子”乃
是尊稱)，均可證明該書非晏嬰本人所撰。
    一說為墨家后學所著。主此說者以唐代柳宗元為代
表。他說：“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
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
(《柳河東集》卷四)首先，《晏子春秋》中所表現的非樂、節
用、非厚葬久喪等，大都是有為而發，其實質與墨子的主
張并不完全相同；相反，在對待天帝鬼神災異等的態度
上，更與墨子明鬼的主張大相徑庭。其次，書中言及墨子
稱頌晏子的話僅兩見，而說到孔子稱頌晏子的地方卻有
八處之多，很難想象，在儒、墨兩個學派嚴重對立、激烈詰
難的情況下，墨家后學會在自己撰寫的著作中宣揚非墨
家學派的主張并對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大加贊揚。因
此，說該書為墨子之徒所撰寫，難以令人信服。
    一說為六朝后人所偽造。清管同說：“吾謂漢人所言
《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后人偽為者耳……其文
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后人為之者歟?”(《因寄軒文集》)其
根據只有一條，即《史記·管晏列傳》所說的“其書世多
有，故不論，論其軼事”，而《列傳》卻載有“薦御者為大夫”
“脫越石父于縲紲”事，由此推斷出司馬遷所見《晏子春
秋》無此二事，從而得出后世所傳《晏子春秋》為后人偽造
的結論。所謂“軼事”，指不見于正式記載的事跡。司馬
遷所舉的兩件事，當屬民間流傳的*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的故事，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太史公才選入本傳的，不
必認定即為當時的《晏子春秋》所不載。類似的情況如，
管仲與鮑叔事，本傳詳載，而《管子》中亦有記載；曹劌會
盟劫桓公事，本傳與《管子》俱有記載，不能由此得出《管
子》由漢代以后人偽造的結論。*能說明非六朝后人偽
造的，是前此一些著述中對《晏子春秋》故事及文句的引
用。王充在《論衡·書解》中就曾明確指出：“管仲、晏嬰，
功書并作。”西漢時代的著作如《淮南子》《韓詩外傳》《說
苑》《新序》《列女傳》等亦多次稱引，更被著錄在《漢
書·藝文志》里?？梢妭巫髦f絕難成立。
  影響較大的是今人吳則虞的說法。他在《晏子春秋
集釋·序言》中說，《晏子春秋》的成書，“極有可能就是淳
于越之類的齊人，在秦國編寫的”。成書年代“大約應當
在秦政統一六國后的一段時間內”。吳先生確定成書年
代的依據主要有三條：一是“先秦諸子書中沒有像《晏子
春秋》這樣，整部書全用短篇故事組成的”。二是從引
《詩》看，“《晏子春秋》的引《詩》與《齊詩》并不相同，而恰
恰與《毛詩》同一學派”，因此，“成書年代自然應較晚于毛
亨”。三是《晏子春秋》有“擊缶”的記載，而“秦人把‘缶’
作為樂器，這自然不是齊國的風俗了”，故可說明成書的
時間地點。關于**點，全用短篇故事組成的書，在先秦
早就有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
書《春秋事語》，記齊、魯等國史實，全用短篇故事組成；傳
世的《國語》，所記春秋時期各國史實亦均由短篇故事組
成。史書可由短篇故事組成，個人專集當然也可由短篇
故事組成。說到引《詩》問題，實際情況是，不只是《晏子
春秋》，就是其他先秦著作的引《詩》，往往都帶有隨意性。
稱引者一般并不嚴格遵照所引詩句的原意，而常常是取
其相近或相關的一點，借以申明自己的主張或看法，稱引
者的立腳點不同，選取的角度不同，對詩句的理解自然不
會相同。我們很難由于對《詩》的理解不同，就一定要分
出誰是齊詩派、毛詩派，或者魯詩派、韓詩派。況且，《晏
子春秋》所引詩句，亦有今本《詩經》所未載者，而文字有
出入者就更多，流傳下來的只有毛詩，由此倒是可以得出
相反的結論，即《晏子春秋》的成書年代當早于毛亨的時
    在自然觀上，《晏子春秋》表現了樸素的唯物論和辯
證法的觀點。對盛衰生死，晏子認為，“夫盛之有衰，生之
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外上》
二)。就是說，有盛有衰，有生有死，是自然界的規律；世
間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對待彗星等異常天象及干旱疾病等災禍，晏子認為禳除
祈禱是無益的，重要的在于修文德，節嗜欲，寬政愛民。
這些，都含有樸素唯物論的因素。在君臣關系上，晏子兩
次提到“和”與“同”的問題。他把不問是非，一味順從君
主稱為“同”；而“和”則是：“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
否。”能夠看到問題的兩個方面，認識到事物對立統一、相
輔相成和相反相成的關系，無疑具有辯證法的因素。
    在思想學術方面，《晏子春秋》雖然難歸入某一學派，
晏嬰本人的思想在當時也沒有形成獨立的流派，但從該
書所反映出的政治思想傾向看，晏嬰以“重民”“民本”為
核心的思想以及一系列經世致用的主張，卻代表了新興
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人民
的愿望。
    結合歷史的教訓與現實的經驗，晏子深刻認識到，統
治者“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
賤于害民”(《問上》二十二)。他對齊景公“與民為讎”、
“不顧民而忘國”的行為多次提出批評，警告說：“今君不
革，將危社稷。”(《諫下》八)并尖銳指出：“君得罪于民，誰
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諫上》十三)
民誅”觀點的提出，不單對國君，對整個統治階級也是嚴
正警告。基于這樣的認識，晏子提出了可貴的“民本”觀
點：“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義，謀之法
也；民，事之本也。”(《問上》十二)“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
正者，以民為本也。”(《問下》二十一)“民本”觀點的提出，
與晏子“世民”的出身，與他長期“近市”居住對民間疾苦
有較深的了解，與其所處的時代以及長期從政的實踐，都
有一定的關系，可以這樣說，重視人民的作用，政令以民
為本，是晏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以“重民”“民本”思想為
核心，晏子提出了一系列進步的主張：
    薄賦斂，省徭役，以減輕人民負擔。晏子多次批評景
公“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問
上》七)，“興事無已，賦斂無厭”(《外上》三)，反復強調要
“儉于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
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
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問上》二十六)，指出君主應該“飽
而知人之饑，暖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諫上》二
十)，諫止景公修建大臺、長廉、鄒之長途之役，解除了人
民沉重的徭役負擔。
    減輕刑罰，反對殺戮無辜。針對景公“藉重而獄多，
拘者滿國”、對人民“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
“誅謬如仇讎”的殘暴行徑，晏子不斷予以批評，認為執政
者應該“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
以加罪”(《問上》十七)，指責景公濫施刑罰，以致弄得市
場上“踴貴而履賤”，明確提出省刑罰的主張：“弛刑
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這在客觀上起到
了減輕人民痛苦、保護人民生命的作用。
    舉賢任能，反對信用讒佞。晏子反復強調，賢君治理
國家的原則是：“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從邪害民者有
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問上》十七)認為“有賢而不知”、
“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是國家不吉利的事；而得賢的方
法是“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問上》十七)；“無以靡曼辯
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通則視其所舉，窮則
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問上》十
三)。晏子認識到人無完人，對人不可求全責備的道理，
他說：“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遍成。”“故明王
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
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問上》二十四)對結黨
營私之徒，讒佞諂諛之輩，晏子深惡痛絕，把這些人比作
社鼠猛狗，認為他們是治國之長患。像這樣，既講舉賢任
能，又明確提出賢能之士的標準，就把尊賢使能的思想提
到了一個新高度。
    廉潔節儉，并身體力行。對景公的窮奢極欲，晏子敢
于犯顏強諫。對私欲和富利，他認為應當加以限制，如果
無節制地追求滿足私欲和得到富利，就會遭受禍害。據
此，他提出了“廉者，政之本也”的卓越論斷。基于這樣的
認識，晏子本人雖身居相位，卻一直過著節儉乃至清寒的
生活。他多次拒絕景公的賞賜，反對更換、改建自己的簡
陋住宅，甚至堅持交出自己的俸祿、食邑和車輛。他之所
以能夠做到“貧而不恨”，甚至心甘情愿地“以貧為師”，是
因為對廉潔節儉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可以潔下。”即
以自己的行動影響下屬，使下屬廉潔節儉；為國民做表
率，以防止世風的侈靡，其用心可謂良苦矣。
    以禮治國，以禮治民。作為社會行為準則和道德規
范的禮，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內容。晏子認
為，禮“可以為國”，可以“御民”，其具體內容則是：“君令
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
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
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
婉，禮之質也。”(《外上》十五)實際上是把它作為調整統
治階級內部以及對立階級之間乃至人與人關系的手段，
目的在于維護和加強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諧調社會各
成員之間的關系，這在當時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
    總之，《晏子春秋》所表現的“重民”“民本”思想以及
晏子的一系列經世致用的主張，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的
根本利益，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因此，
《晏子春秋》是先秦諸子中一部重要的著作，而晏子作為
人治社會“賢相”的代表，其思想主張在今天也仍有一定
的借鑒作用。
    三、關于《晏子春秋》的版本
    史書中*早提到《晏子春秋》書名的是《史記·管晏
列傳》：“太史公日：‘吾讀管氏《牧民》《山高》……及《晏子
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惜乎語焉不詳，連篇數亦未言
及。劉向《敘錄》稱所見內庫所藏及太史所藏共三十八
篇，八百三十八章。刪除重復的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
章，定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經劉向整理、編輯之后，《晏
子春秋》才得以完整的面目流傳下來。劉歆《七略》謂
“《晏子春秋》七篇”，《漢書·藝文志》謂“《晏子》八篇”，或
稱《晏子春秋》，或稱《晏子》，當是一書二名；或言七篇，或
言八篇，當是分、合《外篇》使然。元刻本共八卷二百十五
章(當為明活字本之祖本)，至清初已亡佚。明代出現了
活字本及一批刻本，較有影響者如明活字本(商務印書館
曾據以影印)、綿眇閣本(為《四庫全書》所收，內篇分《諫
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分
上、下二篇，與《漢書·藝文志》八篇之數相合)、歸有光評
本(即《百二十子》本，不分卷)。清代主要有經訓I堂本(八
卷，孫星衍刊)，指海本(七卷，錢熙祚校刻)。清代以后出
現了一批校注本，如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文廷式《晏
子春秋校本》、近人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收入《諸子集
成》)，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本書原文以明活字本及孫星衍刊經訓堂本為主，校
以其他舊刻本，并參考諸家校說及類書所引，反復比較，
擇善而從，以期使之盡可能接近于原貌。
    作者
    2007年10月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
    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
    晏子關于臣子侍奉君主“有難不死，出亡不送”
  的回答看似有悖常理，實則隱含真理：臣子的話如果
  被采納，君主終身都不會遇難，臣子怎么會為君主殉
  死?臣子的謀略如果被聽從，君主終身都不會出亡，
  臣子怎么會為君主送行?所以，忠臣能給君主獻良
  策，而不與君主一起陷于死難境地。
景公問于晏子日：“忠臣之事君也何若①?”
晏子對日：“有難不死②，出亡不送。”
注釋：
①事：侍奉。
②有難不死：指君有難，臣不死，即臣不殉君難。下句“出亡
  不送”指君出亡國外，臣不送行。
譯文：
    景公向晏子問道：“忠臣怎樣侍奉君主?”
    晏子回答說：“君主遇難不為他殉死，君主出亡不為他
送行。”
    公不說，日：“君裂地而封之①，疏爵而貴之②，
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
    對日：“言而見用③，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
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
死之，是妄死也④。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
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⑤，不能與君陷
于難。”
譯文：
    景公不高興地說：“君主分割土地封給臣子，分封爵位讓
臣子顯貴，君主遇難卻不殉死，君主出亡卻不送行，這可以叫
做忠嗎?”
    晏子回答說：“說的話如果被采納，君主終身都不會有
難，臣子怎么會為君主殉死呢?計謀如果被聽從，君主終身
都不會出亡，臣子怎么會為君主送行呢?如果說的話不被采
納，君主有難，臣子為君主殉死，這是白白地送死；計謀如果
不被聽從，君主出亡，臣子為他送行，這是虛偽。所以忠臣能
給君主獻出好的計謀，不能跟君主一起陷于死難的境地。”